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故鄉的鐵網伸向世界(圖片來源:網路圖片/新世紀/鹿娜的彼岸王國Matters )
【看中國2025年8月21日訊】一、伸展的鐵網
凌晨兩點,在倫敦東南的一間出租公寓裡,Kai正在電腦前敲下最後幾行字。他剛剛寫完一封致英國國會的信,內容是關於港人社群在海外的安全問題。Kai是一位來自香港的流亡者,因為參加示威運動後擔心被捕,於2022年來到倫敦。我和他因一次關於香港流亡者的採訪結識。
他同我講,兩個月前,他就港人社群在海外的安全問題寫了一封致英國國會的信,之後不久,他收到了一條來自陌生號碼的簡訊,他同我展示那條簡訊,上面只有很短的一句話:「別忘了,你的家人在香港。」
我問及他的感受,他說:我房間裡的空氣一下就凝固了。我不知道那是誰,也不知道為什麼發給我,不知道是認識的人還是不認識的人,是來自中國的還是來自別處的,一下子就愣住了,驚恐發作一樣。只能聽見冰箱的嗡嗡聲——不管我在哪裡他們都能找到我,即便在千里之外,過去的陰影也沒有要放過我的想法。
對於許多像他一樣的流亡者來說,類似的場景並不陌生。無論是在倫敦、柏林,還是多倫多,或是雪梨,總有一張無形的鐵網伸展過海,把他們與「故鄉」牢牢相連。這張鐵網當然不是保護網,而是一隻毒蜘蛛布下的監視與威脅網,讓他們意識到自己無法開展新的生活。
中國的跨國鎮壓就是沿著這樣的網,跨越國界,對異議者持續威脅的。在這篇報導中,我們將嘗試分析它的運作方式,如何滲透到異鄉的街頭、校園與家庭的。我們也會關注這樣的問題:當鐵網不斷擴張,自由世界又能否築起一道真正的庇護之牆?
二、伸出國界之外的手
三十多年前,在天安門廣場上,坦克車的履帶壓過石板路,煙霧在長安街上久久不散。對很多人來說那是個徹底改變生命的清晨——許多人被迫流亡,許多人從此噤聲。彼時,人們相信,只要離開中國國境,遠走他鄉,至少能獲得一種免於恐懼的自由。
但到了今日,這種信念已被時間戳破。
2014年,中國官方推出「獵狐行動」。公開的說法是追捕外逃貪官,但在更隱秘的層面,這場行動也成為了跨國追蹤異議人士的起點。隨後,「天網行動」展開,網線鋪向全球。被波及的,並不只是經濟案件的嫌疑人,還包括那些參與過新疆人權倡議的維吾爾人、為家鄉爭取自治的藏人、在香港爭取民主的年輕人,記者,甚至是一些發表過支持民主言論的普通學生。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研究顯示,在短短十年間,中國至少在三十六個國家發動過兩百多起跨境打壓行動。這些數字背後並不只是冰冷的案件,而是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一個個手足。有人和我講,他在布魯塞爾被陌生人跟蹤,有人告訴我,自己在雪梨的校園裡突然被偷拍,一位朋友說自己的母親在甘肅接到了「喝茶」的電話,但她的母親對她所做的事情其實一無所知。這些片段彷彿碎裂的玻璃,但拼湊起來,構成一張越收越緊的鐵網。
鐵網是如何延伸的?有時,它以「社團」或「僑領」的名義出現,要求人們匯報誰參加了集會;有時,它以國際刑警的「紅色通緝令」為外衣,把政治反對者塑造成罪犯;更多時候,它透過數位的無形力量滲入日常——想像一下,在網路上,一個匿名帳號能把你的照片傳回國內,告訴他們你的一切動態,一個駭客攻擊就能讓你電腦的檔案瞬間消失。最殘酷的,仍是留在中國的親屬,他們突然失業,或被迫在鏡頭前錄下譴責子女的聲明,成為遠方流亡者心中最深的傷疤。
在國際政治的語境裡,人們或許會用「長臂管轄」來形容這種現象;而對受害者來說,那個詞過於抽象。他們更願意用另一個比喻:鐵網。因為那不是一條手臂,而是一張看不見的網,把人從四面八方困住。
三、鐵網下的流亡者
在芬蘭南部的一間圖書館裡,清晨的陽光從窗戶灑下來,照在書桌上一疊厚厚的文獻上。阿不來提(化名)是一位流亡多年的維吾爾學者,正低頭翻閱一本維吾爾文詩集。這是他每週固定的儀式:翻譯、註解,然後把整理好的資料交給一個小型流亡社群的刊物。他跟我講,這是唯一能「保存語言與記憶」的方式。
手機震動時,他的動作停下來。螢幕上跳出熟悉的號碼——家鄉的母親。這是他等待已久的電話。他匆忙接起,卻只聽到幾秒鐘沉默,接著是匆促的呼吸聲。最後,一個顫抖的聲音傳來:「兒子,你再也不要給我打電話了……」
隨後是「嘟嘟」的斷線聲。
這樣的片段,他已經經歷過太多次。他告訴我,現在母親一個字都不敢和他多說,不在問候他的近況。他不知道是不是母親的背後有一個警察坐在客廳裡,有攝影機冷冷地對準她。真正的訊息不是她說的,而是她沒有說的。又或者——他說,他們總是坐在樓道裡面,時不時上門看看。
阿不來提不願透露更多關於自己的信息,怕引來更糟糕的結果,他告訴我他的研究可以簡述為新疆的文化記憶,過去他在學術會議上有公開批評過中國的少數民族政策。自那以後,他的家族在新疆接連遭遇審查和盤問。他的弟弟失去了工作,表妹被迫簽署「保證書」,而母親則成了「人質」——她的沉默電話,是最赤裸的勒索。
「不要以為流亡就意味著自由,流亡只是讓你有機會活著」他在採訪裡和我淡淡地說,「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類似的感受,我希望你能理解我,我現在每天寫的每一行字,都可能讓家鄉的某個人付出代價。」
2022年,11月底,在喬治城大學的校園草坪上,幾十名學生靜靜站著。風裡飄落著樹葉,他們手裡舉著白紙,沒有口號,只有沉默。這是一次聲援「白紙運動」的集會。
來自中國的留學生小雨(化名)當時就在現場,她跟我講,說當時發現有些同學舉著手機對他們拍攝,她擔心這些同學是學校裡的中國同學,他們會把照片傳到國內。
那天晚上,她回到宿舍,手機的社交軟體突然跳出幾條陌生訊息,有一位同學在WhatsApp上發消息給她,罵她「賣國賊」。
兩臺後,她接到國內的父母打來的電話,聲音顫抖:「警察剛剛來過,說你在外面參加了什麼不該參加的活動。你是不是瘋了?!」
小雨沉默著聽,喉嚨緊得說不出話。她望著宿舍天花板,眼淚靜靜滑落。
在雪梨市的一間社區活動中心,黃生(化名),一名二十多歲的流亡者,正在整理他的演講稿,幾年前,他在香港街頭舉著雨傘和橫幅,高呼口號。那時他還是大學生,和同伴們一樣,懷抱著「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能為這裡爭取自由的機會」的信念。後來,他的朋友一個接一個被捕。夜裡,母親告訴他不要回家,因為有人詢問他的行蹤。那一刻,他才明白,或許離開才是唯一的選擇。
流亡後,他並沒有沉默。他參與了海外的社群組織,寫文章、辦講座,繼續講述香港發生過的事。但代價是沈重的。他不知道自己的個人資料是怎麼被泄露的,在一次演講之後,他的電郵被垃圾訊息淹沒,社交媒體帳號遭大量機器人攻擊,傳來的訊息全是詛咒與死亡威脅。他甚至懷疑,連日常採買時都有人在跟蹤。
更深的恐懼,來自海另一端的消息。他的父親在香港經營的小店突然被檢查,以各種理由罰款,甚至傳出可能吊銷執照。母親打電話來,聲音壓得很低:「你能不能講少一點?」
黃俊說,他知道自己不能沉默,但每一次發聲,心裏都像被刀劃過。他笑著和我講:「我現在最大的夢想,就是有一天能夠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頓飯,不必再擔心身邊有人在看著我。」
在曼谷市郊,一處新建的購物中心工地,烈日下鋼筋交錯,工人們戴著破舊的安全帽,揮汗如雨。李強(化名),告訴我他來自中國雲南,已經在這裡幹了一年多。他住在工地旁邊簡陋的鐵皮屋裡,十幾個人共用一張水泥地鋪和一個搖搖欲墜的電風扇。
他說自己一點都不關心政治,只想攢點錢寄回家給妻子和孩子。但政治總是以另一種方式闖進來。
去年十月,他所在的工地被一個「僑團」找上門,希望邀請中國工人週末去市中心參加一場文化表演。工頭明白暗示:「這是領館安排的,最好別拒絕。」當天,他們穿上印有中國國旗的T恤,被巴士載往活動現場。舞台上播放著愛國歌曲,和官員們合影。李強站在人群裡,手裡揮著小國旗。但他告訴我,他其實心裏在想著另一件事——萬一這些照片傳回中國,會不會有人覺得自己「太熱心」?萬一他日後想申請庇護,這些照片又會成為他的「證據」嗎?
工人之間偶爾會小聲議論。有一次,李強聽到兩個工友低聲抱怨:「不去不行啊,家人還在國內,影響多不好啊,他們以後萬一找到家裡怎麼辦?」另一個人點點頭,然後迅速閉口。話題像風一樣掠過,沒有人敢追問。
李強覺得,最壓抑的並不是長時間的勞作,而是這種無法選擇的「表態」。
四、如何編織一張網
如果嘗試把不同流亡者的經歷放在一起,就不難發現,這其實不是孤立的故事,而是同一張鐵網的不同線頭。
在芬蘭,阿不來提接到母親的電話,幾秒鐘的沉默就足以讓他明白背後的威脅;在美國,小雨舉著白紙,卻看見手機鏡頭對準自己,知道照片很快會傳回國內;在雪梨,黃俊面對台下的辱罵時強裝鎮定,幾天後社交媒體便被機器人淹沒;在曼谷,李強和工友們被塞進巴士,揮舞小國旗參加並不想參加的「活動」。
這張鐵網的一根線來自數位空間:被駭的帳號、外流的照片和匿名的詛咒;另一根線則栓在故鄉的親人身上,一通電話、一張保證書,足以讓人在萬里之外閉上嘴巴。還有一些看不見的線,透過僑團、工頭或同學,把人推進集體表態的場景裡。最後,制度本身也成了網的一環:紅色通緝令、國際場合的「合法」封堵,讓人即便逃到自由世界,也始終找不到真正的庇護。
這些故事並不發生在某一個特定國家中,而是發生在世界各地的流亡者身上,網際網路拉近了現實的距離,也消散了原有的安全邊界。當手機響起,哪怕身在歐洲抑或是美國,大家都能感受到那隻手從千里之外伸來,輕而易舉地掐住喉嚨。
五、回應與困境
在布魯塞爾的議會廳內,柔和的燈光映照著歐盟旗幟,一位歐洲議員的聲音在空間中迴盪:
「中國的跨國鎮壓,不僅是針對中國人,而是對我們所有人自由的挑戰。」
這場發言迅速獲得掌聲。然而幾分鐘後,日程繼續進行,議會的節奏回歸現實。儘管已經有國家如英國發出明確譴責,關閉中國境內設立的「海外警務站」,但對那些依然生活在海外恐懼中的流亡者來說,這聲援往往像是來自遙遠電波的回音——溫暖,但不夠實際。
在另一端的大洋彼岸,悉尼的移民中心,黃生坐在冷白的長椅上,手裡緊握一份保護簽證的申請表。他的手機仍會不定期響起威脅簡訊,他已習慣撫摸螢幕的那刻心跳加速。這份安全,似乎永遠得等到「某一天」,卻又似乎永遠用不完的等待。這種焦慮,讓人常常懷疑——政治庇護,是否真的能庇護人心。
不過,國際社會並非沒有行動。加拿大與英國通過國會調查與政策措施,提升對跨國鎮壓的認知與透明度;美國先後對執行跨國鎮壓的中國與香港官員祭出制裁,涵蓋司法與警政領域;澳洲與G7國家也強烈譴責香港以《國安法》對海外民運人士發布逮捕通緝令,視其為違反主權與言論自由的跨國鎮壓行動。
然而這些政策反應與宣示,往往薄弱於外交矛盾與經濟依賴之間。例如多數民主國家依然依賴中國的貿易與投資,使得「人權優先」的立場在實際外交操作中,常被微調、甚至擱置。這讓許多流亡者感到,他們的自由問題,雖被口頭支持,卻依舊是國際政治中的犧牲品。正如一位學者曾向我坦言的:
「對流亡者而言,安全往往是國際政治最先被交易的一張籌碼。」
在這場全球戲碼中,掌聲與政策公告難以撫慰夜深人靜時分的驚顫。流亡者們繼續在自由世界裡建構一套高度警戒的生活——他們為即將到來的訪客調整語言、為陌生的朋友篩選話題、為一則簡訊躲在被窩裡顫抖。對他們而言,庇護不是終點,而是新的謹慎與疲憊。
六、寫在最後的話
在倫敦的那間小公寓裡,夜又一次深了下來。Kai把手機放在桌上,盯著螢幕良久,然後打開電腦,繼續撰寫給國會的信。他知道這樣做意味著什麼,也清楚這可能再一次招來騷擾,但他的手仍然在鍵盤上沒有停下。
「我能做的事很小,」他說,「但只要還能說話,我就不想讓他們覺得我已經沉默了。」這句話,像一道微弱的燈光,點亮了所有被鐵網纏住的故事。
中國的跨國鎮壓正挑戰著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流亡是否還能意味著自由?在這張無形的網中,不僅是異議人士與少數族群被困住,整個國際秩序也被迫面對一個現實——專制的力量正在穿越國界,逼近民主世界的邊緣。
庇護不應該只是一張護照上的印章,也不該只是一段政治聲明。它需要的是實際的保護機制:政府更堅定的立場,法律更完善的防護,還有社會更廣泛的理解。因為對流亡者來說,真正的庇護不是哪個國家的標誌,而是能否在夜裡安心合上眼睛,不必擔心下一個訊息、下一通電話,會再一次提醒他們——那張網還在。
當故鄉的鐵網伸向世界,自由世界能否築起一道真正的庇護之牆?答案仍未確定。但至少,這些繼續發聲的人已經給出了另一種回應:他們用自己的恐懼、疲憊與堅持告訴我們,這場抗爭不只是關於中國,也關乎所有仍然相信自由有價值的人。
七、參考文獻
Freedom House.Out of Sight,Not Out of Reach:The Global Scale and Scope of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ARTICLE 19.China:The scale of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of protesters worldwide.
Amnesty International."On My Campus,I Am Afraid":Chinese Overseas Students and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Reuters."Britain says China has closed unofficial police stations in UK."June 6,2023.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ICIJ).China Targets Series.2025.
The Guardian."Revealed:online campaign urged far right to attack China's opponents in UK."April 28,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