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與李鴻章都能夠清醒的知己知彼，但他們志在不同——他們是兩個背向而行的時代的清醒者。（圖片來源：專欄作家 軼飛）
1883年至1885年，法國為爭奪對越南的控制權，與大清之間爆發了戰爭。彼時越南為中國之屬邦，但是，在這場戰爭中，大清的角色與其說是保護屬邦，不如說是在極力避免與法發生衝突的安全區內，去盡量的維護一點大清國殘存的體面。垂垂老矣的大清早已沒有能力去保護任何屬邦了，而法國在越南的活動也並非一朝一夕，早在中法戰爭爆發前就已在越經營數十年之久。特別是越南南部，早已是法國的勢力範圍，大清所做的只是希望能保住與中國接壤的北境，以爲藩屬。而在越南北境也確有一支力量在抵御法軍，這支力量並非清朝駐軍，也非越南正規軍，而是一支民間地方武裝黑旗軍，其首領叫劉永福。劉永福來歷頗爲曲折，他本是大清國的人，但參加的是三合會的起義軍，響應的是太平天國運動。後來逃到越南，又成了越南阮朝的叛軍，再後來又上表投降。劉永福依靠黑旗軍的戰鬥力，與清朝和阮朝保持着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合則聚，不合則散，並不受控於任何一方。所以，即便在越南阮朝與法國簽定條約，承認法國的保護國地位後，劉永福卻不買帳。他繼續以游擊戰的方式阻止法國在越的北上。於是在此種形勢下，清軍一方面盡量回避與法軍的正面衝突，一方面又暗助劉永福。而法國一方面寄希望於清廷約束黑旗軍，一方面又越發懷疑清軍與黑旗軍暗通款曲。可以想見，清廷在法越的戰火中，實在難以獨善其身，中法之間必有一戰，1883年12月這場戰爭終於在一次法軍對駐越清軍發動襲擊後正式爆發。
彼時，孫中山正在香港讀書。中法戰事在街頭巷尾被熱傳，有的沒的，真的假的，只要是相關的話題都能引來大衆的義憤，或是亢奮。
「法軍在安南被我黑旗軍劉永福打得大敗！」
「那是自然，法國是夷邦，打敗夷邦是不成問題的！」
——中法正式開戰前，屬邦越南的黑旗軍劉永福在對法做戰中曾小有勝利。消息傳來，到處都是人心振奮。
孫中山聽到這樣的議論卻不以爲然，他說「法國有鐵甲艦，我們只有木製的沙船；法國有新式的炮和精練的炮手，我們的槍是很難放一響的；我們的兵沒有紀律，全憑血氣之勇，你們怎敢說我們必定勝利？」
這樣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的話自然是不中聽的，但卻是極清醒的。孫中山見識過西洋人的巨輪，火炮，還有西洋制度下的一切井然有序，他知道彼時的中國與世界的差距有多大，以至於他每每聽到那些夜郎自大的夢話，總還是忍不住要上前一盆冷水，把衆人澆醒，四散而去，留下他一個人執拗的站在那裡，不管有沒有聽衆——這是一個清醒者的孤獨。
不過，孫中山不知道的是，此時，還有一個人也是清醒的，他就是受命統籌中法戰事的晚清重臣李鴻章。李鴻章在征剿太平軍時，親見西洋船艦槍炮之利。所以在對待中法戰事中，甚爲謹慎。當時劉永福以一役小勝法軍，清廷中也有一派人物過度樂觀，甚至指望靠劉永福來抵擋法軍。李鴻章卻認爲小勝看似可喜，而法軍必不罷休，之後，法國議會果然增撥軍費，大有傾一國之力欲圖報復之勢。戰勢也迅速激化，繼而演成中法戰爭之爆發。
誠然，李鴻章是一個主和派，但他更是一個改革派。早在中法戰爭爆發前，他就積極致力於洋務運動，特別提出加強海防，在他的主持下，上海洋槍局，江南製造局、天津機器局、輪船招商局紛紛設立，後來又將以軍工爲重心的洋務向民生方向發展，電報局，織布局，修鐵路，開煤礦……暮氣沉沉的中華大地終於有了一些生氣。
但是中國沉睡得太久了，大清的積弊也太爲深重了，李鴻章需要時間。此前他已着手創建北洋水師，誠如孫中山所說，「法國有鐵甲艦，我們只有木製的沙船」，這也是李鴻章思考的問題，所以他爲北洋水師訂造了鐵甲艦。但是一切只是剛開了個頭，離水師建成還相去甚遠。所以此時，李鴻章的主和與避戰是有原因的，他所擔心的是「各省海防兵單餉匱，水師又未練成，未可與歐洲強國輕言戰事」。
然而戰端一旦開啓，就會難以控制。很快，戰火所及就不再只限於越南北部，1884年8月，法國議會決定擴大侵華戰爭，法艦炮擊臺灣基隆炮台，又突襲福州馬尾造船廠。幾分鍾的炮火就將十一隻木製戰船摧毀。到了秋天，法軍又封鎖了臺灣海面——戰局就像爲銷煙與迷霧籠罩的海面一樣，前途迷茫。
不過在這一片迷茫中，有一件事讓孫中山心中一亮。當時一艘法艦攻打臺灣時受了損傷，被開到香港修理。中國工人知道這是敵艦，修好之後是要去打中國人的，於是拒絕工作。此外，又有法國商船到香港，碼頭工人拒絕卸貨，法國商船到香港採購，中國商人拒絕交易。香港之外，廣東，福建，浙江，雲南，貴州都傳出當地民衆焚燒法國教堂，驅逐法國傳教士之類的事情。而在更遠的海外，美國，日本等地的華僑也慷慨解囊，捐款抗法。孫中山看到，雖然清政府軍隊落後，士氣低落，但那些普普通通的中國人們，卻仍展現出同仇敵愾的勇氣與意志來。這讓孫中山大爲欣慰，他知道中國人心可用，民氣猶在，而中國之事仍大有可爲也。
1885年3月，清軍將領馮子材大敗法軍，取得鎮南關大捷，這件事直接導致法國茹費理內閣的倒臺，也讓清廷終於等到了一個結束戰爭的機會。清政府與法國達成了《中法新約》，清軍承認了法國對越的宗主權，並從越南撤軍。而法國則從澎湖撤軍，並解除對臺灣的封鎖。對於這個結果，時論大抵持兩種看法。一種認爲李鴻章未能對鎮南關大捷善加利用，對法讓步過多，以至喪失了越南這一藩國屬邦。另一種則認爲雖然鎮南關大捷阻止了法軍進一步前進，但越南絕大部分領土已由法軍控制，清軍對此已無有可爲。而清軍借機解除臺灣，澎湖之危急，已是萬幸。
然而，無論《中法新約》的內容是否情有可原，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大清國的虛弱再一次暴露無遺，大清國的自尊也再一次被深深刺痛，於是做爲清朝談判代表的李鴻章也就必然成爲衆矢之的，從而罵名難逃了。
對於中法戰事，可以說孫中山與李鴻章都能夠清醒的知己知彼，但他們志在不同，李鴻章頂着罵名，他要贏得時間加緊建設北洋水師。孫中山則如他多年後所自述的「余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後，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他們一個要力保大清，一個要創建民國，一個在緬懷過去，一個在憧憬未來，在歷史的天空下，他們是兩個背向而行的時代的清醒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