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25年12月18日訊】【蘋果黎智英案，前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被裁定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及一項「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成，案件將於明年1月12日求情。法官裁定，黎智英是所有串謀的「主腦」，指他長年對中國懷有怨恨和憎惡，藉口「協助香港」、邀美國助令中國政府倒臺，而不論《國安法》生效前後，其唯一意圖和最終目的，都是尋求中共倒臺、即使代價是犧牲中港人民利益。
法庭又指，黎有意識地利用《蘋果》和其個人影響力，進行持續不斷的運動，意圖削弱中央及特區政府合法性或權威；即使黎智英在《國安法》後未有公開直接請求制裁，但仍有間接隱晦地請求，意圖依然如故。】
法庭說，黎智英非因政治觀點或信念受審，指他自由持有任何政治觀點，但他意圖將思想化為行動、並作出違法行為便是完全另一回事。855頁的判詞，到底法庭如何裁定，黎智英三項控罪罪成？又為何指黎智英證供「不足為信」？《集志社》為讀者梳理判詞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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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黎智英對中共深切怨恨導致今天審訊
2官：黎智英非因政治信念受審
3證人是否可信？
4控罪一：黎智英有否與《蘋果》高層串謀發布煽動刊物？
5控罪二：黎智英有否與《蘋果》高層串謀勾結外國勢力？
6控罪三：黎智英有否與陳梓華、李宇軒串謀勾結外國勢力？
7結語：黎為串謀主腦、唯一意圖令中共倒臺
引言：黎智英對中共深切怨恨導致今天審訊
官：黎對中共怨恨憎惡 使其走上荊棘之路
全長855頁的判詞，詳列黎智英背景、雙方證人供詞、黎與外國連繫、在《蘋果》的參與等。法庭先於引言部分總結黎的生平和對其評價，判詞首句便指「這宗案件的核心主要在於一個人，他就是黎智英」，並指要理解黎，就要回到起點。據黎的說法，他1947年生於中國大陸一個富有家庭，因政治動盪令家道中落，黎母被送往勞改，黎10歲便要工作養家，並於12歲偷渡來港。
法官指，黎的故事為真正「白手興家」的成功故事，憑其勤奮與決心，終建立非常成功的紡織生意，黎將之出售後投身媒體，創立《蘋果日報》，他曾形容覺得做生意很悶，而媒體事業讓他有為所愛而戰的理由。法官指，黎「無疑是一名非常精明的商人，但不幸的是，他對中共的深深怨恨和憎惡，使他走上一條充滿荊棘的道路（thorny path），最終導致今天的審訊」。
官：黎荼毒讀者、信逃犯條例修訂為「惡毒陰謀」
法官續指，《蘋果日報》於1995年創立，是以狗仔隊及娛樂報導聞名的受歡迎小報，2014年佔中運動不久，黎在制定編採方針上更積極，利用《蘋果》鼓勵市民追求民主、上街反抗，此分水嶺令《蘋果》「蛻變」成一份反對特區及中國政府的報紙，黎開始望報紙傾向「黃色」立場。法官指，有編採立場並無不妥，但從證據可見，它遠遠超出了這個範圍。
法官形容，黎智英將一批志同道合、同樣熱衷於拉倒中共的人聚集在身邊，首要是「神秘人物」Mark Simon，雖然黎不太清楚其背景，卻讓他全權管理自己的金錢和部分公司。在此背景下，證據揭示《蘋果》管理的情況，及黎如何將《蘋果》定位為反共、其後再反中及反特區政府的立場。法官又指，黎在專欄「成敗樂一笑」荼毒讀者思想，並邀請寫手在《蘋果》撰寫有關中國的「惡毒言論」。
法官形容，黎沈迷將中共的文化價值，改變為「西方價值」，並令中國屈從於美國和西方的權力，使中國成為順從西方的僕人（make China subservient to the might of the US and the West,turning China into alackey of the West）。黎相信《逃犯條例》修訂是「惡毒陰謀」，是刻意策劃、以將像他一般的中共政權反對者「送中」，故借出500萬元全球登報、到華盛頓演講請求美國支持港人抗爭，又熱心招募和培育年輕人參與其抗爭，包括從犯證人陳梓華和「攬炒巴」劉祖廸。
法官續指，黎對中國的憎恨堅固，即使被捕後不准離港，仍要求Mark Simon安排他於華盛頓與高層會面，並於2020年6月向法庭申請更改保釋條件時隱瞞擬進行的會面，「幸好」其申請失敗。法官指，黎對中共有強烈憎恨，即使出庭作證時也仍然強烈。
官：黎智英非因政治信念受審
稱黎非因政治信念受審 《國安法》前言行只構成證據背景
法庭於判詞強調，黎智英並非因政治觀點或信念受審，他可自由持有任何政治觀點，但他意圖將思想化為行動、作出違法行為是完全另一回事。而法庭須瞭解其立場，以確認他案發時的意圖和目的，包括他多大程度準備好和決心利用《蘋果》為平臺，傳播其政治理念和實現其政治議程。法官又指，黎在《國安法》前的言行，並非控罪主體，只構成控罪相關證據的背景。
證人是否可信？
官裁從犯證人誠實可靠
針對控辯雙方證人的口供，辯方曾批評，從犯證人陳梓華是「連環說謊者」。法庭指，共謀者或有動機說謊換取較低刑期，會留意有否文件支持其證供，考慮到他們與黎智英和Mark Simon之間的訊息，很多時亦支持其供詞，而證人經深入盤問亦無動搖，裁定所有從犯證人均是誠實可靠證人、證供清晰有力。
批黎智英多處前後不一、不足為信
至於自辯的黎智英，法庭則批評他多處「自相矛盾、前後不一、閃爍其詞和不足為信」，亦不接受他是因事情久遠、記憶力衰退、壓力過大或年老所致，拒絕接納其證供。法庭舉例，雖然大部分控方證據為文件證據，但黎答問題時沒表示不記得，而是完全否認指控，認為黎刻意在作供時冒險，希望不會有簡訊推翻其證供，但當控方提出證據反駁，黎便會給予不可能或牽強的解釋。
稱與彭斯等會面非預先安排 惟與證據相反
法庭舉例，黎稱從未向人付費影響外國對中港政策，但證據顯示他曾向美國前副參謀長Jack Keane、前國防副部長Paul Wolfowitz，支付2,300萬元為時任臺灣總統蔡英文提供諮詢的費用，認為黎是主張利用臺灣作為「槓桿」對抗中國，影響外交政策。
法庭又舉例，黎稱2019年7月與美國副總統彭斯及國務卿蓬佩奧見面，並非預先安排，惟Mark Simon發出的訊息顯示事前已安排和確認，認為黎顯然欲淡化他知情及遊說目的；黎亦一度否認該行曾請求制裁，但被展示《蘋果》在他訪美後一篇報導後，改稱有提及。法庭又指，黎稱「Live Chat」是個人節目，與《蘋果》無關，但WhatsApp訊息顯示他常與《蘋果》高層談及節目製作，認為節目是在《蘋果》員工、高層和平臺協助下進行，用意參與國際戰線。
拒信對IPAC完全不知情
就袁弓夷在《蘋果》發布影片，促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駐軍保護香港，黎稱不知情，惟訊息顯示他曾與袁弓夷談及影片、又表示支持，法庭認為黎是嘗試與袁撇清關係、說法難以置信。至於黎稱會見陳梓華是要安撫「勇武」，法庭同指不合理，指難以理解陳作為「和理非」如何安撫「勇武」，證據亦顯示黎同樣望陳梓華參與國際遊說。
至於黎智英稱上庭前完全不認識「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PAC），法庭同樣不接納，指根據他與IPAC創辦人裴倫德（Luke de Pulford）和顧問羅傑斯（Benedict Rogers）的大量訊息、其Twitter帖文及《蘋果》就IPAC的報導，均顯示黎對IPAC遊說活動知情，認為黎稱無興趣、不知道等解釋，是荒謬可笑、完全難以置信，拒納黎的案情，即「由《國安法》前熱切地要求制裁，至《國安法》後突然停止請求」。
針對黎智英的三項控罪，法庭是如何裁定罪成？
控罪一：黎智英有否與《蘋果》高層串謀發布煽動刊物？
黎智英為「舵手」、利用《蘋果》為平臺實現政治議程
控罪一指黎智英與《蘋果》高層串謀發布煽動刊物，法庭接納前《蘋果》高層供稱，黎作為《蘋果》「舵手」，密切管理和親自控制《蘋果》編採方向，期望員工跟隨其指示行事，他們不能對黎智英說不、如「鳥籠」自主；黎的政治觀點亦對《蘋果》編採方向有重大影響，社論及論壇文章以其立場為指引、社論作者亦須獲其許可才聘請。
法庭認為，黎是主導和支配（dominating and controlling）的老闆，在《國安法》前後，利用《蘋果》為平臺傳播其政治觀點、實現其政治議程，如發布同情示威者、支持小店等報導，併進一步推論，黎意圖並知悉《蘋果》報導與文章觀點，與其政治立場一致。
指涉案文章顯示對中共嚴重敵意及偏見
就涉案161篇文章，法庭指「小心全面審視」後，發現文章普遍及持續顯示對中共「嚴重的敵意和偏見」，包括把中共、警察、中央和特區政府描繪成意圖傷害港人的「敵人」；中港政府官員受嚴厲批評、亦成嘲笑和貶低的目標，如將前特首林鄭月娥描述為「邪惡」、習近平為「習帝」、警察為「黑警」，引憎恨和蔑視。
此外，即使2019年10月撤回修例，文章仍呼籲公眾公開反抗香港政府；在《國安法》實施前，公開要求制裁政府高級官員；《國安法》後仍間接但易於理解地表達希望實施制裁。法庭認為，其中17篇文章均客觀上具煽動性，旨在引發對政府憎恨、藐視及挑動對其離叛。
2019年4月28日的反修例遊行。（資料圖片）
持續削政府合法性、遠超法例容許範圍
針對有否串謀發布的協議，法庭認為，黎智英與高層案發時均知悉文章具煽動性，該些文章與黎的政治觀點一致、亦獲黎的同意，黎批准發布是希望讓抗爭運動持續。法庭認為，須從黎的政治立場解讀涉案文章，併進一步裁定，黎是利用《蘋果》實現其反中國的議程。
法庭指，黎認同西方價值，視中國堀起為對世界威脅，並認為西方應團結對抗中國，其「終局之戰」（end game）是要改變中共政權。法庭形容，黎沈迷於將中共價值改變為西方價值，以制衡中國影響力；又認為中國是獨裁政權，希望中共不再執政、或至少習近平下臺，目的爭取美國及西方支持，動搖中共管治。
法庭認為，涉案文章普遍支持黎的議程，黎是有意識地利用《蘋果》和其個人影響力，進行持續不斷的運動，意圖削弱中央及特區政府合法性或權威，及損害中港政府與香港居民關係的目的，遠超出煽動罪第9（2）條免責辯護所允許的範圍。
指高層成為協議一分子 黎智英為主腦
就《蘋果》副社長陳沛敏等從犯證人供稱，涉案文章非為批評而批評，而是旨在改變認為錯誤的政府政策，包括希望撤回修例、不要濫暴等，法官認為，高層完全知道黎智英反中立場、及望損政府合法性的議程，但他們仍願意隨黎行事、成為協議一分子，同樣超出法律範圍，裁定案發時存在協議，黎智英為主腦，其他人知情及願意參與發布煽動刊物。
控罪二：黎智英有否與《蘋果》高層串謀勾結外國勢力？
「請求」可明確或隱晦、毋須實質致制裁
至於黎智英另面對的兩項勾結罪，控辯雙方早前就何謂「請求」爭議。法庭裁定，按一般及普遍意思，「請求」可以口頭或書面提出，亦可以是明確或隱晦（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重要的是作出請求的人，意圖由外國實施制裁。法庭不關注制裁措施的有效性，而是相關措施是否針對中港政府；亦認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科技禁運亦可算作「封鎖」或「敵對行動」。
法庭續指，就勾結的控罪元素，僅包括被告作出請求、該請求是向外國作出、目的是制裁中港，並不要求行為實質上導致任何制裁、封鎖或敵對行動發生，罪行是「行為罪」而非「結果罪」。法庭亦不同意，須證被告知道協議是違法，因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
黎「意志堅定、大膽和不服從」
控罪二指黎與《蘋果》高層勾結外國勢力。法庭指，無疑黎智英在《國安法》生效前透過《蘋果》、Twitter帳戶、訪問等公開請求制裁，亦與《蘋果》高層達成請求制裁的協議，問題是《國安法》後，協議有否繼續？
法庭考慮的，包括黎智英的性格。法庭指《國安法》後，黎智英無再公開直接請求制裁、高層亦嘗試減低風險，但與此同時，從黎對個人背景的自述、以及《國安法》前後不同場合的公開發言，可見黎把自己塑造成一個有強烈看法、且不會輕易放棄的人，如被捕後曾受訪稱，如知道將發生的事仍會做同樣選擇，因這是其性格。法庭指，黎塑造的形象，是雖年紀較大，但「意志堅定、大膽和不服從」，為其目標奮鬥至最後一刻，「此形象與我們對他52日出庭作供的觀察完全吻合」。
黎《國安法》後仍間接隱晦請求制裁
法庭續指，大量證據顯示黎在《國安法》生效後，仍繼續表達其反中國的立場及請求外國制裁，只是透過較間接和隱晦的策略、收斂激烈言辭。例如2020年7月1日《國安法》生效當天，報章列出兩頁政府高官等肖像、指為「歷史記錄」；7月4日論壇版主題「國際棋盤上的香港」，有三篇文章支持制裁；黎智英〈時間就是武器〉、〈大時代快將來臨〉稱美國制裁不會減少；黎12月受訪稱，希望美政府會以人權、法治等作為與中國貿易談判的條件。
此外，法庭指黎智英《國安法》實施約一週後開始的「Live Chat」節目，形容中國為西方世界「敵人」、每一集充滿黎的反中立場，舉例黎曾提及「如果我們不改變中國，就將被中國改變⋯⋯美國現在是在單獨對抗，當德國、歐盟、澳洲、加拿大等意識到無法靠自身抗衡中國時，就會慢慢加入美國的聯盟」，是隱晦地請求外國與美國合作，對中國採取行動。法庭又指，黎的Twitter在「灰色地帶」運作，如他於8月評論美國制裁中港官員的新聞，提及「那些取消參選人資格的選舉主任呢？他們應該為決定負責任嗎？」，是隱晦但清楚地請求制裁選舉主任。
法庭認為，黎智英《國安法》前請求外國制裁的行為，在《國安法》後沒有停止，黎即使知道有法律風險，仍繼續請求外國制裁，其唯一調整是形式而非實際上，由《國安法》前公開直接請求、改為較間接和隱晦地請求，但其意圖依然如故、繼續推進串謀，協議亦持續至《國安法》後，裁定罪成。
公司被告對串謀知情且願參與
三間《蘋果》公司同時面對控罪一及二，法庭裁定兩罪串謀得到各公司被告配合，而黎智英和六名高層共同行事，是各公司被告的生動體現，他們身為董事，也是各公司被告的決策者和指導意志，故他們就控罪所具意圖，也是各公司意圖，裁定公司被告對串謀知情且願意參與。
控罪三：黎智英有否與陳梓華、李宇軒串謀勾結外國勢力？
黎對IPAC及SWHK等工作知情
控罪三指控黎智英與「重光團隊」勾結外國勢力，法庭指，無疑《國安法》前後，Mark Simon、李宇軒、陳梓華、劉祖廸等人有協議，進行國際遊說，尋求國際支持在港的抗爭運動，並有意將請求外國制裁納入其行動之一；黎智英亦一直意圖請求外國制裁。那黎智英是否這協議的一分子？
法庭指，控罪三主要依賴陳梓華證供及黎智英訊息，法庭接納陳的證供，包括陳供稱黎知道「G20」眾籌，並透過Mark Simon給予財政支持；黎望團結「勇武」與「和理非」，藉陳梓華與「勇武」連繫；黎又指陳可透過Mark Simon聯絡他，Mark Simon會盡力協助和滿足其要求，法庭認為如非黎的指示，看不到為何明顯是大忙人的Mark Simon，會不怕麻煩與陳梓華見面、幫助他及給意見。
法庭又接納陳梓華稱，Mark Simon建議SWHK（Stand With Hong Kong）加入IPAC，認為考慮到黎與Mark Simon的關係、對IPAC的認知和對尋求國際支持的重視，黎「本質上不太可能」從未被告知SWHK加入IPAC；亦接納陳稱在Mark Simon協助下成為SWHK US的成員，組織幾乎每週向Mark Simon匯報。法庭認為，若Mark Simon非黎的「左右手」，不可能有如此影響力，唯一合理推論是Mark Simon得到黎的同意處理SWHK US事宜，黎全部知情。
指Mark Simon向黎匯報遊說活動
法庭又認為，黎智英知道李宇軒、陳梓華和劉祖廸在《國安法》前後也有參與國際遊說，當中Mark Simon作為「耳目」，向黎匯報香港對美遊說的活動；陳梓華亦供稱，黎智英知道李宇軒2019年12月與SWHK成員訪美之行，又在臺北叫陳和劉祖廸與較低級別的「枱底」外國官員建立連繫。法庭亦裁定，黎智英知道IPAC及其工作，當中《蘋果》曾大篇幅報導「攬炒巴」加入IPAC、又曾訪問「攬炒巴」，黎Twitter亦有分享訪問及向他致敬。
指需議會、國際、街頭三戰線 才能「支爆」
陳梓華曾供稱，2020年1月，黎智英與他和劉祖廸在臺北會面，黎希望劉和陳進行國際遊說、請求外國制裁，又指需團結議會、國際、街頭三條戰線，才能達到「支爆」。法庭接納陳的供詞，裁定在2020年1月臺北會面後，黎智英與Mark Simon、李宇軒、陳梓華、劉祖廸的協議成立，同意進行國際遊說，並知道會涉及請求外國制裁；而此協議在《國安法》後仍繼續，各共謀者意圖繼續依從黎智英的指示、執行有關協議。
就協議在《國安法》後繼續，法庭援引證據，包括IPAC和SWHK繼續推動制裁，李宇軒、陳梓華、劉祖廸在相關組織的參與，以及2020年6月陳梓華與黎智英的會面。陳梓華供稱該次會面上表達對《國安法》憂慮、認為應停止推動制裁，但黎指《國安法》「雷聲大雨點小」，會以身作則於媒體呼籲制裁，又著陳讓其他SWHK成員在文宣及國際遊說上「繼續做」，並問及IPAC會否使用眾籌資金、指IPAC很重要。法庭認為，顯示黎在《國安法》下仍堅定不移推進請求外國制裁的協議。
結語：黎為串謀主腦、唯一意圖令中共倒臺
黎藉口幫助港人 邀美幫忙令中國政府倒臺
法庭在結語表示，證據顯示，黎智英遠在《國安法》實施前，已思考美國對中國可使用什麼籌碼，其中一項是聘用前美國高官，透過蔡英文助手向蔡提顧問意見；而從其《蘋果》專欄、Live Chat節目等可見，黎成年後長年對中國深懷怨恨和憎惡，經常以協助港人為藉口，邀請美國幫忙推翻中國政府，情況猶如一個美國公民假裝協助加州，要求俄羅斯出手協助推翻美國政府。
指「神秘人物」Mark Simon致力為黎辦事
法庭續指，Mark Simon這位「神秘人物」致力為黎智英辦事，從中遊走協助安排黎與美國高級官員會面、遊說和尋求支持，包括2019年7月安排黎與美國時任副總統彭斯、國務卿蓬佩奧見面，就港府推動《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提出制裁，又嘗試安排黎與美國時任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總統特朗普等見面。法庭指，Mark Simon並非《蘋果》正式員工，但黎就其個人及公事上的決定，「幾乎完全盲目信任（almost blind trust）」他。
法庭強調，黎在華府具人脈、影響力，證據顯示他知道IPAC成立目的、並從創辦人裴倫德收到IPAC活動更新資料；陳梓華亦稱黎2020年8月被捕後對國際線很大打擊，因對取得美國政府進一步資料變得非常困難。
黎為串謀「主腦」 三公司被告同意、知情及協助
法庭續引多項證據，顯示黎智英對制裁的支持，包括2019年11月特朗普簽署《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後，黎曾向張志偉說「非常好，現在所有人都可以鬆一口氣」，並於2020年5月發起「一人一信救香港」，張劍虹稱黎表示望美國總統和副總統制裁中國。而陳梓華2020年5月28日，曾向黎發訊息提及國安法，黎回覆指預計該週末特朗普會實施更多更嚴厲的制裁措施，法庭形容黎「幾乎帶著一種高興的心情」回覆。黎又在6月《紐約時報》撰文提到是時候向中國制裁甚至懲罰，讓美國製造完美風暴令中共滅亡。
法庭認為，毫無疑問黎智英動搖中共管治的意圖從沒改變，即使國安法生效，他仍以較隱晦方式進行；張劍虹亦供稱，探望還押的黎時，黎向他表示繼續如常經營《蘋果》。
法官認為，從本案大量證據的唯一合理推論，是不論《國安法》生效前或後，黎智英唯一意圖是尋求中共倒臺、即使最終代價是犧牲中港人民利益，這亦是相關串謀或煽動刊物的「最終目的」。法官信納，被告有蓄意意圖進行涉案串謀，相關串謀對中國及香港特區的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和危害。法庭信納，黎是三項串謀的「主腦」，利用《蘋果》不同平臺，獲公司被告的全面同意、知情及協助，遂裁定黎智英及三間公司，所有罪名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