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17日，全球知名經濟學家、自由倡導者、WAEN顧問委員會成員肯·斯庫蘭德教授（Prof. Ken Schoolland）發表2025多倫多民主論壇主旨演講，主題為《自由的隱形武器：經濟賦能與自由如何擊敗極端主義與威權主義》。 他指出，經濟自由與機會是瓦解壓迫、遏制極端主義、建設繁榮、尊嚴與人人自由的世界的強大力量。（WAEN推特賬號）
來自正義研究所（Institute for Justice）的數據顯示，在美國，最常利用「更高公共目的」從一人手中奪走財產、再轉給另一人的，不是別人，正是Costco。當然，還有無數企業和地方政府在做同樣的事。在有些國家，比如中國，抵抗這種徵用可能付出生命的代價。但無論如何，這本質上都是有問題的——因為你奪走的是某人認為比政府補償更寶貴的財產。
今天要講的印度案例，根源其實可以追溯到英國殖民時期。當時英國政府決定設立國家公園，宣稱這是「公共福祉」，於是大片土地被劃為國家所有。可問題在於，那裡居住著數以千計、乃至數百萬的部落村民，他們世世代代在這片土地上生活、勞作。他們被強行趕走，只為了給國家公園騰地方。
對政府來說，國家公園的好處顯而易見：可以把竹子、木材等資源承包給親信和裙帶關係戶，牟取暴利。而對村民來說，則是滅頂之災——蓋房被拆、種莊稼被毀、養牛被搶，甚至被罰去給國家公園修路，過著掘地三尺、靠樹根野菜度日的赤貧生活。
直到一位名叫Chukki Mehta的女士和她的丈夫、工程師Ambrish Mehta決定站出來幫助村民。有一次，政府搶走了村莊的六頭牛，三百多名村民怒氣沖沖地衝到公園辦公室要求歸還。官員推諉，說「上面沒指示」，村民乾脆自己把牛牽了回來。結果Chukki被捕入獄，連同許多幫助她的人一起。
幸好Chukki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律師，她把官司打到法庭、打到媒體，掀起輿論風暴。透明度在面對威權時往往能產生驚人力量。最終，巨大的公眾壓力迫使州議會通過了一項妥協性法律：只要村民能證明自己世代耕作這片土地，就可獲得正式產權。
問題在於，98%的村民根本拿不出傳統意義上的「證據」。直到Ambrish想出了天才一招——他發現谷歌已經把全世界都拍了下來！於是他花一美元一個買來手持GPS，分發給村民，讓他們沿著祖祖輩輩耕種的田地邊界走一圈，把地塊標記在谷歌地圖上，再由全村人共同確認：「這塊是你的，那塊是我的」，形成共識後提交給官員。
官員們啞口無言——這完全符合法律字面要求，他們不得不承認。幾乎所有村民都拿到了夢寐以求的土地產權證。
產權到手的那一刻，村莊徹底變了樣。
我們發達國家的人或許覺得產權理所當然，但在第三世界，絕大多數人根本沒有正式產權，土地名義上都屬於政府，經濟活動只能在灰色地帶偷偷進行。而現在，他們可以：
-集體打井、修水壩、建灌溉系統；
-圍起籬笆保護莊稼不再被野生動物糟蹋；
-蓋結實的磚房，建糧倉防飢荒；
-賺到錢買手機，不再被中間商隨意壓價，而是全國比價、擇機出售；
-收入暴漲後，把所有孩子——包括女孩子——都送去讀書，學英語、上大學；
-孩子們學成歸來，當了醫生、護士、會計師，甚至回到家鄉當「村民信得過的正直警察」；
-家家戶戶買了摩托車，不再只能等每週一班的破巴士。
其中一位村民對演講者說：「對我來說，最好的變化是——我終於有了屬於自己的尊嚴。」以前去國家公園辦公室只能被踢被打，現在官員會端茶倒水、熱情相迎，請他坐下平等對話。
這就是產權的力量。
類似的例子還有非洲的波札那——從世界上最窮國之一，用30年時間成為非洲增長最快的經濟體，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們保留了傳統的土地私有制度。
我出生在冷戰時期，比在座大多數人都年長。我的童年英雄是路德維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二戰後德國滿目瘡痍，西德面臨淪為東德式共產主義的危險。艾哈德力排眾議，說服阿登納政府徹底放開價格管制、大幅減稅、大幅放鬆管制。十年之間，西德創造了被稱作「經濟奇蹟」的傳奇，成為西方世界經濟火車頭，也向整個東歐證明：市場經濟行得通，民主與繁榮可以並存。
同樣的劇本後來在日本上演（喬．道奇、卡爾．舒伯特推動），再被臺灣的蔣經國、韓國的朴正熙、西班牙的弗朗科、甚至智利的皮諾切特（芝加哥學派）不同程度地借鑒。他們實施的改革無一例外包括：土地市場化、自由貿易、去管制、私有化、財政貨幣紀律、貨幣自由兌換、出口加工區等。
這些國家經濟起飛了，威權體制也隨之鬆動或轉型。有人說這是因為美國援助，我完全不同意——援助往往扭曲市場、滋生腐敗、延緩真正改革。臺灣在美援停止後反而起飛；英國拿到的馬歇爾援助是德國兩倍，卻因堅持國有化和高福利政策而長期停滯。
反例同樣存在：經濟繁榮有時也會被威權者用來鞏固統治、打壓異己。但總體而言，財富帶來的「選擇權」才是真正的財富——比你擁有的東西更珍貴的是你擁有的選項。百年前的國王擁有的物質遠不如今天的普通人，因為我們有無數選擇，而窮人沒有。
政府最怕的就是人民用腳投票——東德修柏林牆、中國把逃到韓國的難民遣返朝鮮，都是因為他們知道：一旦人民能自由離開，政權就坐不住了。
《卡拉馬佐夫兄弟》中有一篇著名文章提出一個刺耳的問題：人類真的想要自由嗎？
我們每個人都面臨兩種自由的選擇：
-為自己爭取自由——相對容易；
-為所有人爭取自由——極難，需要極大勇氣去對抗威權、克服恐懼。
以上是夏威夷太平洋大學經濟學副教授、該校創業中心主任肯·斯庫蘭德教授（Prof. Ken Schoolland）在2025年多倫多民主論壇上的主題演講內容，他同時任世界反極端主義網路（WAEN）顧問委員會成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