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男子於2022年6月18日在上海的一個住宅社區接受COVID-19測試。(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6年2月11日訊】2026年1月24日，在新冠疫情爆發六週年之際，一場以「從隱瞞真相、動態清零到白紙運動」為主題的紀念與反思活動在線上舉行。洛杉磯及舊金山灣區約有30位參與者通過線上方式共同參與。
本次活動由中國民主黨、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主辦，旨在回顧新冠疫情在中國造成的制度性災難與人道後果，紀念疫情中被掩蓋的真相與被犧牲的生命，並反思極權體制如何在危機中擴張權力、壓制社會。
從李文亮醫生開始：被壓制的真話與錯失的窗口
活動發起人、主持人張俊傑在開場中，以李文亮醫生事件作為討論起點，引導參與者圍繞「信息、良知與體制」的關係展開思考。他指出，如果2019年12月醫生的預警沒有被壓制，疫情的走向或許截然不同。一個提醒同行注意防護的醫生，卻被指為「造謠者」，反映出體制對「未經批准的真相」的本能恐懼。李文亮去世當晚，全國範圍內罕見爆發對言論自由的呼聲，但這種公共情緒很快被壓制，也成為中國社會一次被錯過的制度反思窗口。
封城與清零：極端治理下的個體代價
在隨後討論中，參與者回顧了武漢封城及其後全國範圍內的「動態清零」政策。多位發言者指出，政府實施極端封控並非唯一選擇，而是在信息失控後，以「戰時狀態」為名常態化擴權的結果。
封控期間，大量普通人面臨失業失學、醫治延誤、尊嚴受損，甚至非病毒死亡卻未被統計和紀念。隨著健康碼、行程碼和大數據追蹤成為治理工具，防疫逐漸從公共衛生目標轉變為社會控制手段，專業討論空間被不斷壓縮，政策成本卻主要由普通人承擔。
白紙運動：恐懼被突破的瞬間
活動的另一重要議題是2022年底爆發的白紙運動。參與者認為，這是一場長期壓抑後罕見的社會覺醒。一張白紙，成為對審查與禁聲的象徵性抗議；「不要核酸要自由」的口號跨越地域與階層，引發廣泛共鳴。
多位發言者指出，白紙運動後迅速解封，顯示高壓並不等於真正穩定。這一事件也讓許多年輕人第一次直面政治權力與個人自由的衝突，成為一代人的政治啟蒙時刻。
普通人的經歷：被管理的個體與失去的尊嚴
多位參與者分享了疫情中的個人經歷。
召集者丁海峰回憶，官方稱疫苗「自願接種」，但不接種就無法進入工廠、失去收入。他成為最早接種者之一，事後才得知疫苗當時仍處於臨床試驗階段。母親去世守孝期間，他又被強制隔離並自費承擔高額費用，事後卻僅以「可能弄錯了」草草了結。他表示，疫情讓他清楚意識到：當系統高速運轉時，個人隨時會成為「被管理對象」，「為了你好」成了無限擴權的理由。
範國林講述了自己因拒絕深夜核酸檢測，被警方強行帶走、噴射辣椒水並逼迫簽署保證書的經歷，最終靠家人行賄才獲釋。他認為，在這種體制下，個人既無法獲得安全，也無法獲得尊嚴。
劉靜濤回顧自己與妻子在疫情中最長被封控28天的經歷，並表示，那三年的恐懼感是他們一直揮之不去夢魘。他強調，持續傳播個人記憶、影像與故事，是防止社會遺忘的重要方式。
高俊影也分享了她在疫情期間的痛苦回憶。
反思與指控：體制、順從與共謀
部分發言者將矛頭指向更深層的問題。
崔允星指出，除了政權責任，也必須反思普通人在疫情中的角色：有人參與舉報、協助封控、為暴力行為辯護，甚至為利益充當「志願者」，在無直接強迫下參與傷害他人。他認為，這是社會需要直面的道德問題。
高應芬說，很多人在疫情前對自由的理解是抽象的，疫情後就具體化了，能不能工作，能不能出門，能不能見家人，甚至能不能說「不」，都需要獲得允許。國家並非一個抽象的「保護者」，也可以是一個擁有強大執行力、但可能失誤，並且不一定會自我糾錯的系統，個體在如此巨大的機器面前猶如塵煙。
張致君從全球視角分析認為，新冠疫情是世界政治格局重構的啟動器。全球從效率優先轉向安全優先，各國重新評估供應鏈與政治風險。而中共則借疫情對全社會進行了一次服從性測試，將封控敘事塑造成制度優越性的證明，本質是降低政治不確定性、重塑統治合法性。
活動最後拋出總結性問題：
「如果下一次危機明天到來，我們的社會會比2019年更敢說真話，還是更害怕說真話？」
這場席捲全球的新冠災難，並非一次偶發事故，而是一連串制度性失靈疊加後的必然結果。三年極端防疫在中國社會留下深層心理創傷。對政策、專家和數據的信任被破壞，鄰里舉報、強制隔離、暴力執法等記憶仍未被公開討論。與會者普遍認為，唯有記錄、討論與反思，才能阻止災難被重複書寫，記憶本身，就是一種抵抗。李樹青認為，造成全球如此巨大損失的世紀疫情，目前的紀念等級是遠遠不夠的。
舊金山分會場的主持人周雲龍以他的親身經歷參與了討論，並表示對未來的擔憂。在中國，信息封鎖與缺乏新聞自由，使疫情初期的預警無法被社會及時接收；權力不受法治約束，使基層執法者可以以「防疫」為名無限擴權，卻無需承擔責任；大量政策決策過程不留痕、不公開。2023年開始就有網友爆料，地方政府及基層單位已經在悄悄銷毀疫情期間的資料，包括當時的防控指令、會議紀要、民眾健康碼電子數據等，某些網友還晒出手機截圖，曾經接種過三針疫苗的頁面已顯示「暫無記錄」，被一些觀察者視為是在為未來可能的清算提前「清空證據」。在這樣的治理結構下，錯誤不僅不會被糾正，反而會不斷放大。
多位發言者還提到，長期的意識形態灌輸與服從性教育，塑造了一個對權威高度依賴、對荒謬決策無腦盲從的社會環境。當理性討論被視為「添亂」，當質疑被等同於「不配合」，再反智的政策也可能被迅速貫徹，並由普通人彼此監督、彼此執行。
討論也延伸至國際層面。與會者普遍對全球範圍內缺乏系統性的責任追究表示困惑：如此規模的死亡人數、經濟損失與社會創傷，卻沒有明確的責任界定和實質性的問責機制。6年過去了，各國政府的這種「不了了之」的態度，不僅是對逝者的不公，也可能為下一次更大的災難埋下伏筆——當製造災難的代價足夠低，災難就必然會再次降臨。
在這一意義上，新冠疫情不只是一次公共衛生危機，而是一場關於權力、責任與人類記憶的全球考驗。真正的問題已不再是「如果下一次危機到來我們該怎麼辦」，而是：在危機尚未來臨之前，我們是否已經建立起敢於說真話的社會、能夠追責的制度，以及拒絕遺忘的公共記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