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2025年9月19日，美國陸軍樂隊的老衛隊軍樂隊在倫敦白金漢宮外的衛兵換崗儀式上表演。（圖片來源：CARLOS JASSO/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5年11月3日訊】（看中國記者楊天資綜合報導）長期以來，英國政府始終難以明確界定中共對其國家安全所構成的威脅性質與範圍。這一困境在近期一宗備受關注的案件中暴露無遺：兩名英國公民克里斯多福·卡什（Christopher Cash）和克里斯多福·貝里（Christopher Berry）被控為中共從事間諜活動，但控方最終撤銷了指控。此事件不僅引發了對英國《官方保密法》是否過時的爭議，更凸顯出一個根本性問題：在全球化的現代世界中，中共情報活動究竟以何種方式進行，以及其所帶來的威脅，是否已遠超傳統間諜活動的範疇。
這篇文章將深入探討中共在英國的情報策略，從傳統的人力情報蒐集，擴展到政治影響力滲透、跨國鎮壓、大規模網絡間諜、對關鍵數據的渴求、知識產權竊取，乃至於透過經濟依賴所形成的戰略脅迫。這些多元且高度複雜的手段，共同構成了一幅中共情報活動的全景圖，並對英國在「享受經濟利益」與「管控安全風險」之間取得平衡的努力，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傳統間諜活動的表象與超越
從某種程度上看，中共情報機構依然沿用著冷戰時期的人力情報蒐集模式。這包括以外交人員作為掩護，在駐英大使館等機構內展開情報工作，並積極招募能夠提供機密資訊的人士。卡什與貝里案的調查中，英國國家安全顧問副手的證詞便概述了這類行動，指出中共情報機構「有意從多種來源獲取資訊，包括決策者、政府職員與民主機構，並能見機行事，蒐集一切可能的情報」。這種傳統的間諜行為。
然而，英國安全部門真正擔憂的，遠不止於此。正如英國軍情五處（MI5）處長肯・麥卡倫爵士（Sir Ken McCallum）所言，人們不應僅將中共情報活動想像成「那些以大使館裡為基地的典型傳統間諜，像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小說裡的人物那樣」。他明確指出，真正讓中國與眾不同並構成核心問題的，是其所帶來的國家安全威脅，早已超越了傳統間諜活動的範疇。這種威脅的棘手之處在於，其中部分與西方國家認為「必須與中國往來」的經濟與合作理由緊密相連，使得在經濟利益和安全風險之間尋求平衡成為歷屆英國政府的難題。
中共龐大的情報系統，據估計若將境內外安全人員都算上，規模可能高達50萬人，這意味著它能以遠超他國的規模與深度運作。中共情報機構的運作方式反映了其國家優先事項，而確保中國共產黨的長期執政，是其首要目標。這也解釋了中國情報活動為何會試圖影響海外政治辯論、打壓異議人士、大規模蒐集數據，並維持國內經濟成長。
中共情報活動的新範疇：政治影響力與跨國鎮壓
中共情報活動的一個顯著特徵，是其對政治影響力的深遠企圖。這類活動的目的並非直接竊取機密，而是透過操縱輿論和政策方向，促使身居要職者以親中立場看待世界。2022年1月，軍情五處曾發出罕見的「干預警報」，指控華裔律師李貞駒（Christine Lee）為中共統戰部工作，試圖滲透英國國會。儘管李貞駒否認指控並提起訴訟，此事件仍揭示了中國情報機構在英國政治體系內部建立影響力的策略。軍情五處也曾警告，北京正積極培養地方政客，期望在其仕途早期建立關係，待他們升遷後發揮影響力，這是一種長期且耐心的滲透策略。
另一個日益令人擔憂的領域是中國對異議人士的監視和壓制，即所謂的「跨國鎮壓」（transnational repression）。這向來是中國情報部門的重點，特別是針對藏人活動人士等群體。然而，隨著近年大批香港民主派人士在北京鎮壓後流亡英國，這類憂慮更加突出。
軍情五處報告稱，香港警方已對十多名在英的民主派人士懸紅通緝，並出現更多騷擾與監視的報告。這類行為旨在恐嚇流亡海外的異議人士，壓制他們的聲音，並向他們的原居地展示中國政府的長臂管轄能力。
高度複雜的網絡間諜與數據渴求
在數位時代，網絡間諜已成為中國情報活動的核心組成部分，且其複雜性和規模令人驚訝。其中部分活動仍屬於傳統間諜範疇，即透過網絡手段竊取機密。例如，英國前首相辛偉誠（Rishi Sunak）曾明確指出，「中國對我們的安全構成經濟威脅，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決定性挑戰。」
今年8月，英國終於揭示了一項長期以來備受懷疑的行動：代號「鹽颱風」（Salt Typhoon）的高級間諜活動，入侵了全球多家電信公司。儘管英國對受害名單保持低調，但在與十多個國家協商數月後共同發聲，凸顯了此問題的嚴重性。隸屬政府通訊總部的英國國家網絡安全中心（NCSC）警告：「這些行動所竊取的數據，最終可使中國情報機構具備全球追蹤目標通訊與行蹤的能力。」美國數月前也曾公開指控，包括特朗普和萬斯等政界人士在2024年選舉期間的通訊曾成為網絡攻擊目標。
然而，中共網絡情報活動最引人注目之處在於其對大規模數據的極度渴求。北京不僅僅滿足於竊取特定的國家機密，更對所謂的「海量數據」（即可能包含財務、個人、健康或其他類型資訊的大型數據集）有著巨大的企圖。前政府通訊總部主任席安・馬丁（Ciaran Martin）指出：「中國一直在嘗試蒐集英國人口層級的資料，這可能用於訓練人工智慧、了解社會結構、影響輿論，甚至分析我們的集體與個體弱點。」這種行為與一般針對政府與政治的「常規間諜」完全不同，其目標是獲取社會整體的深層洞察力，以便進行更精準的影響和控制。部分數據是透過網絡攻擊竊取而來，但也有人懷疑這些數據是透過能夠進入西方市場的中國公司合法或非法獲得的。
竊取知識產權與學術滲透
除了政治影響和網絡數據，中共情報機構還將目標鎖定在經濟和科技領域，尤其關注知識產權的竊取。對英國國家安全官員而言，如何平衡與中國日益增長的經濟實力所帶來的風險與收益，是一個最棘手的問題。中國政府及其情報部門的首要任務之一是確保經濟持續增長，這也是其數十年來積極追求經濟、政治與外交情報的原因之一。有時，中國的目標是企業層面的商業機密，例如新產品設計或談判策略。
更為普遍且難以防範的是對軍民兩用技術的獲取，例如大學裡進行的新型材料研發。軍情五處表示，他們正應對「一波又一波試圖引誘英國學者專家的行動」，目的在於取得他們正在開發的技術。這些行動往往透過領英（LinkedIn）等社交平台發起接觸，以合作、資助或就業機會為誘餌，吸引英國學者分享敏感研究成果。
美國前情報官員安德魯・巴傑（Andrew Badger）在其著作中指出：「在這個軍事與經濟力量的『DNA』建立於二進制代碼（0和1）之上的世界裡，當核心智慧與流程知識外流時，整個產業都可能被顛覆——隨之而來的是工作、資本與地緣政治影響力的轉移。」他強調，英國目前關於如何起訴間諜、加強法律以及在商業與安全之間取得平衡的辯論，應以一項歷史事實為出發點：唯有堅決守護機密，才能維繫經濟實力。
經濟依賴與戰略脅迫的風險
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特別是在高科技領域的擴張，英國及其他西方國家面臨一項最難量化的風險：它們對中國在關鍵產業上的依賴。這種依賴可能演變為戰略脅迫的工具。當年圍繞中國電信公司華為是否應參與英國5G通訊基建的爭論便是典型案例。華為的設備價格低廉、性能優越，但其潛在的安全風險和對中國政府的依賴，引發了巨大的擔憂。最終，華為——儘管一再否認構成安全風險——被排除在英國5G建設之外。這項決策開創了一個先例，因為華為只是第一家走向全球的中國企業，如今類似的中國公司已遍布世界各地。
這類情況所帶來的威脅，與其說是直接的「間諜活動」，不如說是建立技術依賴關係的企圖。當一個國家在關鍵科技上過度依賴另一國時，就容易受到對方影響，甚至遭到脅迫。例如，若英國在核電廠建設、綠色能源技術，甚至社交媒體平台（如TikTok）等領域過度依賴中國，一旦北京對其政治立場或行為不滿，是否會就此切斷供應或服務？這種經濟發展議程與安全風險之間的矛盾，正是英國面臨的最明顯困境。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既是重要的出口市場，也是投資來源。若要維持這樣的互利關係，就更難全面排除中國企業進入英國市場。對中國技術或企業實施全面禁令固然不切實際，但問題是我們究竟應該開放到什麼程度？此外，美國在許多經濟與國安交織的領域採取愈發強硬的立場，並施壓英國與之保持一致，這讓倫敦陷入兩難——一邊要面對來自北京的壓力，一邊又要回應華盛頓的要求，試圖在維持合作關係的同時應對安全威脅。
英國的政策困境與未來方向
綜上所述，中共在英國的情報活動已演變為一種多層次、多面向的複雜威脅，遠超傳統間諜活動的定義。從滲透政治體系、壓制異議人士，到大規模網絡數據竊取、知識產權盜用，再到透過經濟依賴實施戰略脅迫，中國的手段日益精進且無孔不入。這些威脅不僅針對國家機密，更觸及社會結構、經濟命脈乃至於公民的個人資訊。
對於英國而言，當前的挑戰在於，在維持與中國這一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之間的經濟往來與合作的同時，如何有效地識別、評估並管理這些不斷演變的安全風險。歷屆英國政府在定義「中國威脅」方面始終缺乏清晰的共識，導致政策搖擺不定，難以形成一套連貫且具前瞻性的策略。這種模糊性不僅影響了法律執行的效力（如卡什與貝里案的撤銷），也使得各部門在應對中國挑戰時缺乏統一的指導方針。
在一個地緣政治格局日益複雜，經濟與安全界限日益模糊的新世界裡，傳統的思維模式已不足以應對來自中共的挑戰。英國需要一套明確、一致且能自信表達的「中國政策」，這不僅關乎國家安全，也關乎其在全球舞台上的戰略自主性與經濟韌性。這項政策必須能夠在經濟利益與國家安全之間取得微妙的平衡，同時也要考慮到與盟友（特別是美國）的協調，並確保其國內法律框架能夠有效應對新型的情報威脅。唯有如此，英國才能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中，找到明確的方向，堅定地維護其國家利益與價值觀。
（此文根據BBC的報導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