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學（圖片來源：Photo by Robert Nickelsberg/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5年11月12日訊】直到我來到美國才真正懂得了政治的含義。他不是權謀、鬥爭、宮廷戲。真正的政治是決定我們如何共同生活的方式。也就是誰來制定規則？規則是怎麼制定的？這些規則如何影響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他決定了我們每天遇到的現實：醫保能報銷什麼，是政治；房價為什麼這麼高，是政治；996是不是合理，是政治；企業能不能自由競爭，是政治；言論能不能自由，是政治；你能不能輕鬆談論公共話題，也是政治。孩子上學排隊、買房限購、養老金漲不漲，都是政治。
這些定義在中國的教育裡是刻意迴避的，政治被定義為「無產階級通過共產黨掌握國家權力，實現社會主義制度的活動」。意味著政治是黨的事業和國家治理。不但迴避了公共生活意義上的政治，還常常強調政治是危險的，需要由黨統一管理。
我學理工出身，長期以來堅信數據、邏輯和事實的力量。我習慣追求確定性，也自然避開那些無法計算的問題——而政治恰恰是其中之一。在很長的時間裏，政治是一門與我無關的學科，屬於官員、評論員和社會學家。我像中共希望的那樣一直信奉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不去觸碰麻煩，就能過上穩定的生活。當時我以為這是理性，後來才明白，它更像是一種披著專業外衣的恐懼。
畢業後，我進入一家外企。起初，我以為自己終於找到了純粹的理性世界：制度透明、規則明確、同事平等，沒人逼著喊口號，也不需要巴結領導。和我預想的一樣，在外企靠著專業能力也可以獲得尊重。
但這樣的「清爽」並沒有持續太久。隨著中共持續收緊社會空氣，外企也迅速「本地化」。文件要「符合政策導向」，溝通要「講究政治敏感度」，本來天真直率的外國經理，也學會了中國式的謹慎和對不必要麻煩的迴避。企業尤其是外資企業，它們必須同時遵守一套更強、更直接、更不可預測的政治規則。以Illumina（全球最大基因測序公司）為例，2015年開始中國政府以「數據安全」為由，加強對基因測序進口設備審批。2021年後中國出臺《人類遺傳資源管理條例》，讓外資基因測序服務全面退出中國市場。2025年，商務部一個《不可靠實體清單》將該公司全部的儀器和試劑禁止進口中國。那時我突然意識到一個嚴酷的現實：在那片土地上，沒有任何企業能夠真正遠離政治，個人更不可能置身事外。政治不僅決定你能不能創業、企業能不能存活，也悄悄決定了我必須在上海花掉兩代人的積蓄去買一套「資格房」；決定了為了還房貸，我必須緊抱住996的位置不敢鬆手；決定了我醫保賬戶裡的錢只能用來買價格昂貴的中藥安慰劑，而不能選擇成本更低、效果更明確的進口藥物。政治已經不是高高在上的抽象名詞，它以無數日常細節的方式滲透進每個人的生活。
這段時間，我的困惑不斷加深。一邊是我在工作中看到的西方同事：並不需要加班，卻能交付有積累有創造性的成果。不需要敬畏上司，可以公開提出問題，討論制度。在衝突中，獲得業務流程的改進和提升。他們也不需要頻繁的跳槽，往往可以在一家公司工作十多年以上，一個崗位上不斷積累，做到資深。另一邊是國內的很多企業，充滿了對權威的崇拜和恐懼。有些公司上班要崇拜領導，喊口號。而領導永遠是對的，如果有不同意的聲音，那麼必然是被穿小鞋和開除。員工不但要把自己的事情干好不容許出錯，還要為領導的決策失誤圓場和背鍋。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信息自由」的含義——不是保證某一方永遠正確，而是允許每個人公開表達自己的判斷。原來社會的穩定可以依賴公開討論維繫，而不是依賴人們小心翼翼地沉默。
真正讓我產生強烈衝擊的，是日本和臺灣的旅行的見聞。有人說日本是中國古代的樣子，而臺灣是中國民主社會的樣子。碰巧我都看到了。日本公共場合安靜、不喧嘩，人與人交往講「分寸」，對秩序、規則極度尊重。公共清潔、排隊文化，道歉文化與責任文化發達。這與中國古代典籍（《禮記》《大學》《論語》）中所描繪的理想社會有強烈對應。因此有人說日本實現了古典儒家理想中‘有秩序、有禮節、重規則’的社會形態。」反而現代中國沒做到。和中國對日本宣傳的不同，觀察日本人的工作狀態，他們的工作安排了足夠的人手，既保證高效又保證安全性。日本的政府工作人員具備極高的文化素質，而且謙卑有禮，會充分考慮到民眾的需求。但在中國近現代的政治運動中（文革、反右、階級鬥爭、大躍進等），傳統禮法體系被摧毀。
而臺灣，作為遊客臺灣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社會是放鬆的，公民是有安全感的。坐捷運、在餐館、在夜市，大家談論政府、政治、公共議題都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沒人害怕「政治敏感話題」，沒人擔心旁邊是否有人在聽。相比之下，大陸公共場合的談話常常帶著一種隱隱的壓迫感：話不能亂說，話題不能亂碰。打開電視我驚訝：
從右到左，從支持到反對，幾十個頻道在公開罵政府、罵政黨。在景點，可以看到法輪功的學員在打坐和分發傳單。也能看到公開的集會活動井然有序。臺灣呈現的是中國如果走制度化、法治化、民主化那條路，可能達到的樣子：秩序不靠恐懼，穩定不靠沉默，文明不靠壓制。
後來我到了美國，第一次長時間生活在開放社會。民主聚會、公共討論、公開辯論幾乎隨處可見，不同觀點在公共空間同時存在，而不需要統一口徑。我漸漸明白，政治的本質不是整齊劃一，而是容許分歧的存在。在那些活動中，我第一次感受到「公民」的真正意義：不是被動接受者，而是參與者。
也正因為經歷了不同社會的對比，我再回頭看中國的宣傳，就越發清晰地看到其中的邏輯。中共從不承認自身的問題，卻非常擅長放大他國瑕疵。它通過剪輯、統計、重構語境，將半真半假的內容揉成一種令人疲憊的敘事：世界無處不亂，制度沒有優劣，政治不過是「都差不多」。這種敘事的目的不是讓人認清現實，而是讓人放棄希望。當你相信「改變無意義」，權力就穩固了。
我也終於看清，中國的「政治」從根本上說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政治。它更像是一場全民維持秩序的儀式：權力指向哪裡，解釋就要跟到哪裡；哪怕知道鹿不是馬，也要努力說出「馬的先進性」。真話成了風險，假話成了保護傘。表象的合規比真實的討論更重要，邏輯和事實在這種環境下都顯得多餘。
後來我重新理解了那句常被誤解的名言：「人天生是政治的動物。」它的意思不是「人天生喜歡權謀鬥爭」，而是人類無法脫離公共生活，也無法不參與影響自己生活的制度。當政治被奪走，公共討論空間被壓扁，人就失去了社會存在的完整性。一個不能討論公共事務的社會，就像一個被切斷語言能力的群體——仍在運作，卻無法表達。
過去我以為理工是中立的，但後來明白，在壓制之下，沒有哪種學科能保持純淨。真理不能被說出，也就很難保持原樣。中共真正害怕的不是批評，而是人開始比較、思考，相信另一種可能性。
真正的政治，是理性能夠發聲的空間，是共同生活的條件，而不是權力的舞臺。過去我遠離政治，是因為恐懼；現在我談政治，是因為理解。當一個人重新理解政治，他也重新理解了自己。政治不是「別人的事」，而是我們生活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