中國民主黨加拿大委員會成員張昕偉（前排右一，持話筒）於1989年5月20日走上上海街頭，聲援北京學生。（圖片來源：本人提供）
36年後，我仔細端詳著這張照片，不敢相信這是自己。
雖然照片有些斑駁，但依稀可以窺見人物的年青和義氣風發。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其實並沒有看上去這麼壯烈，這麼勇敢，甚至沒有這麼真實。
我在大陸的時候，除了我自己和當年給我這張照片的人（如今我已記不清是誰了）應該再沒有人見過我深埋在心裏的這段記憶，包括我的家人。
1989年青春的吶喊
這張照片的拍攝時間是1989年的5月20日，當時中共北京政府由於遲遲未能解決學生民主運動，而對北京下了戒嚴令。
在上海讀大學的我和同學們毫不猶豫的再次走上街頭，反對強權政治，聲援北京的學生。
這件事情到今天已經36年個年頭了，每年到這個時候，很多同時代的學生和參加過這場運動的人都會私底下有意無意的的說起這段過往前事，言語間流露著各種情緒。
我在記憶裡努力搜尋，將無數碎片拼接，粘貼。
想盡力還幾十年前發生的各種事件當初的原相，但我發現這種努力是徒勞的，我又在想對於逝去年華的追憶，是不是無需與真實記憶保持如一。
但我還是不得不告訴你，我的＂六四＂並沒有發生在36年前春夏交替的那兩個月裡，而是發生在我後來半生的歲月中。
在我畢業的前後幾年裡，伴隨著大陸取消所有購物票證後全體人民剛剛吃上飽飯，其實北京政府並不是為瞭解決什麼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物質和文化的需求與生產力嚴重缺乏的矛盾。
而是自從大陸淪陷後，中共高層權力的殘酷爭鬥引發的五十多次的政治運動，把大陸搞得餓殍遍地，滿目瘡痍。
我很小的時候在一個炙熱的夏天曾跟隨母親去姐姐下鄉落戶的農村，我看到全村的孩子，不論男孩女孩，無一例外都沒穿衣服。
如一個個黑色的精靈，赤條條在場院裡奔跑，銀鈴般的叫聲笑聲響徹整個山谷，一直在我的心裏迴盪到今天。
那年大洋國剛剛恢復高考，我們為姐姐帶去父親在新華書店連夜排隊買回來的高中數理化課本，希望她通過高考能夠回到省城。
改革開放這個為了挽救家業和江山的事故演變成後來金錢至上，娛樂至死的新時代三觀怕是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
國企的崩潰
我來到一個國營的物資供銷公司工作。
在這個現代社會的原始叢林中，我的特立獨行，熱情激昂，純真樸實變為了這個遠郊倉庫一群工人階級茶餘飯後的笑談。
鐵幕下生命軀殼與現實的掙扎中我變得世俗和麻木。
莫扎特和貝多芬並不能讓你擺脫這令人窒息的壓抑，更加危險的是不合時宜的書籍還讓你深刻體會大洋國這個有可能被神忘卻的動物農莊裡，幾千年吃人的荒涎史仍然在書寫。
從精神和肉體上都能感受到鐵幕後老大哥的威權，大洋國真理部創造的政治覺悟，組織生活，愛國主義一系列毫無邏輯的熱烈辭彙讓你生活的無比窒息。
苟且偷生的你在生活的重壓下那還顧及得了生命的尊嚴。
這種本沒有信仰的生活讓人在渺茫渡日中痛不欲生，就像關在籠子裡供人玩耍的小白鼠一樣，拚命踩著那個風車，卻不知道前程何故。
借酒消愁愁更愁的麻醉並沒有溫暖和安撫彼此被撕裂的內心。
我相識並熟知的幾個同學和朋友直接或間接死於飲酒作樂。
我不甘寂寞，也要給老大哥一點回擊，如果將來有人可以看到大陸人永遠看不到卻屬於自己的一份叫「檔案」的東西，裡面有我退出共青團並被真理部批准的一份申請。
我工作的公司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中共特有的物資流通企業，這種企業通常依靠國家計畫以極低的價格獲得生產原材料，在完成定向分配後，把剩餘再高價出售。
在這種雙軌制下，經過各種官員幾年的折騰，乘著改革的春風，公司終於破產了，我和千千萬萬的老百姓一樣迎來了大陸第一波下崗潮。
大洋國國營企業裡愛國分子有著很高的主人翁精神，他們一致認為是因為老大哥為國分憂，替民解難，日理萬機才把自己給忘記了，我們要去真理部講講理。
我在家中無事，於是便隨他們各處上訪，有一次，我們來到人民群眾幻想包公在世的省政府信訪辦公室，我們十幾個代表站在信訪辦接待室門口。
不知何故引發了衝突，來了許多武警，人們互相推搡撕扯，謾罵吼叫，在這種喧囂聲中恍惚我回到了1989年4月17日的上海。
那天中共改革派書記胡耀邦病故，我和同學們來到人民廣場，靜坐示威。
當天人數很少，來了許多武警，裡三層外三層將我們團團圍在中間。
有一個不知哪個報社的女記者站在中間演講。
具體內容早已忘記了。
我從頭到腳冰涼如水，極度緊張和恐懼的我老想去上廁所，警察就會大聲說：出去不准再進來了。
我嚇得話都不敢說，我的同學大聲回答，我們還要回來的。
是的，我不僅回到了隊伍中，後來在多次遊行示威中我還站在了隊伍的前列。
在不停的上訪中我還是如約離開了這個倒閉的國企。
我一如既往的在夾縫中生活得平淡如水，在書本裡上下幾千年，在朋友圈中縱橫幾萬里。
在接下來的數年裡，大洋國藉著全球化，新興的市場，低廉的勞動力，國家經濟全面提升。
疫情的陰影
幾屆老大哥如日中天，就在看不起病上不起學的人民群眾心中的烏托邦就要變為現實的時候，一個偶然的必然發生了。
一個極別最高的生物實驗室病毒的洩漏及感染，引發了全球近三年的災難。
武漢肺炎給全球造成的經濟損失及死亡人口至今無法統計。
這場災難本來從一開始是可以避免。
後來也不用這麼極端封控。
病毒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強權的陰影下你不敢也不能用正確的邏輯思考，用科學的態度判斷，用人文理性的關懷生活。
偉大祖國一片繁榮昌盛，國富民強的盛世景象，礦渣們最愛的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正能量，一絲絲的不同意見都是被禁止的。
大眾沒有判別能力，許多經不起推敲的觀點，都能輕而易舉地得到他們的贊同。
群體總是對強權府首貼耳，卻很少為仁慈和善行而感動。
我們一家三口被拉進學校建立的「末注射疫苗」微信群裡，實在不忍孩子在學校受歧視和打壓，被迫注射了後來被證實的假疫苗。
我們的軟肋被發現了，想起孩子在學校無故被封禁，連續十一天吃住在學校，每天幾次的核酸檢測，聽著電話裡每天的委屈和哭訴，心中的淚水和憤怒又向誰去訴說。
當我每一次不戴口罩站在擁擠的地鐵車箱裡，整個車廂的人向我投來利箭般的目光中有驚呀，疑惑，詢問，不解，迷茫，甚至是憤怒的時候。
我如同一個怪物站在那裡，和這嚴肅的氛圍那麼不搭,那麼的不合時宜。
沒有建立在信仰基礎上的平權社會，渺小柔軟的個體在侷限生活的困境下,很難做出獨立思考，準確的判斷。
更何況人手一部真理部電屏對你的鞭策。
人民群眾對著媒體中查出的貪官拍手稱快，對著牆外不曾有的敵人破口大罵的時候，卻不曾想自己早已被時代的洪流不斷裹挾。
1989年天安門廣場「六四」事件已經過去36年了，每一個曾在大陸塵世的喧囂中，為了溫飽而四處打拼、奔波謀生的人，為了活下去而輾轉於求職與小本營生之間的靈魂，在庸常中養育子女、無力贍養老人。
在高考邊緣踮腳尖；在病榻旁萬般焦慮；在房價與股市中幾經沉浮。
才能真正體會當年這場旨爭取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運動是多麼的重要。
我並不願看你高樓起，看你高樓塌。
因為在這宏大敘事的起伏中，可能埋葬的是無數人的一生，是一個民族的未竟之夢。
我們並不知道歷史的審判和人類的審判那一個率先到來，但在這條漫長的時光河流裡，總有人，還在靜靜地記得當年的那個夏天，記得那些想穿過黑夜尋找光明的人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