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農民站在田間。（圖片來源：Adobe Stock）
三年是常年
在關於中國大饑荒的官方敘述中，「三年自然災害」或「三年困難時期」長期成為最普遍、最具解釋力的說法。從高層到基層，從官方文件到民間記憶，這一表述幾乎被普遍接受。那麼，「三年自然災害」這一說法究竟從何而來，又是否符合事實？
楊繼繩指出，「三年自然災害」的說法並非事後形成，而是在災荒尚未結束時便已開始使用。早在1958年、1959年，這一提法便已出現。到1961年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三年自然災害」被正式寫入會議文件。在隨後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林彪又特別強調了這一提法，自此以後，「三年自然災害」成為對那段歷史的官方定性，並長期延續至今。
針對這一說法是否成立，楊繼繩為此進行了系統調查。他五次前往國家氣象局，向多位氣象專家請教，並查閱了大量相關資料。最終得出的結論是：天災年年有，但那三年在氣象意義上屬於常年，並非異常嚴重的自然災害年份。
中國地域廣闊，本就每年都會有不同程度的旱澇災害。但從全國尺度看，1959年至1961年的氣象條件總體正常。楊繼繩在其研究中列出了五條與農業生產和糧食產量高度相關的氣象曲線。這些曲線顯示，那三年的偏離程度並不突出，甚至遠小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一些年份。然而，八十年代並未出現大規模餓死人現象，而更早的一些氣象偏離更大的年份，同樣未引發類似災難。
因此，從氣象與農業生產的關係來看，這三年並不具備造成全國性大饑荒的自然條件，更不可能導致數千萬人死亡。
統計數據也支持這一判斷。1959年，全國約有兩億畝農田受災，糧食減產約200至300億斤；1960年，成災農田3.7億畝，糧食減產約300至400億斤。即便按較高估算，自然災害造成的損失也僅占糧食總減產的三分之一左右。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教授楊奎松通過對多個省份歷年災害數據的系統統計指出，1958年至1960年的自然災害程度，並不比歷史上其他年份更嚴重。即便在國民黨時期或更早的歷史階段，中國也經歷過嚴重天災，但像大躍進時期這樣，因饑荒造成如此普遍、如此巨大的死亡規模，仍屬罕見。因此，這場災難顯然不能簡單歸因於「自然災害」。
「蘇聯逼債」？
在官方解釋中，除「自然災害」外，另一項重要原因被歸結為「蘇修逼債」。所謂「蘇修逼債」，主要包含兩個方面：一是蘇聯撕毀合同，二是蘇聯要求中國償還債務。
楊繼繩指出，這一說法在事實和時間邏輯上都難以成立。首先，所謂「撕毀合同」發生在1960年7月，主要涉及科技、武器和國防項目，與農業生產並無直接關係。而大饑荒早在1959年初就已全面爆發，至1960年7月已持續一年半以上，因此蘇聯撕毀合同不可能是饑荒形成的原因。
至於「逼債」，中國確實在此前對蘇聯負有債務，其中不少與朝鮮戰爭有關，本身就存在不合理性。但這些債務原本就設有明確還款期限，計畫在1965年至1966年之間還清，並不存在蘇聯突然「逼債」的問題。
所謂「逼債」，更多源於中國方面的主動選擇。毛澤東提出要「爭一口氣」，決定提前還債，而非蘇聯強制要求。
史料顯示，蘇聯不僅沒有逼債，反而在中國最困難的時候向中國提供了實際援助。1961年，在周恩來提議下，中國向蘇聯借入20萬噸糧食，緩解了東北地區的糧食緊張。同年2月，赫魯曉夫致信毛澤東，表示願意以貸款形式向中國提供100萬噸糧食和50萬噸古巴糖，並同意將中國在易貨貿易中尚未交付的價值10億盧布貨物分五年償還，不計利息。中國政府當時對此表示高度感謝。
時任新華社社長吳冷西在回憶錄中明確指出，蘇聯並未提出逼債要求，是毛澤東主動決定提前還債。1960年7月18日，在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指示周恩來測算還清對蘇聯債務所需時間。周恩來答覆需十年，毛澤東則表示要「勒緊褲腰帶」，爭取五年還清。隨後，政治局決定各省成立外貿小組，加快出口，以償還債務。
這一決策作出時，中國正處在大規模餓死人的高峰期。
國民挨餓 國家外援
楊繼繩指出，加速還債所需的資源，實際上還低於同期中國對外援助的規模。在大饑荒最嚴重的1960年，中國不僅沒有停止對外援助，反而成立了專門的援外機構，援助規模顯著增加，其中不少受援國家的生活水平甚至高於中國。
根據官方數據，1958年至1962年，中國對外援助總額達23.62億元，主要援助對象包括阿爾巴尼亞、朝鮮、越南、古巴、蒙古以及一些亞洲和非洲國家。僅在1960年，中國就向幾內亞運送1萬噸大米，向阿爾巴尼亞運送1.5萬噸小麥。
與此同時，中國還大量出口糧食和高檔食品。1959年，全國糧食產量比1957年減少2500萬噸，但糧食出口卻增至415.75萬噸，比1957年增加209萬噸，創下歷史最高記錄。按原糧折算，這相當於約500萬噸糧食。
以農村人均口糧計算，500萬噸糧食足以供2450萬人吃一年。即便只將其中一半用於國內，也足以避免大規模餓死人。然而，在1960年饑荒最嚴重之時，中國仍繼續出口糧食272萬噸。更有甚者，一批原本從加拿大進口、準備運回中國的糧食，後來在劉少奇的一封電報指示下，被轉運至阿爾巴尼亞。
除糧食外，中國還出口了大量普通民眾在饑荒中幾乎無法見到的食品，包括雞蛋、蜂蜜、水果、紅棗、花生油、豬肉、水產品以及各類罐頭食品，藉此換取外匯，用於購買機器和武器。
這一切發生時，中共高層並非不知國內饑荒的嚴重程度。劉少奇曾親自回湖南老家調查災情。然而，在明知農民大批餓死的情況下，糧食仍被持續用於出口和援外。
對於這種選擇，楊繼繩認為，根本原因在於當時的意識形態邏輯。國際共產主義、輸出革命和所謂「兄弟國家」的政治意義，被置於本國民眾生命之上。阿爾巴尼亞、朝鮮、羅馬尼亞、匈牙利以及部分亞非國家，均在援助名單之列。甚至一次性向巴基斯坦提供高額援助，也被視為國際戰略的一部分。
真正能夠確證的事實是：在國內糧食庫存仍在增加、農民大量餓死的同時，中國持續出口糧食並擴大對外援助。
欺騙、被騙，以及對欺騙的縱容與鼓勵，構成了中國大饑荒年代的基本環境。在這張由謊言、恐懼和意識形態編織而成的網路中，數千萬人的生命無聲無息地消失。
回顧這段歷史，是為了還原真相、釐清責任，使後人不再重蹈覆轍。唯有正視事實，才能真正理解那場災難為何發生，又為何持續至如此慘烈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