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1月，潘漢年（前排左一）到上海火車站歡迎參加「中蘇友好月活動」的蘇聯電影藝術工作者代表團。（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在中共的官方敘事中，1940年代的延安是「自力更生」的典範。然而，據史料，當時邊區遭遇國民黨軍事封鎖與日軍掃蕩，財政幾近崩潰。毛澤東曾在內部會議坦言：「要發財，就得種鴉片。」這項內部代號為「特貨」或「肥皂」的貿易，由王震的359旅負責生產，而李先念則負責在更廣闊的游擊區與淪陷區，將這些毒品轉化為軍火與黃金。
第五師師長李先念以毒養軍
李先念領導的新四軍第五師，地處鄂豫皖腹地，是聯繫延安、國統區與淪陷區的樞紐。李先念在五師內部建立了極其嚴密的財政系統。他不僅利用特貨與當地日偽軍換取藥品，更將大批鴉片精煉後，貼上「土產」標籤，透過秘密管道銷往西安與重慶。
五師在最困難時期，高達 50% 以上的非糧食開支是由特貨貿易支撐的。李先念對外表現出農民領袖的樸素，實則在內部帳冊中，精確計算著每一兩鴉片換回的奎寧與電訊器材。
潘漢年與李先念的秘密聯繫
這是一段最令中共難堪的史實。 潘漢年作為中共在上海、香港的情報首腦，是李先念特貨貿易的「外部出海口」。潘漢年直接與日軍特務機關「影佐機關」及偽政權特務頭子李士群接洽。李先念在後方生產、提煉的「特貨」，經由新四軍控制的秘密水路運往上海。
潘漢年在上海將鴉片銷往日占區，腐蝕中國淪陷區的社會秩序，同時換回精密儀器、西藥與敵情資訊。李先念則在鄂豫邊區負責接應這些「戰略物資」。
瓦解國統區法幣經濟的「毒針」
李先念與延安財務部門的另一項毒計是利用鴉片摧毀國民政府的經濟支撐。
中共嚴禁邊區內部吸食鴉片，違者槍斃；但卻全力將鴉片推向國統區。這不僅是為了賺錢，更是為了換取黃金、法幣與美金。西安是延安特貨向南輸送的總站。李先念系統的地下商人，利用國軍內部的腐敗將領（如胡宗南手下的某些軍官），將鴉片層層運往重慶。
於是，大量的鴉片流入國統區，不僅消耗了國民政府有限的外匯資源，更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與通膨，從內部腐蝕了抗戰的經濟基礎。
李先念（左）與江澤民。（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中共篡政後的滅跡行動
這段歷史證明了當時的延安並非淨土，而是一個高度組織化、利用鴉片與敵人和談、與友軍爭利的龐大經濟實體。李先念與潘漢年的聯繫，是最不為人知的秘密交易。1955年潘漢年案的爆發，表面上是針對「內奸」，實則是毛澤東為了斬斷與日偽時期那段不光彩往事的聯繫。而當時剛從湖北進京、接掌財政部大權的李先念，正是這場「內部清洗」的關鍵執行者。
1955年4月，潘漢年在北京參加會議時突然被秘密逮捕。正是因為潘漢年掌握了大量延安時期與日軍、汪偽政權進行「物資交換」（即鴉片貿易）的原始憑據。毛澤東擔心這些材料一旦流出，將徹底摧毀中共「抗日中流砥柱」的謊言。
此時，李先念已於1954年接替陳雲出任財政部長。作為當年新四軍五師的負責人，李先念深知那些「特貨」帳目的敏感性——因為他自己就是那些帳單上的簽名者之一。
經潘漢年（圖右）對外銷售鴉片的「極機密」檔案，除了毛（圖左）、周、李外，任何人不得翻閱。（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李先念在周恩來的暗中授意下，在財政部系統內部展開了長達數年的「檔案整理」工作，核心目標就是銷毀「特貨」痕跡。李先念下令查封所有來自原邊區銀行、西北商業總公司以及新四軍各師財務部門的歷史帳冊。這些檔案被歸類為「極機密」，除了毛澤東、周恩來和李先念等少數幾人，任何人不得翻閱。
除了將原本標註為「鴉片」、「特貨」或「土產」的收入項，重新編碼為「代號業務」，使其在文字上失去毒品關聯。1955年下半年，財政部內部曾有一批「過期檔案」也在武裝警察的監視下被秘密焚毀。內容主要是潘漢年從上海運回的「貿易清單」，以及李先念簽發的關於接收日偽西藥、發送特貨的電報記錄。為了填補財務空洞，李先念還指示手下將部分鴉片收入重新解釋為「沒收官僚資本」或「華僑捐款」。
不僅如此，對當年參與過特貨運補、帳目核算的財務人員進行「政治審查」。許多了解內情的基層財務幹部，在潘漢年案發後被冠以「歷史問題」下放到偏遠農場，甚至在文革前夕就已徹底消聲匿跡。李先念透過這種方式，確保了「死無對證」。
據傳在一次小規模的會議上，李先念曾對財務核心成員說過：「有些帳，爛在肚子裡比寫在紙上安全。」這被視為他處理特貨歷史的最高指導準則。1955年潘漢年被秘密逮捕關押三十年直至死亡，官方對外稱其「內奸」，但核心原因之一是潘掌握了太多延安時期與日軍進行鴉片、情報互換的原始證據，涉及當時多位在位高層，當然也包括李先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