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在不同人面前說不同話，以維持各派依附，但這種操控術在文革初期有效，但到了晚年卻陷入自我矛盾。（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蘇葆立是美國資深中國問題專家、情報與國安領域研究員，他在《胡耀邦》一書的第一章開篇，便指出胡耀邦的命運與毛澤東、鄧小平的互動密不可分。胡是毛時代政治體制的「中層實行者」，亦是鄧時代『改革』的「承繼者」。但書中更深層的觀察，是對毛與鄧之間微妙而殘酷的心理與政治關係。
蘇葆立利用延安時期、1950年代反右、1966年文化大革命與1973年「復出鬥爭」的黨內檔案，重構了毛的內心矛盾：他既明白鄧小平的能力不可或缺，又本能地害怕任何能令體制穩定下來的人，會威脅他以「革命為常態」的統治方式。這構成了毛澤東晚年的分裂人格。
一、政治依賴的現實 體制瀕崩
書中引述1973年中組部與國務院會議紀錄指出，經過「林彪事件」與「文革中期動亂」後，中共的行政體系幾乎癱瘓，工農生產無人統籌。毛澤東本人在會議中承認：「有人要幹活，不然天下要亂。」這句「要幹活」指的正是鄧小平。
蘇葆立指出，毛此時面臨的是兩難：他一方面需要一位能恢復秩序、懂經濟、懂官僚體系的實幹家；另一方面，任何能「恢復秩序」的人，勢必會削弱他透過「不穩定」維持控制的策略。
鄧小平正是那位能讓黨「重新運轉」的人。書中引用1974年毛對張春橋所說的話：「這個人（鄧）辦事有能力，就是走資派。」這句話幾乎道盡毛的分裂心理——他無法信任鄧的對他個人的忠誠，卻不得不依賴鄧在中共體制內的行政能力。
二、毛晚年的恐懼
蘇葆立指出，毛澤東晚年的人格可分為兩個互相對立的部分：他既崇尚鬥爭、變動與混亂，認為秩序代表修正主義。但毛個人又渴望被尊崇，需要穩定的國家機器來維繫共黨領導的權力運作。
這兩者構成他內在的永久衝突。蘇葆立援引1975年毛對江青的話：「天下太平了，革命就完了。」這句話揭示了他對秩序的恐懼——革命不只是政治手段，而是毛的存在理由。
然而，文革後期國家幾乎停擺。蘇葆立引述時任中辦記錄：「工廠生產率降至1950年代水平，郵電系統癱瘓。」這時毛又不得不依賴鄧。於是他在1975年讓鄧出任國務院副總理，主持「整頓」。
毛在私下對葉劍英說：「鄧能把亂事整一整，然後我們再革命。」這句話看似矛盾，其實體現了毛的分裂：他讓鄧修理機器，但只為了之後能再一次打碎它。蘇葆立在書中評價：「毛的每一次整頓，實際上都是為下一場破壞做準備。」
三、老毛不得不需要鄧小平
鄧小平性格務實、講效率、反對空談階級鬥爭。書中引用鄧在1975年「全國整頓會議」上的發言：「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工廠也要有制度。」這番話在毛眼中成為「修正主義回潮」。
蘇葆立指出，毛對鄧的恐懼除了權力爭奪，還有更深層的恐懼。因為若鄧成功恢復秩序，等於宣告文革是錯的，而毛的「永遠革命」神話也隨之崩塌。書中引用1976年初毛對汪東興的一句指示：「鄧搞得太穩太好，人民會忘記革命。」這正是毛心理分裂的最直接證據——他既希望穩定，又害怕穩定；既需要鄧，又準備隨時拋棄他。
但林彪死後，毛實際操作權極度削弱。毛讓周恩來病重得不到，陳雲、葉劍英皆與軍方有聯繫，江青派又不得人心，毛成為孤島。蘇葆立引用一份中央辦公廳的內部紀要：「毛主席在不同人面前說不同話，以維持各派依附。」這種操控術在文革初期有效，但到了晚年卻陷入自我矛盾——他已沒有新的敵人，只能在舊臣之間製造對立來維持權威。
四、但鄧小平也成了毛最後的威脅
蘇葆立在書中後段（描述1976年初）寫下極具詩意的一句話：「毛的世界只剩恐懼與回聲。」當時的毛年老病重，卻仍日夜召見江青、汪東興、華國鋒等人，反覆詢問「鄧在做什麼」。
作者根據黨史檔案指出，毛甚至在臨終前仍堅持要「防止鄧翻案」。但在同一份文件中，他又指示：「華國鋒要向鄧學習。」這種矛盾的指令完全體現出獨裁者晚年的內在心理撕裂。
蘇葆立以歷史學家的冷靜筆調寫道：「毛已無法區分自己想要的是什麼......」
《胡耀邦》雖以胡為主軸，但蘇葆立清楚指出：胡耀邦之所以能在後來成為「撥亂反正」的代表，是因為他繼承了鄧的小心理性，也深刻理解毛的心理陰影。蘇葆立的結語簡潔而深刻：「毛澤東不是不知道自己錯了，只是他寧願錯，也不願承認別人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