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蘭公園的荒謬一幕，梁振英恐嚇法輪功學員。（圖片來源: 视频截图 chenjing/看中國）
按：梁振英已經不是單純的「前特首」，而是中共在港與海外統戰、滲透與打壓體系的一個縮影。他的所作所為，揭開了中共「跨國鎮壓」的真面目，莫非要藉助梁振英來推廣「香港經驗」，香港的悲劇會不會在世界更多的地方上演？如果得逞，這將是世界的災難。
芬蘭公園的荒謬一幕
8月13日下午，芬蘭赫爾辛基西貝柳斯公園，一群法輪功學員正如往常般，在音樂中靜靜打坐，場景祥和寧靜，並有志工徵集人權請願簽名。這樣的畫面，在北歐社會並不陌生：和平、自由、多元。
然而，這一幕卻被兩名不速之客打破。兩人不但手持手機對準修煉者的臉部拍攝，還強行逼問其姓名、籍貫、經濟狀況與組織背景，甚至威脅說：「有了你們的姓名，我們回去就能立即核對，一個一個地查。」
這樣的粗暴舉動，既像極了中共在中國大陸對異議人士的「國安審問」，又完全與文明社會的禮儀格格不入。令人震驚的是，這兩人竟是中共全國政協副主席、前香港特首梁振英，以及其妻梁唐青儀。
當在場學員拒絕被拍照時，梁夫婦還反唇相譏：「這是自由的世界！」——這種「顛倒黑白」的邏輯，恰恰暴露了中共官員慣用的話術：在壓迫與騷擾中仍企圖把自己包裝成「合法、正當」。
芬蘭警方事後明確表示，法輪功學員的活動受法律保護，不容許任何人干擾。這一立場，無疑給梁振英潑了一盆冷水。
梁振英為何赤膊上陣？
梁振英的身份，遠不只是「退而不休」的香港前特首。他是中共地下黨長年滲透香港的代表性人物。
早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他就被指為中共「特別黨員」——這類黨員不需交黨費、不參與組織生活，由高層直接領導，身份絕對保密。也正因如此，梁才能在九七前後，被破格安排成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秘書長，並一路躍升至香港最高權力核心。
他的政治軌跡，並非個人能力的偶然，而是中共長期布局的必然。2012年，梁振英登上特首寶座，正是江澤民派繫在港推動「全面赤化」的重要棋子。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在芬蘭這樣一個民主國家，他仍會本能地充當「跨國打手」，直接恐嚇海外的法輪功學員——因為他的政治生命，根本離不開中共的維穩體制。
「黨人治港」與香港的全面赤化
梁振英事件，不僅是個人行為的爭議，而是香港局勢的縮影。
據外媒早年報導，中共在香港至少潛伏18萬黨員，分布於政界、商界、媒體與學界。這是一支龐大的「地下軍團」，表面上隱形，實際上卻在影響政策、操控輿論、改變香港的文化氛圍。
梁振英，就是這張「地下黨網」浮出水面的代表。2012年，他授意成立「香港青年關愛協會」，專門攻擊香港的法輪功真相點，並在街頭掛滿謾罵橫幅，將香港繁華街頭變成「文革現場」。
這樣的行徑，徹底摧毀了香港的國際形象，也揭穿了「一國兩制」的虛假承諾。香港不再是「港人治港」，而是「黨人治港」。
跨國鎮壓 中共的新戰線
梁振英在芬蘭的行為，並非孤立事件。近年來，中共對異議人士、維吾爾人、西藏人、香港流亡者乃至法輪功學員的跨國騷擾與威脅屢見不鮮。
這種跨境打壓手法包括：在海外監視、跟蹤和騷擾持不同政見者；操縱親共社團製造輿論壓力；甚至透過外交與商業施壓，迫使所在國政府噤聲。
梁振英作為中共政協副主席，親自上陣恐嚇法輪功學員，正是這一「跨國鎮壓」模式的最新例證。
國際社會的警訊
法輪功學員當場報警，芬蘭警方迅速表態支持。這是民主制度的力量，也是自由社會的底線。
然而，這一事件也向國際社會發出警訊：當中共高官在海外公開恐嚇平民時，意味著中共已不再掩飾其輸出的專制手段。若西方國家姑息不管，那麼下一個被跨國騷擾的群體，可能就是本地公民、學者或記者。
正如法輪大法資訊中心執行主任列維．布勞德所警告：「這不是普通的對話，而是審問。民主國家必須採取行動，保護法輪功群體。」
歷史十字路口上的香港與世界
梁振英在芬蘭的行為，揭開了三重真相：
中共跨國鎮壓已成常態；「一國兩制」早已破產，香港全面赤化，「黨人治港」的核心人物，如今繼續在為中共效力。
而對國際社會而言，梁振英事件不只是「法輪功問題」，更是全球民主與專制之間的拉鋸。芬蘭公園的荒謬一幕，提醒世界：若不及早正視並制衡中共的滲透與打壓，專制的黑手將伸向更多自由之地。莫非要香港的悲劇在世界更多的地方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