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國有器官》（圖片來源: 免費圖片 加拿大如意電影公司提供）
【看中國2026年1月24日訊】2026年1月18日，我站在中國駐洛杉磯領事館前，參加了茉莉花活動——「守護孩子生命．追問校園真相——抗議中共‘活摘器官’反人類罪行」。那一刻，我的心情並不輕鬆。
坦率地說，「活摘器官」這樣的指控，尤其當它被指向校園、指向未成年人時，聽起來極其聳人聽聞，甚至難以置信。我並不是一開始就「知道真相」的人。第一次在美國的街頭遊行中聽到這些內容時，我幾乎是本能地拒絕相信。在還生活在中國的時候，我和絕大多數普通人一樣，對許多正在發生的事情幾乎一無所知。新聞裡反覆出現的是「成功移植」「醫學進步」「世界領先」，卻從不追問：器官從哪裡來？為什麼可以來得這麼快？那些被精心包裝的敘事，讓我一度以為自己生活在一個至少「可預期」「有底線」的社會裏。
直到我來到美國。也是在這個言論自由的世界，我第一次真正接觸到茉莉花活動背後所指向的議題——關於人權、關於生命、關於被刻意掩蓋的系統性暴力。我逐漸開始接觸到一些無法被簡單否定的證詞與調查結果。其中，對我衝擊最大的是多位中國醫療工作者的公開證詞。像鄭治醫生這樣的前體制內醫務人員，曾詳細描述他在中國參與或目睹器官獲取與移植過程的經歷——包括在捐獻體系尚未健全的年代，器官卻可以被「按需供應」，並且來源、流程都被嚴格保密。這些證詞並非零散傳聞，而是多年來反覆出現、彼此印證的敘述。
與此同時，我也開始認真閱讀由國際律師、調查員和醫學倫理專家主導的獨立調查報告。這些調查並不依賴單一證人，而是通過醫院公開數據、床位週轉率、移植數量、等待時間、官方統計之間的巨大矛盾進行交叉分析。調查結論並不輕率，卻異常一致：在中國，存在一個無法用自願捐獻數量解釋的器官來源缺口，而這一缺口在時間、規模和穩定性上，都指向系統性問題。
讓我真正無法再迴避的，是不同國家器官移植制度之間的巨大差異。在美國，器官移植依賴自願捐獻，流程透明、責任可追溯，患者進入統一的等待系統，等待時間往往以月甚至年計算，醫生無法承諾具體時間，更不可能提前安排手術日期。而在中國，卻長期存在等待時間以周甚至以天計算的情況，甚至可以在第一次失敗後迅速安排「下一次移植」。從醫學常識來看，器官離體後的存活時間以小時計算，血液配型、交叉配型、運輸和手術準備都有明確且不可壓縮的時間成本。這種高度確定、可重複、可加速的「效率」，無法用「醫學奇蹟」解釋。
我曾經以為，受害者只是被標籤化的「特殊人群」，只是「少數人」的不幸。但後來我才意識到，在一個不受制約的體制之下，沒有真正的「例外」，也沒有絕對的「安全者」。當一個體系可以為了效率、指標和權力需要而壓縮生命流程時，每一個普通人，都可能在某個時刻，變成被犧牲、被消失、被「腦死亡」、被「自殺」的對象。一位湘雅的醫生羅帥宇因為接近了這一真相選擇正義而被自殺。他的遭遇，讓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識到這一點。
站在茉莉花活動的現場，我不斷問自己，也想問所有人：
在中國，一個普通的十字路口，可以被密密麻麻的十多個攝像頭全天候覆蓋；
國安、國保、警察可以精準掌握一個人的行蹤與社交關係。
那麼——
為什麼一個孩子在校園裡的消失、死亡？
為什麼遺體可以在未經家屬同意的情況下被轉移？
為什麼家屬只是要求一個解釋，卻要遭遇打壓，甚至被迫沉默？
監控去了哪裡？
記錄去了哪裡？
責任又去了哪裡？
如果一個國家有能力精確監控每一個公民的行動，
卻「無力」保護一個孩子最基本的生命安全，
那問題究竟出在哪裡？
中國器官移植的領先，這不是所謂的「醫學奇蹟」，而是一個被制度高度配合、被權力強行推動的過程。是中國人權被強權踐踏的血淋淋的事實。
正是這些認知，讓我完成了一次無法回頭的心理轉變——
從無知，到震驚；
從恐懼，到憤怒；
最終，到清醒。
也正因為如此，我選擇站出來，站在茉莉花活動的現場。
不再假裝這一切與我無關。
不再用沉默換取虛假的安全感。
我站出來，不是為了仇恨，
而是為了生命最基本的尊嚴。
我們所要求的，並不過分：
獨立的調查，
公開的真相，
家屬應有的發聲權利，
以及——停止一切反人類的罪行。
這是我參加茉莉花活動最真實的感受。
也是我無法再沉默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