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牆建成後，仍然有很多東德民眾冒著生命危險翻越柏林牆。（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2025年11月9日，是柏林牆倒塌36週年。1989年11月9日，是一個歷史性的日子。就在這一天，柏林牆倒塌了。我們知道，東德共產黨統治可以說是讓難民潮衝開缺口的。東德和西德本來就是一個國家，兩邊的居民屬於同一個民族，同一種語言，同一種文化和習俗。西德的面積是東德的兩倍半，西德方面始終敞開胸懷接納每一個來自東德的同胞。因此，從東德共產黨建政第一天起，就有大量東德民眾逃往西德。柏林牆建成後，仍然有很多東德民眾冒著生命危險翻越柏林牆。到了1989年，東德政府不得不放鬆邊境管制，於是，千千萬萬的民眾越過邊境投奔西德。至此，東德共產黨的統治已經搖搖欲墜，很快就垮臺了。
深圳的逃港偷渡潮
中國也有難民潮。因為在大陸旁邊還有三個華人的社會——臺灣、澳門和香港。臺灣有海峽天塹相隔，常人只能望洋興嘆；於是，只有澳門和香港可逃，尤其是香港。中國的難民潮主要就是逃港潮，其前仆後繼，英勇悲壯，並不亞於柏林牆。
1997年，兩個深圳人創作了一首歌《春天的故事》。歌中唱道：「1979年那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這位老人是指鄧小平。「在南海邊畫了一個圈」是指在廣東深圳創辦特區。
如今，創辦深圳特區一事被說成是鄧小平的高瞻遠矚，神來之筆。其實，這件事在很大程度是被逃港偷渡潮逼出來的。
官方也承認，自中共建政以來，深圳——僅僅是深圳——發生過4次大逃港事件。第一次1957年前後，反右運動後和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初期，其中一次就外逃5000多人。第二次1961年大饑荒時期，一次外逃1.9萬人。第三次1972年，2萬人。第四次1979年，撤縣建市初期，參與越境7萬人，最後外逃3萬人，而當時的寶安縣全縣的勞力才只有11萬。
從這4次大逃港事件發生的時間看，前3次都發生在政治壓迫特別嚴厲、經濟形勢特別惡劣的時期。可見逃港者是為了躲避迫害，尋求自由，躲避貧困，尋求富裕。唯有第4次例外。按說，1979年的中國，政治上相對寬鬆、經濟上開始活躍，各方面都在朝好處轉變。為何偏偏在這時逃港者的數量激增？原因就在於，正因為當局放棄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偷渡香港不再是可怕的政治罪名，所以敢於嘗試的人就大幅增加。
最驚心動魄的一幕發生在1979年5月6日，那一天，在廣東深圳的邊防前哨，突然聚集起近10萬來自廣東各地和寶安城鄉的民眾，形成數十條凶猛的洪流撲向邊境線，邊防軍人束手無策，向天鳴槍示警也沒有用，幾個哨位一下子被爭先恐後非法越境的人流吞噬了。原來在幾天前廣東各地城鄉廣泛流傳一個謠言說：在英國伊麗莎白女王登基當天，香港實行大赦——凡滯港人士可於3天內向政府申報香港永久居民，深圳邊防將在當日「大放河口，容許大家自由進入香港。」於是，成千上萬群眾幾乎在同一時間湧向邊境，在長達6公里的邊防和海防線正面，實施了人海戰術式的中間突破，來勢洶洶，實在駭人。倉皇中，離鄉背井的人們滿懷心事、一臉淚光，拖兒帶女步履踉蹌地越過邊界，任憑前來阻擋的邊防軍人和幹部們千呼萬喚也不肯回頭。翌日，1979年5月7日，長達20公里的海面上，漂浮起數百具屍體，喧鬧的邊境突然萬籟俱寂。
有兩個小例子很說明問題。深圳南端的沙頭角鎮有5000多人，30年間向香港流動累計1萬人，等於是兩個鎮的人數。深圳有個羅芳村，河對岸的新界也有個羅芳村。兩地人均收入相差100倍。新界本來沒有羅芳村，居住在這裡的人竟然全是從深圳的羅芳村逃過去的。60、70年代，當地公安的主要任務就是監視三偷：偷聽敵臺，偷竊集體財產，偷渡出境。從中央到地方，嚴防死守，保持高壓狀態。但偷渡之風卻愈演愈烈。30年間，深圳市的前身——寶安縣的逃港人數到底有多少？迄今沒有準確數字，官方數據說參加外逃的將近12萬人次，逃出的6萬。一位名叫劉寶樹的當地老人估計，外逃成功的有30萬，參加外逃的不下於100萬。
就這樣，一邊是自由加資本主義，一邊是專制加社會主義。兩邊的對比是如此觸目驚心。我們完全可以想像，假如大陸不是太大太大，香港不是太小太小，中國大陸的共產黨政權恐怕早在30年前甚至更早，就被難民潮衝垮了。
在這種逼人的形勢下，中共當局顧不上什麼主義了。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習仲勛就對寶安的官員講過：「只要能把生產搞上去的，就幹，不要先去管他什麼主義。」於是當局決定在深圳開辦特區。特區之特，說穿了，就是引進資本主義。這一點在中共高層中間是心照不宣的。我聽說這樣一個故事。1979年，袁庚奉命到廣東深圳的蛇口，創辦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蛇口工業區。袁庚是深圳人，30年前他曾以解放軍炮兵團長的身份帶兵「解放」深圳。在赴蛇口就任前，袁庚的兒子問父親：30年前你帶兵占領深圳，把那裡的私有制變成公有制；30年後你又到那裡去搞特區，要把那裡的公有制變回私有制。你這到底是在幹什麼呢？袁庚沉吟半天無語，然後說：唉！總不能讓中國人老是這麼窮嘛！
1985年春天，我去廣州開會。會議期間，在蛇口工業區工作的朋友邀請我去了趟蛇口。這位朋友開車帶我來到海灘。他告訴我，就在前幾年，還常常有偷渡者的屍體被衝到海灘上。後來我看到官方的一則報導提到，在80年代初開發蛇口工業區時，一次就發現400多具偷渡者的屍體。這就是說，僅僅是這一次被發現的偷渡者死亡人數，就大大超過了東德28年間（1961～1989）因翻越柏林牆而死亡人數（239人）的總和。
「我是流氓我怕誰？」
卡特與鄧小平簽署美中建交公報。（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美國國家檔案局NARA）
1979年鄧小平訪美，卡特總統對鄧小平說，他很關心中國人移居國外的權利。因為根據傑克遜－瓦尼克修正案，只有那些允許本國居民自由移居國外的國家才有資格得到最惠國待遇。鄧小平當場就反問卡特：「好啊，總統先生，你想要多少中國人？一千萬，兩千萬，三千萬？」卡特想不到鄧小平竟會如此回答，一時間無言以對。
一般來說，自由離境權對一個惡劣的專制國家會構成嚴峻的挑戰。只是在實際上，對於不同的國家，這種挑戰的嚴峻程度大不相同。國家大，人口多，相對而言，它對於老百姓「用腳投票」的承受能力就要強一些。所謂店大欺客便是這個道理。另外，不同的民族，其適應外國生活的難易程度也很不一樣。縱然在美國這樣具有高度包容性的國家，華人也始終是較難融入的民族之一。種族、膚色、語言、文化等差別所帶來的問題，非身臨其境者往往容易低估。因此，中國人來到西方，常常會產生「梁園雖好，終非久留之地」或「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狗窩」之類的感覺。就算國門大開，一去不返者也不會太多。畢竟，臺灣、澳門、香港都太小，就算它們對大陸移民來者不拒，也容納不了多少。這就和東德的情況很不一樣。東德只有1600萬人口，若是走了十幾萬幾十萬有才能有幹勁的人就形同一場大失血。再說一牆之隔的西德，既能夠、也願意接納來自東德的難民同胞，東德人到西德也沒什麼適應上的困難。所以，1989年秋天東德發生的難民潮，引起朝野震動，最終竟成為東德民主化的導火線。
值得注意的是，鄧小平在回答卡特問題時講到的輸出難民，以後竟成為中共應對外界批評的一種模式。例如在六四之後，中共領導人也是這樣對西方國家首腦們胡說什麼：「中國必須要有共產黨的領導，否則就會天下大亂」。到那時，會有幾百萬、幾千萬，乃至幾億人逃離中國，逃向全世界——你們受得了嗎？且不說這種說法的謬誤虛妄，單單是那種態度，不就是活脫脫的「我是流氓我怕誰」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