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宴請尼克松1972年（圖片來源：網路圖片）
【看中國2025年12月25日訊】1972年《上海公報》被視為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里程碑，卻也埋下了中共外交史上一次最重大的事故種子。這份公報在臺灣問題上的表述，尤其是美國一方使用的「acknowledges」（承認/認識到）一詞，而非「accepts」（接受），長期被部分海外聲音解讀為美國對中國的「語言陷阱」。然而，事實遠非「美國欺騙中國」那麼簡單。公報文本清晰地表明，中美雙方對臺灣問題的根本分歧從一開始就被公開承認，中方不可能對美方立場的模糊性一無所知。真正的關鍵在於：中方出於面子和切身利益的考量，選擇了對這一模糊性「將錯就錯」，並在隨後五十餘年的外交實踐中，將其包裝成美國的「承諾」。這才是中共外交史上一次最重大的自我誤判與戰略失誤。
讓我們先回歸公報的原文結構。公報開篇便明確指出：「考慮到國際關係中長期存在的基本分歧，雙方闡述了各自的立場。」這句話至關重要，它預先宣告了中美在臺灣問題上不存在共識，雙方只是分別陳述立場，而非達成共同認可的結論。隨後，公報採用並列方式，單獨列出「中國方面聲明」和「美國方面聲明」，這本身就體現了「求同存異」下的最大分歧保留。
中國方面的聲明毫不含糊：「臺灣省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製造‘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一個中國、一個臺灣’的活動。」這是一份對主權完整的絕對主張，語氣強硬、立場明確。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方面的聲明：「美國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它重申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關心。考慮到這一前景，它確認從臺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這裡的核心動詞是「認識到」（acknowledges），其準確含義是「知曉」「注意到」，而非「接受」或「認可」一個法律事實。美國僅是對「兩岸中國人的主張」表示知曉，並「不提出異議」，同時把撤軍與「地區緊張局勢緩和」掛鉤，並強調「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這種表述從一開始就為美國保留了極大的戰略模糊空間：既不直接挑戰中國的主權主張，又絕不承諾接受臺灣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地位。
中方談判團隊——以周恩來總理為首，輔以姬鵬飛、喬冠華等資深外交家——不可能對這一措辭的微妙差異毫無察覺。英文「acknowledges」與「accepts」的區別在外交語言中是經典的保留手法，美國外交文件中使用此類詞彙已有先例。中方翻譯與外交專家完全有能力識別這一區別。更重要的是，公報在起草過程中經歷了多輪激烈爭執，美方堅持使用「acknowledges」，中方也未能迫使美方改為更明確的「accepts」或「recognizes」。這說明，中方在談判桌上已經清楚美方不會做出實質讓步。
那麼，為什麼中方仍選擇簽署這份帶有明顯模糊性的公報？答案在於面子與切身利益的雙重考量。1972年的中國急需打破外交孤立、擺脫蘇聯威脅、獲得國際空間。尼克松訪華本身就是中共外交的重大突破，周恩來等人需要一個「勝利」的成果向國內和國際社會展示。將公報包裝為「美國承認一個中國原則」「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得到美方默認」，有助於鞏固這一外交成就，維護領導人威望與國家面子。同時，公報帶來的實際利益——美國逐步撤軍、關係正常化進程啟動——對當時的中國而言至關重要。相比之下，措辭上的模糊性被視為可以「將錯就錯」的代價：對外宣傳時可強調美方「不提出異議」等於默認，對內則可強化一個中國原則的國際支持。
此後五十餘年，這種「將錯就錯」被制度化。中國官方反覆引用《上海公報》作為美國「承認一個中國」的證據，要求美方嚴格遵守「三公報」。而美國歷屆政府則始終堅持自己的「一中政策」：僅acknowledges中國人的立場，不accepts臺灣屬於PRC，並依據《臺灣關係法》維持與臺灣的實質關係。雙方在這一灰色地帶各取所需，卻也為今日的緊張埋下伏筆。
這一戰略誤判在不同領導人時代表現出明顯的延續與斷裂。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作為親歷或繼承改革開放初期外交遺產的領導人，對《上海公報》的真實含義心知肚明。他們深知美國從未在法律上接受臺灣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清楚「和平解決」的模糊性為美方干預留下了空間。因此，在他們的執政時期，中國大陸對臺灣的政策始終以「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為主調，從未公開將武力統一作為首要選項或迫在眉睫的目標。他們明白，一旦發動武力攻臺，極有可能觸發美國《臺灣關係法》下的干預義務，等同於與美國直接開戰。這是一種務實的克制，體現了高層對中美實力對比和公報侷限性的清醒認識。
然而，進入習近平時代，這一長期「將錯就錯」的宣傳逐漸演變為領導層自身的認知誤區。習近平上任後迅速強化黨內紀律，推出「妄議中央」相關規定，使得高層內部難以出現不同意見，真實信息和專業分析越來越難以直達決策核心。同時，由於個人知識背景和閱讀習慣的侷限，習近平對複雜外交歷史的理解更多依賴於官方簡化和宣傳化的敘事。於是，他逐漸真心相信《上海公報》及其後續文件構成了中美之間的「協定」——美國正式承認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並有義務不干預中國統一進程。這直接體現在其公開講話中：反覆強調「武統臺灣」是歷史必然，要求美方「遵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規定」，並將美國對臺軍售或高層互動視為「背棄承諾」。
這種從「將錯就錯」到「真信錯事」的轉變，使中國對臺政策從務實克制轉向高調對抗。習近平時代頻繁提及「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將統一納入「民族復興」時間表，並通過軍演和灰色地帶行動不斷施壓臺灣。這些舉動不僅加劇了台海緊張，也迫使美國逐步放棄「戰略模糊」，轉向更明確的戰略清晰。這正是《上海公報》模糊性反噬的後果：當年為面子和短期利益而選擇的宣傳路徑，最終在信息封閉和決策集中下，成為制約中國戰略靈活性的剛性枷鎖。
《上海公報》本是高超的外交藝術範本，卻因中方後來的「將錯就錯」及其在新時代的認知偏差，而演變為一場持久的戰略誤判。這或許是中共外交史上最重大的一次事故：不是被對手欺騙，而是主動選擇了有利於短期面子與利益、卻損害長期戰略清晰度的路徑，最終在內部機制作用下，讓「假戲」變成了「真唱」。歷史證明，外交中最危險的，往往不是對手的狡猾，而是自身的自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