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27日，豐收華人基督教會主任牧師張伯笠。（PAUL RICHARDS/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5年6月10日訊】（看中國記者肖然綜合報導）大中國審判籌備組於六四36週年之際在X空間舉辦了一次關於六四學運的討論，特別邀請當年的北大學生、天安門臨時指揮部副總指揮、當時唯一在境內逃亡藏匿兩年沒有被當局抓住的六四通緝犯張伯笠，回憶36年前的民主運動。下面是對張伯笠發言的整理（文字稍有編輯）。
1989年，我從頭到尾參與了天安門廣場的民主運動，親歷了那場改變無數人命運的歷史風暴。36年後的今天，2025年，回顧這段血與火的記憶，我感到有責任還原真相。近年來，許多討論將矛頭指向學生運動，知識分子和政府將其妖魔化，指責年輕人的「激進」導致悲劇。這對在天安門付出青春、自由甚至生命的死難者極其不公。他們的犧牲應被銘記，天安門母親的冤情應被昭雪。我希望通過今天的發言，分享我為何走上廣場、親眼所見的場景，以及對這場運動的深刻反思。
投身運動的初心
1989年，我是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學生，擔任班級幹部，也是共產黨員，被視為黨培養的下一代接班人。我的導師曹文軒和錢理群教我文學與思想，激發了我對改革的憧憬。作為青年作家和記者，我熱衷於用筆記錄時代的脈動，夢想通過報告文學喚醒社會。然而，4月15日胡耀邦的去世徹底改變了我的命運。胡耀邦，這位主張言論自由、對知識分子寬容的總書記，他的離世不僅是個人悲劇，更是改革希望的破滅。
那天，北大校園籠罩在沉重的氣氛中。學生們低聲議論，食堂裡的飯菜無人動筷。我在宿舍裡輾轉反側，腦海中浮現胡耀邦溫和的笑容。悲痛中，我提筆寫下一首悼詩，表達對他的敬意和對現狀的不滿。夜深人靜，我獨自走到三角地的布告欄，將詩貼在空白的牆上。月光下，紙張微微顫動，彷彿訴說著我的心聲。這可能是三角地的第一首悼詩，簡單卻真摯。我沒想到，這一舉動會將我捲入一場席捲全國的運動。《中國科技日報》後來引用了我的詩句：「一城風一城雨，長歌送軍行」，讓我的名字意外傳播開來。這是我參與運動的第一個動機——對胡耀邦的深厚情感。
第二個動機來自知識分子的影響。我的宿舍（47樓3011室）成了思想交匯的中心。盧曉燕（劉賓雁的聯繫人）、電影家協會副主席鄭毅等人常來討論中國的命運。他們談到政治腐敗、改革的停滯和社會的不公，言辭激烈，眼中閃著憂慮。我記得一個春夜，鄭毅從山西趕來，坐在我的床邊，語重心長地說：「中國不能再這樣下去了，學生得做點什麼。」他的話如石子投入湖面，激起我內心的漣漪。盧曉燕帶來劉賓雁的信，談到知識分子的責任，我開始意識到，作為學生，我們不能再沉默。
第三個動機是作為作家的使命感。我預感到這場運動將波瀾壯闊，無論結局如何，我都想用筆記錄這段歷史。我開始寫日記，記下每一次集會、每一場討論。後來，我與同學創辦了《新聞導報》，在28樓的宿舍裡編輯報紙。油墨的氣味瀰漫，鍵盤敲擊聲與爭論聲交織，我們連夜撰寫文章，呼籲民主與自由。這些夜晚讓我感受到自己正參與一場改變中國的歷史。
運動的開端：從三角地到廣場
4月17日夜晚，北大三角地人聲鼎沸。大字報貼滿牆壁，有人寫道：「該死的沒死，不該死的死了」，矛頭直指鄧小平。方勵之的公開信要求釋放魏京生，點燃了學生的激情。王丹，北大民主沙龍的組織者，站上講台，號召行動。他的聲音清亮而堅定：「我們不能只在校園裡議論，該走出去！」我雖是沙龍的聽眾，但每次演講都讓我心潮澎湃。那晚，有人提議到天安門廣場悼念胡耀邦，為他討公道。人群沸騰了，有人喊：「去廣場！讓全國人民知道！」
我們扯起寫著「中國魂」的條幅，浩浩蕩蕩出發。我推著自行車，走在隊伍前列。夜色中，北大博士生樓的窗戶亮起，一條寫著「北京大學博士生」的條幅從高處垂下，點燃了我們的熱情。沿途，清涪、人大的學生加入，隊伍越來越大，口號聲震耳：「民主！」「自由！」走到釣魚台國賓館，警察攔住去路，黑壓壓的人牆讓我們停下腳步。人群安靜下來，氣氛凝重。我感到一陣緊張，這是我第一次面對這樣的場面。
我把條幅交給同學，獨自走向警察，試圖談判。月光將我的影子拉長，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勇。我問：「你們接到命令不讓我們去廣場？」警察回答：「我們只維持秩序，你們繞路即可。」我鬆了一口氣，回到隊伍，與王丹商量。他說：「我們去廣場幹什麼？得有訴求！」於是我提筆起草七條請願，包括言論自由、取消遊行限制、增加教育經費等。這七條後經修訂，成為運動的核心訴求。那一夜，我們繞過釣魚台，走向天安門，腳步堅定，心中燃燒著希望。
4月18日，我們在人民大會堂前遞交請願書，但無人接收。4月20日，圍攻新華門的行動讓局勢升級。人群向新華門扔鞋、瓶子，有人衝進去又被拖出。警察和武警衝散人群，用皮帶抽打學生。我跑得快，躲過一劫，但聽到一個女孩尖叫：「打倒共產黨！」這聲音刺破夜空，讓我淚流滿面。那一刻，我感受到運動的轉變，從悼念走向對抗。
4月22日，胡耀邦追悼會當天，20萬學生湧入廣場。知識分子如戴晴、蘇曉康、嚴家其公開聲援。我站在紀念碑下，宣讀他們的來信。小喇叭聲音微弱，我喊一句，學生重複一句，聲音如海浪傳遍廣場。我記得戴晴的信中寫道：「學生是國家的良心。」這句話讓我感到肩上的責任。然而，衝進人民大會堂的行動未獲回應，只有胡耀邦的夫人李昭走出，與學生握手。她的手溫暖而顫抖，我卻心酸不已：一個泱泱大國，竟無人回應學生的呼聲。
絕食與戒嚴：運動的高壓與團結
1989年，張伯笠參加六四學運（持喇叭者）（圖片來源：美國馬里蘭州Loyola University）
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將運動定性為「動亂」，標誌著政府與學生的對立。學生面臨抉擇：退縮或抗爭。戈爾巴喬夫即將訪華，全球記者雲集，這是向世界發聲的機會。我記得在廣場討論絕食的夜晚，學生們圍坐一圈，爭論紛紛。柴玲、馮聰德來到我的宿舍，與鄭毅、趙瑜討論。他們提到甘地的非暴力抗爭，認為絕食是「最後的殺手鐗」。我雖未第一批加入，但支持這一行動。
5月13日，絕食開始，北大200名學生在趙體國帶領下宣誓。我編輯《新聞導報》絕食號外，寫下：「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第二天，我到廣場，救護車的鳴笛刺耳，學生組成生命線，護送暈倒的同學。絕食人數從200增至3,000，廣場上百萬人呼喚民主。我站在紀念碑下，看著倒下的同學，心如刀絞。他們的臉色蒼白，卻眼神堅定，這是青春的犧牲。
我當選絕食團副總指揮，負責宣傳，與柴玲、李祿、封從德、郭海峰共事。我們與統戰部談判，卻無果而終。談判桌上，官員冷漠的眼神讓我感到絕望。5月19日，李鵬宣布戒嚴。我們投票結束絕食，改為靜坐抗議。我致電中央辦公廳，表明訴求未變。戒嚴後，北高聯接管廣場，但管理混亂。我提議成立臨時指揮部，維持秩序。後來，知識分子成立「首都各界聯席會議」，組建「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我任宣傳部長。
廣場上的夜晚，帳篷林立，市民送來面包、汽水，孩子們拿著背心請我們簽名。一個老人握著我的手說：「你們是中國的希望。」這些溫暖瞬間讓我感受到北京人民的愛，感受到這個民族的偉大。我開始相信，我們的努力不會白費。
6月3日的鎮壓：血與火的夜晚
6月3日晚，民主大學開學典禮在廣場舉行。我邀請嚴家其講授民主與法治，站在廣場上的講台，滿懷希望。嚴家其的聲音低沉而有力，講到自由的價值時，學生們掌聲雷動。但講到一半，東側傳來騷動。有人喊：“坦克來了！”我抬頭一看，遠處燈光下，坦克的履帶碾壓著地面，發出沉重的轟鳴。燃燒瓶突然點燃一輛坦克，火光映紅了夜空。子彈如雨點飛來，尖嘯聲刺穿耳膜。
我迅速喊道：「民主大學開會結束！」讓同學取下旗幟，誓言：「我們會回來！」解放軍喊著「保衛首都」，學生喊「保衛廣場」。市民試圖阻攔軍隊，有人扯住士兵的背包。我也抓住一個士兵的肩，他眼中閃著殺氣，我心頭一震，鬆開手。我們撤向紀念碑，決定撤離。我與柴玲、李祿等人走在第一排，面對刺刀的寒光，軍隊讓開一條路。
走到六部口，坦克突然高速衝來。方政試圖躲避，卻被碾斷雙腿，11名同學喪生。我距離坦克僅兩米，催淚瓦斯嗆得我無法呼吸，慘叫聲刺穿心扉。那一刻，我感到無力與絕望，彷彿世界崩塌。回到北大，校園裡學生和老師在哭泣。我站在宿舍樓前，發表最後一次演說：「共產黨是殺人的黨，是民族的罪人！我退出共產黨！」隨後，我收拾簡單行囊，開始逃亡。
逃亡與信仰：從絕望到重生
6月9日凌晨，我離開北京，開始兩年逃亡生涯。我先藏身朋友家，後輾轉東北，試圖逃往蘇聯。寒冷的夜晚，我躲在火車車廂下，聽著列車的節奏，內心充滿恐懼。蘇聯邊境的雪地裡，我被逮捕，遣返回中國。那一刻，我以為一切無望。但在絕境中，一位村民收留了我，向我分享福音。我開始閱讀聖經，感受到耶穌的愛。想到大衛在亞多蘭洞的困境，他仰望上帝，獲得救贖，我也在苦難中找到信仰。
最終，我輾轉抵達香港。這兩年，我妻離子散，北大開除我的學籍和黨籍，我從青年作家變成通緝犯。1991年，我抵達香港，參與海外民運，擔任《中評》主編和民聯副主席。1995年，我進入神學院，成為牧師，服事至今。每當我站在講台，回望遠山，廣場的畫面歷歷在目：學生的吶喊、市民的溫暖、坦克的轟鳴。這些記憶是我青春的烙印，也是中國人民站起來的一刻。
對六四的反思
36年來，我每年紀念六四，但許多討論將矛頭指向學生，指責他們「激進」導致改革失敗。我認為，這是對歷史的扭曲。學生無分激進與保守，只要走上廣場，認同七條請願，你就是參與者。真正的兇手是共產黨，鄧小平下令開槍，李鵬、陳希同推波助。六四不是失敗，而是被鎮壓。它是中國人民覺醒的史無前例的運動，影響深遠。
死難者應被尊重，天安門母親應被愛戴。若共產黨不下台，中國的苦難將延續。我信主後，從大衛的故事中得到啟發：他在絕境中投靠上帝，成為以色列君。六四一代經歷血與火，若認識耶穌，將在中國民主轉型中繼續貢獻。我們永遠不跪，這是六四的遺志，也是我的信仰。感謝每位聆聽我故事的人，這段歷史不應被遺忘。
張伯笠背景：
據公開資料顯示，張伯笠在1989年六四事件後期任天安門臨時指揮部副總指揮，保衛天安門總指揮部副總指揮和生存了一天的天安門民主大學校長。六四鎮壓後，張伯笠逃出北京在東北潛伏下來，6月13日，北京市公安局將他列為21名高自聯骨幹之一，受到全國通緝。張伯笠逃到黑龍江省中蘇邊境躲藏，被當地一名基督徒收留。1989年聖誕夜張伯笠逃亡蘇聯，向蘇聯政府請求過境到歐美被拒並遭遣返。蘇聯軍方將他秘密送到邊境，讓他自行離開蘇聯返回中國。後張伯笠在黑龍江的荒原躲藏，期間妻離子散。他是當時唯一在境內逃亡藏匿兩年沒有被中國政府抓住的六四通緝犯。
兩年後（1991年6月）張伯笠通過秘密渠道逃亡香港，並向美國駐香港領事館申請政治庇護，獲准流亡美國。1991年7月被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聘為訪問學者，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研究員，師從余英時教授。後因腎衰竭在美醫院治療，一年後轉至臺灣榮民總醫院治療。期間歸入基督並寫作出版回憶錄《逃亡者》，後被譯為多種文字，其英文版《Escape From China》獲美國華盛頓郵報最佳圖書獎（2002年），中文版一章節《逃亡鐵幕內》獲臺灣聯合報文學獎。
張伯笠1993年參加了海外民運的華盛頓大會，當選《民主中國聯合陣線副主席》並擔任《中國之春》雜誌總編輯兩年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