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批鬥地主大會。
從1927年秋收暴動，入井岡山搞武裝割據開始，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一直是沿襲「打土豪」的辦法，解決軍糧軍餉的。他們每「解放」一個地方，便把那裡的地主通通殺掉，奪取他們的財富充作軍糧軍餉。1949年後，財政危機相當嚴重。「土改」的第二大目的是：用地主的鮮血，鞏固新生的紅色政權。
自從「土改」將謀財害命、殺人越貨，顛倒為備受讚揚的「正義事業」之後，人心渙散了，傳統道德觀念崩潰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相互爭鬥，爾虞我詐，道德淪喪。請看今日之中國，人慾橫流、物慾橫流，追本溯源，「土改」難辭其咎。
20世紀40年代末，在全中國，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幾百萬。1950年的「土地改革」運動，殺害了200多萬地主。那麼，人們要問：每一位被殺的地主都是「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嗎？
何謂「地主」？他們的土地和財富來源哪裡？
只要翻開歷史的卷帙查一查，只要找到上了年紀的老人問一問，就會得到截然相反的答案。人們承認，地主中有壞人，但地主不全是壞人；相反，其中絕大多數——約占總數95%以上的地主，都是心地善良、樂善好施的好人。——「地主」這個名詞，已成為一個深含貶義的詞彙，人們一見到「地主」二字，就聯想到剝削和壓迫，產生厭惡感。
其實，1949年之前，大多數農村尊稱土地和財富較多的人為「財主」、「老爺」。佃戶（租種土地的農民）和長工，則尊稱土地的主人為「東家」。那時候，雖然也有「地主」這個詞彙，但除了酒宴上「略盡地主（本地的主人）之誼」的客套話之外，寓含的是尊敬、崇拜與羨慕，絕對不含貶義。
地主」究竟可惡不可惡？「土改」運動中殺掉200多萬地主，是不是人人該殺？……要弄清楚上述問題，首先要了解地主的土地和財富的來源。
地主的土地和財富，大體有以下三種來源：
第一、祖傳家業
有些人家，祖上好幾代前，就擁有這些土地和財富。一般有錢人家總是送子弟讀書，這個書香世家，幾代沒出「化孫子」，因而守住了家業，代代相傳，傳到了這個兒孫手裡。到了1950年，風雲突變，這位繼承者反而因擁有祖傳的土地和財富遭了殃，全家掃地出門，土地和財產被沒收，連生命也沒有保住，被槍斃了。
「土改」中有不少「貧富顛倒，是非混淆」的現象。——中國有句古話「富不過三代」。許多財主家，不幸出了個好吃懶做、嫖賭逍遙的「化孫子」，他「崽賣爹田心不痛」，把萬貫家財化得乾乾淨淨，變為沿街乞討的「叫花子」。哪知風水輪流轉，「叫花子」反而因禍得福，「土改」中被劃為「貧農」，分得了土地、房屋和「浮財」（沒收地主的財物）。——作家余華的長篇小說《活著》，就寫了這樣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第二、在外地做官、經商發了財，回鄉興家置業，購買大量土地，成為地主
從秦始皇到清王朝，皇權專制兩千多年，一直是重農輕商的小農經濟社會。那時人們的觀念，與現代人大不相同。那時沒有銀行，銀錢放在家裡，怕偷怕搶；存在私人票號里風險很大，不放心；那時工商業不甚發達，人們壓根兒瞧不起商人，不願意投資興辦實業。筆者小時候聽到老人們的口頭禪是：「要想家業穩，作田是根本」。——因此，在那個年代，人們的頭腦裡，有了錢之後的第一個念頭便是「買田」。田是不動產，偷不走，搶不去，年年增值，死後傳給子孫，家人就不會餓死了。
第三、勤勞儉樸，聰明好學，善於經營，在本地被稱為「田秀才」的能幹人，一輩子省吃儉用，有點積蓄便買田，土地漸漸增多，慢慢上升為中農、富農……積攢土地最多的，達到中、小「地主」水平
正如每一個團隊裡，既有好人，也有壞人一樣，毋庸諱言，也有靠欺行霸市、高利盤剝而上升為地主的，但這種人畢竟是極少數。那個時代，儒家學說「仁義禮智信」大行其道，社會輿論對不道德的行為大肆伐撻，大家都瞧不起走歪門邪道發了財的人，「戳他的背皮」，恥與為伍……因此，一般人都自覺或不敢走邪路。
那時候的人，信奉神佛的占百分之八、九十。人們不敢做壞事，生怕自己偶有不慎冒犯神靈被打入地獄。總體說來，在皇權統治下，通過儒家道德的宣揚教化，佛、道等宗教信仰的流行及制約，大多數時候，社會是平靜、安定的。貧者安貧，富者樂善好施，相互依存，長期和平共處，沒有那種「你不死，我就活不下去」的「階級鬥爭」之說。
地主的土地和財富的來源，大致是上述這三種。其土地、山林、房屋等不動產，在交易、過戶的過程中，都簽署了契約，按章繳納了稅賦，並由政府主管部門頒發了權證，既是公認的，又是合理合法的。
土改，批鬥地主大會。
地主階層在農村中的作用
地主們青少年時期大都受過嚴格的教育，是農村中文化素質較高的群體。他們讀的是《四書》《五經》、「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思想，深入骨髓。95%以上的地主憐貧恤老、救濟鰥寡孤獨、助教興學、救災賑災、修橋補路、興修水利、調解糾紛、倡導文化活動（舞龍燈、賽龍舟、唱大戲等）……舉凡農村中一切需要錢、物的公益事業、慈善事業，都是由他們帶頭發起，熱情贊助並充當捐資、獻物、出力的主角。
經過十年寒窗進入（官場）上層社會的，大多數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當年的地主階層，集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於一體，理所當然地成為社會的主流。
許多科場失利、無意於仕途的讀書人，回到鄉梓後，因其品德高尚、學問豐富、主持正義、辦事公平，往往被推舉為地方領袖，掌握著村、鄉、區的地方事務的管理權。而當年的政府（縣級以上）是那樣軟弱，既沒有「社會救濟」概念，又沒有過問地方事務的經濟實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務便責無旁貸地落在本鄉本土有聲望的富紳（地主）的肩頭上。
興辦公益事業和慈善事業需要大量資金，光憑空口叫叫喊喊，是沒人信服你的，關鍵時刻要帶頭拿出白花花的銀子來。有聲望的富紳帶頭捐了巨資，人人跟進，形成「眾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才能募集到大量資金，才能辦好地方事業。那時候，差不多所有的鄉村，都有德高望重、公益事業心強的地主，帶頭捐資。
當年地主將土地出租，解決了貧苦農民的就業問題，與資本家辦工廠給城市貧民提供就業機會，與當今外資進入中國解決城鄉富餘勞動力的就業問題，是一碼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資的回報，工商企業利潤提成是資本的回報，同樣是一碼事。
「地主」這一階層當年在農村占有的土地和財富較多，是多種社會力量長期碰撞取得的均勢與平衡，是兩千多年來社會優勝劣汰、自然選擇的結果，是一種符合當時社會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經濟結構要素。
兩千多年前，孟子說：有恆產者，始有恆心。這話的意思是：只有財產較多的人，做事才有責任心。因為他要對自己的財產負責，對自己的家庭負責，對自己的聲譽負責……絕對不會亂來。當年，地主階層以其財富、道德、學識和聲望，責無旁貸地擔負了政府職能缺失部分的職責，在農村中起著穩定社會的中流砥柱作用。
中共在土改中強行分配地主的老婆和闺女。
發動「土改」的三個目的（也是毛澤東的難言之隱）
1950年6月，中央決定在「新解放區（1947年之後「解放」的地區）」開展「土地改革」運動。一聲令下，整個農村立馬籠罩在紅色恐怖、血雨腥風之中，200多萬地主的人頭紛紛落地。
為甚麽要開展「土改」，為甚麽要殺那麼多地主？
《西行漫記》的作者——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曾說過這樣一番話（大意）：我曾追問毛澤東，井岡山時期，蘇區的面積只有那麼大，人口只有200多萬，每年的稅賦有限，你們是怎樣解決幾十萬紅軍軍糧軍餉的？毛澤東「王顧左右而言他」，迴避了斯諾的提問。
俗話說：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記者斯諾足跡遍布全世界，見多識廣，具有獨立思考能力，是個內行。
毛澤東為甚麽不直說呢？顯然有難言之隱。
第一、用地主的鮮血，解決軍糧軍餉
20世紀30年代，紅軍在井岡山五次「反圍剿」，槍炮齊鳴，火光沖天，捷報頻傳……最後兵敗逃竄。仗打得那麼熱鬧，支撐熱鬧場面的軍糧軍餉、武器彈藥補給……錢，從何而來？
「戰士（農民）的鮮血」好理解，打仗要死人，死的戰士都是農民；「農民的血汗」也好理解，打仗要消耗錢財，消耗的自然是農民的血汗錢。
「地主的鮮血」是怎麼回事呢？原來，從1927年秋收暴動，入井岡山搞武裝割據開始，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一直是沿襲「打土豪」的辦法，解決軍糧軍餉的。
他們每「解放」一個地方，便把那裡的地主通通殺掉，奪取他們的財富充作軍糧軍餉。「紅區」（共產黨占領地區）大大小小的「土豪」打光，沒得油水可撈了，便派出突襲隊，趁月黑風高之夜，到「白區」（國民黨占領地區）去打「土豪」，斬盡殺絕，擄掠一空……久而久之，「白區」靠得近的「土豪」也打光了，老百姓跑得精光，形成一條30多里寬的「赤、白交界」絕無人跡的「陰陽地界」……
1949年後，百廢待舉，到處需要錢，入不敷出，財政危機相當嚴重。在軍事方面，西邊要進藏，南邊要「解放」海南島，東南準備攻打台灣，北邊要「抗美援朝」，幾百萬「解放軍」軍糧軍餉從何而來？……於是，歷史上最大一次「打土豪」，掠奪最富庶的江南農村地主財物的「土地改革」運動，便應運而來了。
1950年6月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八大任務」，其中第一項就是進行土地改革。毛澤東毫不諱言，要把「土改」列為「取得財政經濟狀況基本好轉的首要條件」。——這就是「土改」第一大真實目的：奪取地主的財富，解救新生的紅色政權的財政危機。
第二、用地主的鮮血，鞏固新生的紅色政權
中共建政後，國民黨及其遺留、派遣在大陸的軍政人員，反抗是相當強烈的。自發性的民間土匪，也十分猖獗，常常在某夜突然把一個鄉政府「端掉」了。新生的紅色政權內外交困，隨時有被顛覆的危險。這時，毛澤東認為，必須把「反革命」的囂張氣焰鎮壓下去……殺誰呢？不幸，歷史選擇了「地主」作為「儆猴」的這隻「雞」。
「土改」時，批准殺人的權力在區一級，二十來歲的區長或區委書記掌握著全區十多萬人的生殺大權。深夜，區、鄉幹部會議結束，大家勞累了一天，睡覺去了。年輕的區委書記（或區長）坐在煤油燈下，根據各鄉上報的材料，勾畫明日的殺人名單。
這時，如果這位年輕人心地比較善良，他手中的「硃筆」稍稍留情，對於可殺可不殺的人，儘量不劃紅勾，這些人就可能倖存下來。如果這位年輕人「階級鬥爭」觀念比較強，殺紅了眼，「硃筆」一路勾畫下去，則明日刑場上便有十多位地主的天靈蓋被打飛……要是這位年輕人打瞌睡，「硃筆」誤點在某個原擬不殺的人的名字上，醒來後又沒有發現這一錯誤，這人明天也就完蛋了！
殺人的權力雖然在區一級，但實際上，某位鄉幹部要殺誰，甚至因私仇某位貧僱農要求殺誰，跟區委書記說一聲，少有不批准的。
鬥爭地主的場面十分野蠻，拳、腳、鞋底、棍棒、皮鞭一齊上，打得皮開肉綻、口吐鮮血、傷筋斷骨，慘叫哀號之聲，不絕於耳。對於某些強加的罪名，跪在鬥爭台上的地主想解釋一下，戰戰兢兢剛開口，台下在積極分子的帶領下發出一片震耳欲聾的口號聲，淹沒了地主那微弱可憐的聲音；台上的積極分子立即抽耳光，拳打腳踢，打得你根本無法開口……
在這節骨眼上，起作用的是「人性」。這位地主如果性情特別溫和，待人十分寬厚，以前從來沒有得罪過任何人，沒人告他的狀，也許能逃過一劫，留下一條小命。如果幾十年來因某件雞毛蒜皮的小事，或說話不小心，得罪過某位貧僱農，在土改幹部的挑唆下，貧僱農指控他是「惡霸地主」，就完蛋了。——只要有人說你是「惡霸地主」，你就是「惡霸地主」，沒得分辯的餘地。
在貧下中農這一方，如果人性好，富有同情心，看到地主挨打挨鬥被殺十分可憐，不記恨往日的小事，寬宏大量，甚麽也不說，這位地主的小命也許能保留下來。如果是個生性嫉妒、幸災樂禍的積極分子，見人受罪心裡樂，看到殺人便興奮，告狀時添油加醋，無中生有，一個一個的地主，便死在他手中……也有經不住土改幹部反覆勸說，說錯一句話致使某位地主喪命的，事後這位善良的農民良心發現，一輩子追悔莫及！
殺地主，沒有任何標準。每個村子都要殺，不殺是不行的，上面的政策規定：「戶戶（地主家）冒煙，村村見紅」。假設那個村子裡沒有人夠資格評上地主，就將富農提升為地主；假設連富農都沒有，就「矮子裡面拔將軍」，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農提上去……總之，至少要殺一個，殺一儆百嘛！
當年殺地主是用槍頂著後腦勺，從背後斜著向上開槍。一聲槍響，天靈蓋便被打飛了，紅色的鮮血、白色的腦髓，撒滿一地……血腥、殘忍、恐怖，目睹者不由自主地渾身顫慄，甚至嚇得好幾個夜晚從惡夢裡尖叫著醒來，掩面而泣……殺多了，嚇怕了，反抗者都縮頭了，新生的紅色政權便鞏固了。
第三、動員廣大農民參軍，上「抗美援朝」前線
窮兵黷武的毛澤東爲了討好史達林，用中華兒女的生命和血汗錢，爲發動朝鮮戰爭的金日成火中取栗。他知道，只要給老實巴交的農民一點點好處，農民就會爲他賣命。「土改」將沒收地主的土地、財物分給貧下中農，翻身的農民感恩戴德，讓自己的兒子、丈夫去參軍，敲鑼打鼓，戴著大紅花，送他們開赴有去難回的朝鮮戰場。
中共爲一黨私利，隱藏著政治、經濟、軍事方面的目的，打著「耕者有其田」的漂亮旗號進行「土改」，把自己打扮成貧苦農民的「大救星」，實質上是爲了利用農民，哪裡會真正爲農民著想！說來說去，其最終目的是爲了鞏固新生的紅色政權。
中共殘殺地主的後果！為甚麼中國農村依然貧窮？（以上圖片皆來源於網絡）
「土改」的惡果及其後遺症
「土改」，產生了的惡劣的後果和嚴重的後遺症。
第一、「土改」摧毀了中華民族的道德傳統
華夏大地本來是一個文明禮義之邦，尊老愛幼、相互禮讓的儒家道德深入人心，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和平相處。在農村，上下不相慕，貧富兩相安，生產生活，秩序井然。自從「土改」將謀財害命、殺人越貨，顛倒為備受讚揚的「正義事業」之後，人心渙散了，傳統道德觀念崩潰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相互爭鬥，爾虞我詐，道德淪喪。請看今日之中國，人慾橫流、物慾橫流，追本溯源，「土改」難辭其咎。
第二、「土改」破壞了農村的生產力
農村中有一批勤勞儉樸、善於經營「田秀才」，他們上升為富農、地主後，代表著當時農村的先進生產力。他們農具比較齊全，資金比較充足，生產具有一定規模；他們經驗豐富，接受新生事物較快，有能力選擇和改良作物的品種；他們的農、副業產量總是達到當地最高水平；他們先進的耕作方法給貧苦農民起了示範、帶頭作用……如果讓他們繼續富下去，其子女留學美國歸來後辦農場，中國的農業或許會改變面貌，跟上世界前進的步伐。但不幸，土改中把他們打壓下去，殺的殺，關的關，管的管，生產資料瓜分得罄空……中國農業一條極有希望的出路被打斷了。
世界上的人千差萬別，有的人就是頭腦不想事。許多貧下中農只能在別人的指揮下從事簡單勞動，缺乏獨立門戶掌握全盤生產的能力。把土地分給這樣的人，他們一缺資金、二缺農具、三缺種子、四缺經驗……明明分給他們是最肥腴的良田，就是種不出糧食。所以，土改後的第一年，生產總是倒退了。
更有一批懶漢，把分的東西吃光用光，分的田賣給別人（後來被制止，不准買賣土地），依然是個窮光蛋。
「土改」通過鬥爭和殺戮，把善於經營的地主、富農打壓下去，農村中就更加缺乏經營型人才了；把已經集中了的生產資料，零星分散給不善於經營的單人獨戶，使農業生產力遭受到嚴重破壞。
第三、「土改」使農村基層領導徹底惡質化
在科舉時代，沒有「功名」（未考取秀才、舉人）的人是不允許進入地方領袖層的，因此，地方領袖素質較高，廉潔奉公，能真正為群眾辦事。
鄉村地方領袖第一次惡質化，是從晚清1906年廢除科舉制度後開始的。由於大家都沒了功名，誰可以當地方領袖。三教九流之輩見有機可乘，便憑藉土地、資本、祠堂、武力、公產、宗教和個人關係……紛紛鑽了進來。這些人魚龍混雜，良莠不齊，形成派系小集團，忙於爭權奪利，置貧苦農民於不顧。這些人不受儒家道德公益心的約束，不受政府控制，貪贓枉法，為所欲為。加上人口爆增（清朝初年，全國人口約1億，「康乾盛世」後增加到4億，抗戰勝利後全國人口號稱4萬萬5千萬），人多田少的矛盾突顯出來，從此，農村社會開始動盪不安了。
「土改」利用「流氓無產者」（扒手、小偷、地痞、惡棍、無業流民……）打衝鋒，鬥垮地主、富農後，這批「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紛紛入黨做官，趾高氣揚地成為「書記」、「委員」、「主任」、「鄉長」、「村長」……使農村基層領導徹底惡質化。這些人大多一字不識，居然洋洋得意上台作報告，開口第一句便是：「我是個大老粗，只曉得三擔牛屎六箢箕……」——不因沒有文化感到羞恥，反以為榮！
這些人自私自利、吹牛拍馬，偽裝積極，拉幫結派，任人唯親，欺下瞞上，惟命是從……他們能力低下，不懂生產，卻指手畫腳瞎指揮，常常造成重大經濟損失。農村領導權落在這樣一幫沒有文化、素質低劣、目光短淺的人手裡，農業生產怎麼能搞得好？再加上毛澤東頭腦發昏，「土改」後不久，一意孤行地加速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躍進……到1960年前後，農業生產全面崩潰，餓死3500多萬農民……
第四，1953年「土改」結束，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全面達到了發動土改運動的預期目的，滋長了毛澤東的驕傲自滿情緒，增強了毛澤東的絕對權威地位，為隨後腦袋發熱搞大躍進、人民公社埋下了禍根。
「土改」以及多變的農業政策（首先是單幹，後來合作化；到80年代，又分田到戶單幹……），產生了嚴重的後遺症：農業生產停滯不前，長期處於落後狀況，至今無法跳出小農經濟的窠臼，遠遠落後於世界農業發展水平。直至今天，農村依然貧窮落後，農民依舊苦不堪言。
（原文標題：深析 土改「殺地主」的真正陰謀，本文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