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會堂前（圖片來源：WANG ZHAO/AFP via Getty Images）
中共常說：槍桿裡面出政權，中共也經常宣揚是如何通過武裝暴力獲得政權的，也就是說中共的政權不是民選出來的，中共不能代表中國人民的利益，並且中共是靠用武力和暴政對中國人民進行欺壓和殘害來維持其政權的，所以中共是中國人民的敵人！
據康德與哈貝馬斯的公民倫理：一個政府若系統性地剝奪公民自由、製造恐懼、阻止社會自我表達，它就是人民的敵人，因為它違背了人作為目的的尊嚴。
「敵人」在此不是情緒詞，而是政治與倫理判斷：它意味著這個政權與人民的根本利益、尊嚴與未來相衝突。
事實如下：
一、政治合法性分析 - 民選vs.武力奪權
歷史事實：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建立政權，並非通過選舉程序，而是通過長期內戰取得軍事勝利。
理論分析：根據政治哲學的主流觀點（洛克、盧梭、哈貝馬斯），國家政權的合法性來源於被統治者的同意。
當一個政權不是通過民意授權、而是靠強制與暴力獲得權力，它的合法性只能被稱為「事實上的權力」，而非「合法的權力」。
因此：從民主法理角度，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存在嚴重缺陷，因為它缺乏自由選舉與民眾授權。
二、國家與政黨關係 - 「黨等於國家」模式
中共政體採用的是黨國一體制，即政黨控制國家機器、軍隊、司法與媒體。
這一體制下，國家利益與黨利益被強行綁定，導致：
政治異議=對黨不忠=對國家不忠
這種等式破壞了「公民—國家」的自然關係，使黨凌駕於人民之上。
實證例子：政治異議人士（如劉曉波、許志永）以和平方式表達公民權利，卻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公民社會組織被系統性取締；網路輿論、媒體監督被嚴格審查。
這些現象說明，中共政權確實將自身利益置於人民權利之上。
三、暴力與控制機制 - 「槍桿子出政權」邏輯的延續
中共建政後持續依賴暴力維系統治：
1950年代「鎮反」運動、土地改革大規模處決地主；此運動本質上是政治清洗與社會財富再分配，地主階層的土地、房屋與財產被沒收。死亡人數在120萬至200萬之間，部分地方為完成「指標」，濫捕濫殺。同時，被勞動改造或長期監禁者超過500萬人。
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打擊知識份子；官方未公布死亡人數，但鄧小平在1981年內部講話中承認「文革造成兩千多萬人受到迫害」。國際與中國流亡學界普遍估計：死亡人數在150萬至300萬之間；若包含被迫害致殘、失蹤、終身監禁者，總受害人數超過3,000萬。主要死因包括公審、毆打致死、飢荒、勞改營與「自殺逼迫」。
1989年天安門鎮壓學生；官方聲明僅承認「約241名平民與軍人死亡」，但未公布名單。
英國外交部解密文件（駐京大使Alan Donald報告，1989年6月5日）指出：死亡人數可能在10,000人左右。美國情報機構與香港紅十字會估計區間為2,000至10,000人。「天安門母親」民間組織目前確認的遇難者名單超過200人，但仍有大量缺失。
近年在新疆破壞民族信仰、在香港採取暴力手段破壞香港的民主運動；
其中近年對維吾爾等群體的打壓，被大規模羈押/關押的人數：學界與政府報告綜合估算為逾100萬，部分研究給出100萬–150萬+（2017–2019年高峰期）。聯合國人權高專辦（OHCHR）2022年評估認定新疆存在嚴重的人權侵犯，可能構成危害人類罪；雖未給出確切人數，但印證了「廣泛、系統性」特徵。美國國務院與多份獨立研究也將規模描述為超過100萬人（「over one million」）。並伴有：任意拘押、強制政治灌輸、大規模監控、宗教/文化打壓、與生育相關的強制性措施等在多份報告中被記錄與指控。
打壓香港民主運動（2019–2020年反修例運動及其後續）
被捕與起訴規模：2019運動整體：被捕約超過10,200人，起訴近3,000人（不同報告時間點略有差異）。
中共製造信息牆，用來圈禁人們的思想，用網路審查與監控系統用於控制人民的思想與行為；
主要社交媒體平臺的關鍵詞過濾與實時審查系統；如微信、微博、抖音等，內置有數十萬條敏感詞過濾表。一旦用戶輸入「六四」「人權律師」「習近平健康」等關鍵詞，消息會被自動屏蔽或賬號被「禁言」。這並非企業自律，而是國家網信辦統一要求的審查演算法執行。
中共政權合法性是建立在暴力威懾與思想控制之上；這種政權維護方式與「人民主權」理念相悖；
因此，從公民權利角度，它成為「人民的壓迫者」，所以說：中共是中國人民的敵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