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中共參加聯合國會議的喬冠華。（網絡圖片）
按：姬鵬飛是名義上的一把手，坐鎮外交部，而所有的具體事務卻由喬冠華來擔當。當中國重返聯合國這麼出風頭的事情都沒他的分兒時，他說了這麼一句話，訪問英法回來之後……他們之間的恩怨情仇是怎麼回事呢？
「西天拜佛、如喪考妣，疲於奔命，所獲不多。」
這是毛澤東在1973年6月姬鵬飛訪問英、法兩國回國後，聽完王海容匯報之後批評姬鵬飛的一句話。
在此之前的一次基辛格訪問，「姬鵬飛、喬冠華陪同出席之後，毛問了姬鵬飛一些外交事務問題，讓姬回答，姬竟答不出，轉而問喬冠華，喬則侃侃而談，應對自如。惹得毛一陣惱火，當面批評姬說：『你在我這裡沙發都坐穿了，屁都不給我放一個。』」——選自《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姬鵬飛在陳毅任外長期間，長期擔任常務副部長，是陳的老部下，在政治上沒什麼可說的。但這個1949年率部隊開進杭州的「吉洛」將軍，卻不是一個善於外交業務的外交家。他從陳毅生病以後作為代理外長，直到1974年11月喬冠華正式接手外交部的這一段時間裡，一直是一個擺設性的「重要」人物。
在尼克松訪問中國大陸時，周恩來自然明白羅傑斯的作用和姬鵬飛差不多，就對尼克松說「讓兩位外長去談雙邊關係，我們的外長也有他的侷限」。但羅傑斯至少還可以發發飈，堅決不同意最初的敲定稿，而且最終還是按他和他的國務院們的意思改了幾處，而姬鵬飛呢？他可不能這麼囂張，就得老老實實地在那待著，看著周恩來和喬冠華為公報忙得不亦樂乎。
姬鵬飛心裡必然不是滋味，但他畢竟是個中共的老政治人物，走過「長征」，做過軍職，對這些事情自然是心裡明淨而言談不露於行。那個時期，姬是名義上的一把手，坐鎮外交部；而所有的具體事務卻由喬來擔當；況且王、唐更是誰都不能小看的人物。對此姬是不可謂沒有怨恨的，當中國重返聯合國這麼出風頭的事情都沒他的分兒時，他說出一句抱怨話：不相信聯合國的事情需要什麼專家。而在上面提到的訪問英法回來之後毛對他的批評，又讓他在外交部遭受了一場批判，之後又把他調出外交部，到全國人大，結束他在外交部的整個生涯。
說到這裡都說的是姬鵬飛，因為姬是迄今為止中共都不讓做公開評論的元老級政治家，關於他後來在兒子姬勝德的案件中的所作所為，以及他本人最後真正的政治結局，都是我們現在這個環境下無法瞭解到的真相。本想寫寫關於姬鵬飛的文章，寫他與喬冠華的恩恩怨怨，寫寫他後來的政治生涯，寫寫他最後的結局，看來得再過多少年吧。由此看到，中共的政治，是個多麼複雜的領域。
姬鵬飛在外交部的失落，源自於他多年的老搭檔喬冠華在外交事務上的風光。喬是1974年11月接替被免職的姬，由副職升正，做了外交部長。這個無論是形象、氣質、才華和頭腦都咄咄逼人的「才幹部長」是30年代的清華才子。關於他在清華時期的表現，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個徹底的、百分之百的書生。他和錢鐘書整天泡在圖書館裡，「一天的生活就是圖書館到飯堂，飯堂到圖書館。」
有一次，胡喬木在校園裡散發革命傳單，發到喬冠華這裡時，他看了一眼上面的內容，然後扔回胡喬木的洗臉盆裡了。這就是當年喬老爺沒參加「共產黨革命」前的思想狀態，是個「徹徹底底的書生」，差不多和錢鐘書一樣，要「橫掃清華圖書館」了。
現在有些歷史學家認為喬冠華之所以從政，是他自己非要走這條路不可，其實卻不是這樣的。喬走入外交生涯不是沒猶豫過，他甚至在50年代還不隱諱的說：「我這個人，從本質上來講是做不了外交官的。」由此看，喬不是沒意識到自己性格上的缺陷將會帶來政治上的下風。但他最終走上外交舞臺，首先是毛算是看得起他，但最直接的原因是周恩來的提拔。
喬冠華到重慶的時候，周就看上他了，從那以後30年，周帶著喬一步一步培養他，提拔他，直到後來喬可以獨當一面。整個70年代的中國外交，周都是非常倚重喬的，甚至有些文件按照程序是姬鵬飛看了，簽了字，他都要加上一句：喬冠華看了嗎？喬看了，他才放心，喬沒看，等讓喬看完了，簽完字了，這事兒才能這麼辦。如此種種，在外交部裡不能說是個正常的現象。
周對待喬，並不像對待姬鵬飛那樣的老革命一樣一視同仁，雖然他表面上還是一貫的「秉公執法」，但是他對喬的明顯偏愛，還是不可避免地招到那些比喬資格老得多，地位深得多的老幹部們頗為不滿的暗裡抱怨。
關於周和喬的個人關係，也是眾說紛紜，有的說周對喬如同己出，而喬後來又反戈一擊使得周很是傷心；有的說喬後來看到周大勢已去，從而投向四人幫等等等等。這些說法都很無意義。其實周、喬之間根本不存在所謂政治上的什麼忠誠與不忠誠一說。
喬冠華就是周恩來的人，喬除與周關係最深之外，與其他黨內老人幾乎都沒有淵源。所以直到1975年四屆人大，毛問周是否提喬做個副總理時，周說還不行，再等等看。對此，周對喬說得很明白，「這個時候不能讓別人說我只提拔自己的人，況且現在讓你上去也不是什麼好事。」現在能看到的書、回憶錄和能查到的文獻材料中顯示，無論是在冷血如鐵一般的中共政治生涯中的風風雨雨如何，周、喬之間那種所謂的「如父子般親密」關係的感情不可謂說是存在虛假成分的。
在處理外交具體事務中，很多時候都是英雄所見略同，有時甚至話都不說完完整的一句，就能知道對方要表達的是什麼意思，這不能不說是信任、瞭解到一個程度了。有人說「喬冠華是周恩來的一束陽光，他從長期壓抑的政治生活中，有時可以從喬那裡感受到一些生活的樂趣，又不傷害別人。」我想這倒是比較可信的。而周則為喬盡量掃除政治上的窒礙，使喬得以有發揮的空間，得以有後來的作為。
所以應該說，喬冠華的整個外交事業幾乎都是跟著周這麼走下來的，所以到後來，喬成為叱吒風雲的外交明星而周奄奄一息時，喬的內心不可謂不傷心，一是個人感情所致；二是政治上無了依靠。而至於有些外交老人寫的回憶錄中說喬後來反周，反陳毅，又跟著四人幫走等等，這些在喬倒臺之後的種種罪名，真可謂是當事者欺負局外人，內行人糊弄外行人。
喬冠華自從接手外交部以來，他的日子也不比姬鵬飛在這個位子時好哪去。「原本，外交工作確是喬冠華的一個強項，但是，因外交部有王海容、唐聞生這批年輕的『通天』派存在，姬自然是沒法子干好，而就是文才幹才都了不得的喬，他也沒轍。對於王海容等常常傳達的通天消息，喬曾發牢騷說：『誰知道這是不是最高指示！』」（摘自《外交部文革紀實》）
1975年底批鄧小平後，外交部貼了喬冠華的大字報，說他在外交部執行鄧小平的右傾翻案風，還有大字報，說要將他「拉下馬」。反對喬的自然是「通天小姐」王、唐一派的，很有來頭。對此，喬與他那老幹部陣營的人，權衡之後，卻採取一個自以為得計的方針：依靠江青的渠道，來抗衡王、唐。因為，毛的秘書張玉鳳告訴章含之：「主席說，外交部的事交江青管。」
對此，喬冠華開初還有些得意地說：「先利用大王八蛋解決小王八蛋的問題。」
按此方針，在喬冠華、章含之於1976年4月25日，寫了一封信報毛，通過江青轉了上去。不料，毛卻批評這封信是「借刀殺人」。因此，政治局常委在6月7日晚開會研究外交部問題時，指責喬在外交部不抓批鄧，卻在打內戰，責令他回去開會做檢查。時為毛澤東聯絡員的毛遠新，也說喬「想利用中央幫你打內戰」。
在與王、唐的較量中，喬沒能得到毛的支持，而他依靠江青渠道的做法，卻使他在四人幫垮臺後獲得了「投靠四人幫」的罪名。1976年12月12日，喬被正式撤職、審查與批鬥。
喬冠華的罪狀中，最有名的一條，是說他在聯合國發言稿中有一句「按既定方針辦」，而這一說法當時被定性為四人幫的偽造，喬也這樣說，當然也就是秉承四人幫意旨辦事。而實際上，真正打倒喬的是另一條罪名：「欲借批鄧反右之機，將瞭解四人幫底細的王海容、唐聞生等打成反革命。」
1976年底，華國鋒要開除喬的黨籍，還有人說要將他關押到衛戌區監護，鄧小平說，喬是毛、周培養的人，還是留點餘地。喬才免於坐牢。
喬冠華文革中飽受造反派批判，無論哪一派執政，只要有批判陳毅的口號，接下來也就少不了批判他喬冠華的一分。然而，他正式擔任外交部長、主持外交部工作不到二年時間，最後的結局卻被指控為四人幫線上的人，晚年遭受厄運。現在看來，這起始的原因就是他與「通天小姐派」的矛盾所致。
大概因喬冠華自恃有才，不像姬鵬飛那樣，惹不起卻躲得起，而是用心要與通天派們較量，結果，不曾料想的大局突變，使他聰明反被聰明誤。（摘自《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出版。）
以上引自《外交部文革紀實》中的文字，看到這個表面上多麼桀驁不馴、飛揚跋扈、眼裡沒人的外交部長，政治手腕又是多麼簡單而羸弱不堪。
喬自從1970年9月失去龔澎之後一直生活得很痛苦，他不時找一些老同事和家人來，陪他這個已成鰥夫之人排解寂寞，直到他遇到章含之、深深地愛上章。
林肯在面對別人對安德魯･約翰遜的非議時說「當一個人可以做到與安德魯約翰遜一樣，或是超過他對國家的貢獻時，他才有資格說這話。」我想說，當一個人能夠做到為他（她）有尊嚴的愛情一直付出到死這個程度的時候，他（她）才有資格說喬、章之間的愛情有什麼毛病。我以為現在的人再怎麼議論那個時候的人物，無論從什麼方面，也不該再去嗜牘他們之間的這種愛情。
從喬冠華對章含之的愛情之中可以看出，喬卻是一個感情用事的人。他在章因壓力最初拒絕他的時候，表現出的衝動，實在不像是政治家會有的舉動，可能也是這點打動章含之。有人問章「他什麼地方打動你？」章說「他最初沒打動我，是後來我感覺到他其實不適合做官，才真正覺得他和我的感情是什麼。」感情用事的人，不是就絕對不能做政治家，問題是不能做中共政治家。
其實中共內也不乏有感情用事的人，但他們感情用事與政治行事分得很開。喬則沒這個概念。從喬的部下口中講述的喬，很容易讓人感覺到，中共政治家的「基本功」：喜怒不露行，在他喬冠華腦子裡根本不存在。有句話說得好，「如果一個領導者是一個感情衝動的民族主義者，那他（她）不夠格。」喬不能說是個「感情衝動的民族主義者」，但他弱化政治形式，只專「業務」的「高效」行事作風，也有著強烈地潛在危機，也實不能說是夠格的。
喬冠華幾乎也不同與他同級別，甚至高他級別的高級領導幹部往來。在喬的眼裡，他也看不起他們，而老革命們則認為，喬沒有資格對他們指指點點。
喬並不願與政治家為伍，但愛與部下和普通人打交道。按照喬秘書的說法是「沒有他看不起的部下，只有他看不起的領導」。而最後忠誠於他的人，除了來自於文化界的他的那些老朋友，還有那些認同他的部下、司機、甚至是部裡的保潔大媽、養花大叔。司機張鳳武跟著喬幾十年，到喬倒臺時仍然堅定地站在喬這邊，一直到喬去世、到章含之去世。
有人對此說，「秦檜還有三個好朋友呢，有人忠誠於他也不奇怪呀」。可我想喬和秦檜不能說在一起吧？那喬的這「三個好朋友」的數目也忒多了點吧，而且都同樣是認同喬的為人。有句話說，「看一個人的為人，也得看和他交往的人是什麼樣的人。」
喬冠華是文人個性，性情中人。他的審美觀確實有他很強的「個性選擇」。肖邦的鋼琴、貝多芬的交響曲、李白杜甫的唐詩甚至壯美與唯美的見解，都深刻地透著他自己的性格取向。音樂，是喬冠華一生最鍾愛的藝術環節，徐遲在最初認識喬的時候，有一次準備在喬面前大肆炫耀一番自己在西方古典音樂方面的造詣，可當喬將一部曲子整個的來龍去脈，娓娓道來的時候，徐遲就再沒想出哪地方還可「炫耀」。
喬冠華是通才，他的功課不像錢鐘書那樣，數學僅僅得了9分。喬是門門好成績。喬精通好幾門外語。他可以操著一口黑格爾德語和人家罵架，他用法語揶揄章含之，他用標準的日語裝日本人和人攀談，甚至在英語翻譯都翻不出他的成語時，他自己給對方譯。他與德國人談判時，說出一個德國偏小城市裡有一條某某馬路，對方愕然，回去一查果然有。他與基辛格談判，基辛格從沒覺得自己占過上風，從基辛格的回憶裡看到的是他對這個對手是怎樣的佩服，也忍不住說句「敬重他的素養」。
1975年的聯合國辯論，留下的是他令人難以忘懷的即興演說。國民黨的研究人員甚至說「不懂喬為何是共黨人」，和「是共產黨裡少有的出類拔萃之人」。現在的這一代人是感受不到了，那一段時間裡，真有外國的外交官以與喬冠華為友為榮。
現在回過頭來看這個天賦秉然的大才子，其實並不像他本人老認為的「懷才不遇」，用胡風的話講「其實已經很遇了」。他得到的榮耀和輝煌已經是那個年代裡無人比擬的了，還想怎麼「遇」呢？
喬冠華一生眼裡也沒有幾個人，也沒佩服過幾個人，真佩服的都是他的同學、文人。他對錢鐘書的才華表示出了毫無保留的欽佩，這可真是少有的。在40年代還沒有人聽過毛澤東的別名時，胡風就清楚地記得，喬隨口說出「老毛如何如何」的話語。現在有人寫回憶錄來加帽為何在倒喬的過程中出力時說「喬在文革中變得驕傲了」這可真是笑話。這個寫回憶錄的人和喬認識幾十年，居然說喬在文革中變得驕傲了。
喬在不到8歲的時候就口出狂言（天下文章李、杜、喬），他後來一直都這樣，到死也這樣，這怎麼能說是後來變的呢？我看是他生下就這樣。說一個人是狂妄自大的根據是因為他看不起別人，自己又什麼都不行。對於錢鐘書與喬冠華這樣的人來說，而是因為他們太行。他們「狂妄自大」，往往是他們對某些事務要求的高標準。他們這樣要求自己，也要求別人。
人性格上的缺優點，是無法用一個界限劃清的。說一個人有著某種優點，也許在別的地方可能就是缺點；說一個人有那樣的缺點，往往在別的領域又是他（她）的優勢。世界上真的很少有絕對的東西，我們又幹嘛非要這麼看事物呢？喬冠華的個性在政治上給他的生存帶來的是不小的負擔；但恰恰又使他的為人更加鮮活。
有人說，「喬冠華是個有爭議的人物」，這話說得太不成熟。世界上的哪一個歷史人物，哪一個政治家，甚至說哪一個人沒爭議？就單他喬冠華有爭議了？那可太抬舉他喬冠華了。喬在晚年時對他的一個老朋友說「我現在不想再想那些事情了，只要我和含之在一起就行了。」還說「好人不應該做官」。算是對他一生從政的感言，聽了讓人不是滋味。
紅色政治家們在政治較量中使用的政治手腕與伎倆是多麼的複雜與凶狠，一個能從紅色政治漩渦中摸爬滾打生存下來的人，我想在哪裡從政都不會是問題了。斯大林的一句話是「歷史是由勝利者來書寫的」，還有一句是「勝利者是不受指責的」。相較於被罷免下臺的喬冠華來說，那些而後上臺的人們所寫的回憶錄，在我看來，真是字字帶著「勝利者」的味道。共產主義政治就是這麼的複雜，可以說得很絕對，也可以淡化得很絕對。
現在的一些歷史學家認為，章含之書裡隱藏的事件應該說出來而不該隱瞞。我想這些歷史學家如果是章含之本人，就能理解為什麼章不說。章要是說了，就不會有空間到處為喬喊冤了，章要是說了書都很難出來了。章一直在中共允許她的底線下生存，這是她用的個性爭取來的。
當袁庚頂著壓力要挽留她時，章說「我不能連累你，我的事情牽扯到高層中很多人」。牽扯到高層很多人，這已經給我們解釋了。即使她後來出書，都是她與高層談判，互相讓步的結果。還讓她往下寫，她怎麼寫呀？還讓她再遭一回罪嗎？這把年紀還遭這樣的罪，我看她是不可能了。她不想再摳往事的恩怨，在她離去之時，女兒說「沒有半點怨悔」。
是說「不容青史盡成灰」，但在現在這個社會環境下，可能嗎？一次記者問章，「您書中的一些事件總感覺隱諱了許多，30年了，還不能說嗎？」章回答「30年了，還不能說，這恐怕得下代人去做評價了。」那就期待下代人，能有親眼目睹所有這些歷史本真的機會吧。
（本文略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