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體制下，活生生的人被當作變數，家庭被當作參數，民族的未來被當作試驗品。（圖片來源：手繪插畫 看中國 李齊）
無數、而且還在不斷增加的事實早已證明：1981年由中共鄧小平、陳雲拍板，由宋健操盤，並在全國範圍內強制推行的「一胎化」計畫生育政策，完全是一項禍國殃民、後患無窮的拍腦瓜決策。 三十多年強制計生，不但徹底摧毀了中國延續數千年的生育文化，而且直接製造了今天中國的災難性人口結構與斷崖式超低生育率。而人口結構的整體崩壞，與生育率的持續雪崩，正是當下中國經濟全面崩潰、社會秩序岌岌可危的最深層原因之一。 這是中國兩千多年歷史上，第一次在和平時期出現大規模、持續性的人口雪崩現象。
強制計生的破壞力，甚至遠遠超過戰爭。戰爭固然殘酷，卻並不會摧毀生育文化；戰爭結束之後，生育率往往會出現報復性反彈，社會具有自我修復能力。而中共的強制計生，則是通過國家暴力和強制洗腦，系統性摧毀了生育的道德正當性與社會文化基礎。 正因為如此，即便今天計生政策在名義上已經終結，中國的生育率仍在慣性下滑，而且下滑速度仍在加快。若無非常有效的逆轉手段，其終點只能是民族層面的自我滅絕（現在的漢族，就行駛在加速自我滅絕的軌道上）。
毫不誇張地說，三十多年強制計生，對中國所造成的深遠禍害，超過毛澤東一切政治運動的總和。毛澤東時代的暴政，尚屬「人亡政息」的暴政，其破壞具有階段性；而生育文化一旦被摧毀，人口結構一旦塌陷，其惡果將跨越數代，幾乎不可逆轉！
可嘆的是，這一遠超「文革」的國家級災難，並非源自任何嚴肅的人口學、社會學或經濟學論證，而是誕生於極權體制下的荒謬決策邏輯：
一方面，它由完全不懂人口學、社會學、經濟學的鄧小平、陳雲拍腦瓜上馬；另一方面，則是將如此重大的國策，交由同樣沒經過任何人文學科訓練，自以為是，實則對人口學、社會學、經濟學一竅不通的火箭專家宋健，來具體設計、實施與操盤。 如此草率、武斷而顢頇的決策機制，在任何一個文明國家，都是不可想像的。
宋健的本專業是航天技術，長期從事的是純粹的工程與技術工作。只因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出訪西德期間，偶然讀到美國數學家維納的《控制論》，便如獲至寶，回國後依樣畫葫蘆，炮製出所謂「人口控制論」，並急不可耐地將其獻給剛剛復出掌權、堅信「毛時代貧窮是因為中國人生得太多」的鄧小平、陳雲，作為投名狀與晉身之階。
問題是，維納的「控制論」本身就不是社會科學的共識結論，如馬克思主義一樣，只是一家之論。即便在西方學界，該理論是否適用於人類社會系統，也始終爭議巨大。早在當年，就有許多學者指出：控制論將社會系統簡單類比為計算機或機械系統，忽視了人權、自由、倫理、道德以及社會系統固有的隨機性、自組織性與包容度。一味強調「控制」，一旦被應用於社會治理，幾乎必然導向專制。
然而，對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一竅不通，卻自以為掌握了「科學真理」的宋健，卻將這一未經檢驗、爭議巨大的理論奉為圭臬，生搬硬套於人口政策當中。於是乎，活生生的人被當作變數，家庭被當作參數，民族的未來被當作試驗品。
鄧小平、陳雲拍板實施強制計生的血淋淋現實，也再一次暴露出共產黨價值觀的根本缺陷。 在其所奉行的機械唯物主義世界觀中，人並非目的，而只是手段；人民不是主體，而只是資源；生命、尊嚴與權利，不過是實現所謂「宏大目標」過程中可以被犧牲、被消耗的物質成本。 這種對生命毫無敬畏的無神論唯物主義價值觀，正是強制計生得以順利推行，並長期維持的思想土壤。 宋健之所以能夠成為這一國策的主要操盤者，並非偶然，而是共產黨長期存在的理工科迷信的必然結果。
馬克思主義本質上是一種無神論、唯物主義的「拜科學」意識形態，這使得共產黨政權天然迷信技術、數字與工程思維。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昂奈克等幾乎所有共產黨國家的獨裁者，無一不表現出這種傾向。 毛澤東就曾明確要求毛岸英選擇理工科，並聲稱：「理工科才是真知識，將來可以顛倒過來嘛。」（意即：學了理工科，照樣可以做官）
在這種思路主導之下，中共長期、系統性地歧視人文學科，鼓吹所謂「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貶斥人文閱讀，攻擊古典與西方人文傳統，毛澤東就說，古書越讀越糊塗，西學人文學科的書籍，「越讀越反動」。 也因此，在文革中，人文學者、作家、藝術家所遭受的迫害和慘烈程度，遠遠超過科技工作者，這絕非偶然。
1989年「六四」屠殺之後，這種對文科的敵視進一步被制度化。國家教委主任李鐵映當年就惡狠狠地說：文科學生最反動！尤其是新聞系、法律系、外語系的。 由於新聞系學生在學潮中的比例最高，中共當局竟在1990年全國範圍內停招新聞系學生，製造了中國大學新聞教育的斷代。 與此同時，中南海逐漸形成一條不成文卻高度穩定的用人原則：各行各業，優先提拔政治上「可靠」的理工科人員進入領導層。這正是「六四」之後，江澤民、胡錦濤、溫家寶、朱鎔基、羅幹等大批技術官僚迅速上位的真實背景。
共產黨之所以本能地厭惡文科，並非偶然。人文精神——對自由、人權、道德、尊嚴與生命價值的關懷和追問的精神——正是其意識形態最深層的天敵。 總體而言，受過人文學科訓練的人，更容易看清極權敘事的內在破綻；而理工科和理工人的工具性與技術性，則更容易被權力吸納、利用與馴化。
因此，在共產黨的法眼中，理工科「有用」、「可靠」；而文科則「危險」「不穩定」。這種偏見不僅嚴重毒害了體制內群體和國內社會大眾，也深刻影響了中國反對派群體，甚至在海外民運中，至今仍可見根深蒂固的「文科生無用論」「文科生禍國論」、「文科生弱智論」而「文科生」+「小學博士」習近平上臺後比技術官僚胡錦濤，溫家寶等而下之的表現，則大幅加深加深了這種偏見。 這其實是對中國反對派事業，以及中國未來非常有害的一種共產黨黨文化。
宋健的自以為是，以及其所造成的國家級人口災難，已經清楚地表明：讓缺乏人文學科訓練、滿腦子機械唯物主義的理工技術專家，主導社會重大國策，是極其危險的。 社會是由有尊嚴、有自由、有道德判斷能力的人所構成的生命系統，而不是火箭、計算機或無線電系統。任何未經充分論證，就將理工理論強行套用於社會治理的做法，都極有可能給人民、民族與國家帶來災難，甚至浩劫。
而三十多年「一胎化」極端政策的悲劇，並不是一次偶然的政策失敗，而是共產黨理工迷信、文科歧視、極權決策與反人權價值觀共同作用下的集中爆發。只要這種價值觀不被徹底反思，這樣的災難，就絕不會是最後一次。
而且，這種災難，早已不再停留在抽象的人口數據之中，而是正在迅速轉化為觸手可及的現實崩塌。 地方財政的系統性枯竭，並非單純的經濟管理失敗，而是人口斷代、勞動人口急劇萎縮的必然結果；養老體系的不可持續，並非制度設計偶然失誤，而是「未富先老」與少子化疊加後的必然崩盤；青年就業的結構性絕望，也並非週期波動，而是人口結構畸形與經濟活力枯竭的必然結果，和同步顯現。
當一個社會在尚未完成現代化之前，便提前進入深度老齡化，當一個國家在尚未積累足夠財富之前，便失去了再生產自身人口的能力，其結局幾乎不言而喻。 這一切，並非天災，也非命運，而是可以被清晰追溯、明確指認的人禍。強制計生，正是這場人禍的源頭；而支撐這一切的，正是共產黨長期奉行的理工迷信、文科歧視與反人權價值觀。
當人口雪崩全面轟隆而來，財政、經濟、社會秩序相繼失穩之時，任何技術性修補都已無濟於事。真正需要被清算與反思的，從來不是某一項具體政策，而是共產黨那套把人當作工具、把社會當作機器的根本世界觀。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