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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從網上傳出的發生在悉尼海灘恐怖襲擊的最新畫面，在超過15分鐘的時間裡，人們四散奔逃，數百個家庭匍匐在地，在恐懼中等待未知的命運，我們甚至還可以聽到現場有許多孩子的聲音。
這次恐怖襲擊發生在12月14日的傍晚，在澳大利亞悉尼的著名景點——邦迪海灘北端的Archer Park，一場原本計劃舉行8天的猶太光明節慶祝活動——在開幕式當天突然變成了恐怖襲擊。一對父子槍手從連接停車場與海灘的人行天橋，突然向1000多名現場活動的參與者開槍射擊，這場襲擊持續了大約10分鐘，造成16人死亡——包括一個10歲女孩和一位87歲的納粹德國猶太人大屠殺的倖存者，以及40多人受傷。這是澳大利亞自1996年以來發生的最為嚴重的「大規模槍擊事件」，打破了該國近30年的公共安全記錄。
據了解，這對槍手分別是50歲的父親賽義德·阿克拉姆——已當場死亡，和24歲兒子納維德·阿克拉姆——目前重傷被捕。兩人並非是來自中東的移民。
父親賽義德來自印度海得拉巴，1998年完成學業後移居澳大利亞，他本人擁有6支註冊槍支，是合法持槍。印度警方的調查結果表明，賽義德在印度沒有犯罪記錄。
兒子納維德則出生在澳洲，擁有澳大利亞國籍，曾在2019年與國際恐怖組織「伊斯蘭國」(ISIS) 在悉尼的小型網絡有過鬆散聯繫，而被澳大利亞的安全情報機構調查6個月，但最終因評估結果為「風險較低」而解除監視。
此外，澳洲警方還在他們的車內發現了自製的爆炸裝置以及「伊斯蘭國」的旗幟。
目前，澳洲警方對這次槍擊案的調查重點已轉向兩名槍手的海外行程。據安全部門消息人士透露，兩名嫌疑人在襲擊發生前一個月，曾在菲律賓接受專門的軍事化訓練。而菲律賓移民局也已證實，這對父子於11月1日從悉尼飛往馬尼拉，隨後幾乎整個11月都滯留在菲律賓，並轉往南部的達沃市。父親是以印度公民身份入境，兒子則持澳大利亞護照入境。目前，澳洲當局正緊急調查他們在菲律賓的具體活動、接觸人員及行程目的，以徹底查明襲擊真相並評估其對國家安全是否構成長期威脅。
新南威爾士州州長克里斯·米恩斯就槍擊事件發表講話，稱其為「恐怖主義襲擊」。
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稱這起襲擊事件是「純粹的惡行」。他表示，澳大利亞絕不向分裂、暴力或仇恨低頭。
為此澳大利亞全國降半旗，悼念在此次大規模槍擊案中的所有遇難者。
其實，這次恐怖襲擊事件的發生並非偶然。從地緣政治的視角來看，這次襲擊並非孤立事件，而是中東以色列—巴勒斯坦衝突——特別是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襲擊以色列及其引發的加沙戰爭——所帶來的全球「溢出效應」的極端表現。這種「溢出」將遠在中東的衝突轉化為澳洲僑民社區的暴力行為，從而放大本土的極端主義思潮，並暴露出所謂「多元社會」在處理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時的脆弱性。
自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襲擊以來——該事件造成約1200人死亡，並引發以色列對加沙的軍事回應，全球反猶事件急劇上升。澳大利亞作為多元移民國家，受此影響尤為顯著。
根據澳大利亞猶太社區理事會的數據，2023-2025年間反猶事件數量較戰前平均水平上升近5倍，包括會堂縱火、塗鴉、襲擊和在線仇恨言論。
邦迪襲擊發生在光明節第一天，明確針對猶太社區的慶祝活動，這與全球模式一致：極端分子將中東衝突「本地化」，視猶太人僑民為以色列的「代理目標」。
以色列和哈馬斯的衝突也為「伊斯蘭國」這樣的國際恐怖組織和穆斯林極端分子提供了「敘事機會」。他們將以色列的反擊行動描繪為「反穆斯林十字軍」，並延伸到全球猶太人，鼓勵針對僑民的「報復」。這是一種典型的「轉移攻擊」策略——無法直接打擊以色列本土，轉而襲擊西方國家的猶太社區這類「軟目標」。
這位在悉尼的所謂「伊斯蘭學者」就公開聲稱：「聖戰無疑是我們宗教的一部分。真主更青睞並獎賞那些直接與異教徒敵人作戰的穆斯林，而不是那些無所作為的人。」
這種打著宗教名義公開宣揚和煽動暴力的行為，不僅在澳洲，在美歐其他國家都屢見不鮮。而正是這種混淆是非的暴力宣傳，將距離遙遠的地緣衝突，通過意識形態的包裝和「武器化」的數字媒介，影響本地包括印度裔在內的穆斯林社區的部分個體，從而加劇社區間的種族仇恨，直至造成「獨狼」式恐怖襲擊的出現。
可以說，在這類襲擊事件爆發的背後，這種打著宗教名義的所謂「聖戰分子」的暴力宣傳難辭其咎。而澳洲政府在輿論監管方面的不作為，甚至有意無意的放縱，客觀上也起到了一定推波助瀾的作用。
這裡需要強調一下，2023年10月7日發生的哈馬斯襲擊事件，是從加沙越境進入以色列，在以色列本土境內對平民發動的真正大規模「恐怖襲擊」。這其中有兩個要點，
一、哈馬斯的武裝人員是通過：炸毀邊境圍欄／滑翔傘／車輛／徒步滲透等方式，從加沙地帶非法越境進入以色列。
二、恐怖襲擊是在以色列境內實施：對平民發動恐襲／槍擊音樂節現場參與者／非法闖入居民住宅／綁架平民和以色列士兵帶回加沙。
也就是說，10月7日確實是哈馬斯發動的「恐怖襲擊」，不是什麼「抵抗行動」，也不是發生在加沙地帶的「軍事對抗」。事實清楚，證據確鑿。
而就在哈馬斯恐怖襲擊發生後的第三天——2023年10月9日，澳洲的一群哈馬斯的支持者就急不可耐地湧上悉尼歌劇院的台階，揮舞著旗幟，高喊口號，慶祝並聲援哈馬斯對以色列平民的這場恐怖襲擊。許多人那時開始意識到，澳大利亞已經發生了某種變化。因為從那一刻開始，仇恨不再是低聲細語，也不再是隱晦表達，而是在澳洲這個民主國家核心地帶的肆意張揚。
更令人震驚的是澳洲政府的反應——或者更確切地說，是缺乏反應。州政府和聯邦政府都未能及時劃清界限。沒有明確的譴責，沒有明確的聲明表明澳大利亞絕不容忍在其最具標誌性的地標上出現任何呼籲傷害猶太人的言論。這種沉默開創了一個先例。它向形形色色的極端分子發出信號——公共空間任其揮霍。
2023年10月，當猶太人成為攻擊目標時，人們保持沉默；如今，當澳大利亞人被告知他們不屬於自己的國家時，人們保持沉默；面對新納粹分子，人們保持沉默；面對那些美化恐怖主義的人，人們保持沉默；面對那些想要用外來仇恨取代傳統澳洲人所信奉的共同價值觀的人，人們保持沉默。
這其實就是社會凝聚力瓦解的過程。一切始於站隊。起初，被孤立、被攻擊、被拋棄的是猶太社群。隨後，這種分裂蔓延開來——親以色列或反以色列，支持移民或反對移民。如今，界限更加分明，澳大利亞人被強行推入不同的陣營，極端言論往往主導輿論的走向。
危險不僅在於邊緣群體的仇恨，更在於政治懦弱所造成的真空。當政府選擇性地譴責某些事物時，公民就會對政府失去信任。上述的歌劇院事件就是一次考驗。政府領導人拒絕採取果斷行動打擊反猶主義，這無疑是在發出信號：偏見可以被原諒甚至被放縱，標準可以根據攻擊對象的不同而有所差別。
其實，人們需要明白「沉默絕非中立」。它只會讓輿論天平向最喧囂、最極端的聲音傾斜。當仇恨言論被允許充斥歌劇院的台階時，一種危險的常態便已形成。公開的恐嚇和煽動行為將無人制止。這不僅體現在那些仇恨猶太人的人身上，也體現在那些試圖將移民或任何與自己外貌或思想不同的人當作替罪羊的人身上。
澳大利亞究竟會捍衛自身的價值觀，還是會任由沉默侵蝕這些價值觀？選擇權仍然在每個澳洲人手中。但做出選擇的時間已不多了。
幸運的是，在這次襲擊事件過程中，我們看到了普通澳洲人所展現出的勇敢和善良，那是人性最為閃亮的時刻，那是所有人內心最深處的希望。
43歲的艾哈邁德是敘利亞移民，來自敘利亞北部一個小城鎮。他移居澳大利亞多年，在邦迪海灘對面經營一家小型煙草店，過著普通人的生活。在襲擊發生時，他正像許多當地人一樣在海灘散步。
視頻顯示，艾哈邁德是從槍手的身後衝上前去，以熊抱的方式制服了對方，成功繳械並阻止其進一步的射擊。這一舉動被廣泛描述為「果斷、自發的英雄行為」，直接拯救了多名生命。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為此親自訪問醫院，公開讚揚他為「國家最好的代表」，並稱其行為體現了澳大利亞精神。
他的家鄉敘利亞小鎮視他為「驕傲」，其英勇行為視頻迅速傳播回了敘利亞。
還有鮑里斯和索菲亞夫婦，這對俄羅斯猶太夫婦是移民，為逃避前蘇聯的反猶環境而來到澳大利亞。視頻顯示，他們試圖阻止槍手車輛並上前繳械，最終夫婦二人雙雙遇難。
此外，在槍擊案發生時，這位懷孕的母親在槍聲中，主動衝向陌生的3歲女童，試圖用自己的身体保護女童免受傷害，事後她對女童家長說，「你的女兒在我這裡。」
女童的家人當即淚流滿面真誠道謝，而這位孕婦在槍擊後20分鐘也順利找到了自己18個月大的兒子，與孩子和丈夫最終團聚，她本人和腹中胎兒都平安無事，讓大家懸著的心終於放下了。
在兇險來臨時，她選擇把生的機會讓給陌生的孩子，這份跨越血緣的善良舉動閃耀著人性的光輝，不僅令聞者動容，也隨時溫暖著一顆顆對善良渴望已久的心靈。
這一事件在世界各國也產生廣泛回響。近日，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舉辦光明節招待會時，就公開譴責此次襲擊，並向受害者及其家屬致以「愛與祈禱」。
他重申自己是「猶太民族的摯友與捍衛者」，承諾美國將繼續支持猶太社區，打擊全球反猶主義。川普總統同時呼籲，「所有國家必須團結起來，共同對抗極端伊斯蘭恐怖主義的邪惡勢力。」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知名保守派活動家、TPUSA創始人、川普總統的盟友，查理·柯克在生前曾反覆強調：激進的伊斯蘭主義是美國核心價值的最大威脅，稱其與左翼勢力的結盟會破壞美國傳統價值觀。
在播客中討論「紅綠軸心」這個問題時，查理表示：馬克思主義（紅）和激進的伊斯蘭主義（綠）合作正在摧毀資本主義的基督教西方，許多著名伊斯蘭恐怖分子本身就是馬克思主義者。他認為左翼勢力利用伊斯蘭主義作為工具攻擊美國家庭、信仰和安全，同時馬克思主義從內部腐蝕西方世界。
我們看到，在澳大利亞、英國這些目前由左翼政黨主政的國家，查理·柯克所指出的現象確實表現得比較明顯。
這或許是在提醒我們，多元文化並不會自動免疫仇恨，而寬容本身也不等於默認或無限度的縱容邪惡。當這個世界進入到高對抗、高風險的時代，我們是否仍在沿用陳腐的觀念和邏輯，去理解仇恨、去判斷風險、去設計國家的安全與未來呢？這個問題不僅適用於反猶主義在西方社會中的擴散以及伊斯蘭恐怖主義與基督教的對抗，也同樣適用於中共及左翼勢力與保守派西方誰將主導人類未來的終極博弈。
那些普通澳洲人，在危難時刻所表現出的善良和勇敢，或許已經給出了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