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光炯炯，神態端莊的漢代皇后，佩戴著華麗的傳統珠寶，妝容精緻。（圖片來源：Pete/stock.adobe.com）
民國初年，學術大師朱光潛先生在《給青年的十二封信》裡講過一段發人深省的故事。
一天他只穿了件短衫在路上走著，迎面遇上了學長。學長看見他穿著短衫，激動地吼道：「你是學生，怎能不穿象徵身份的長衫？這樣滿街跑？簡直斯文掃地，教育的尊嚴何在？」這段經歷在今天的人們看來或許顯得學長過於迂腐了。
現代人推崇個人自由，認為穿什麼、怎麼穿都是私事，只要不直接妨礙他人，似乎都是無傷大雅的小事。如果學校現在還硬性規定制服或髮禁，可能就會引發學生抗爭、家長投訴，甚至連民意代表和教育主管機關都會介入。然而，儀容服飾真的只是「小事一樁」嗎？如果我們翻開歷史長卷，會發現服飾不僅是遮體之物，更是一面照見人性、身分、甚至是國運興衰的鏡子。歷史上因為穿戴不當而引來殺身之禍，或是預示社稷傾頹的案例，實在多得數不勝數。
《左傳》中記載了一個關於鄭國公子臧的故事。這位公子特別喜歡戴一種「鷸冠」。鷸是一種色彩斑斕的水鳥，在《禽經》的描述中，這種鳥生性貪婪，總是在水邊啄食蚌肉，卻也常因此被蚌殼夾住而送命，這便是「鷸蚌相爭」的典故。鄭文公看到公子臧整天戴著這種鳥羽編織的帽子，心中極其厭惡。在他看來，一個人的審美取向反映了其內在品質，既然公子臧如此迷戀象徵貪婪與短視的鳥羽，說明他的本性必然也如鷸鳥般貪婪且不知進退。公子臧對外在裝飾的選擇，最終讓鄭文公下定決心，在公子臧逃亡的路上派人將其刺殺。史學家左丘明對此感慨萬千，他認為不適當的服飾，往往就是一個人身敗名裂、招致災殃的開端。這說明服飾在古代不僅是裝飾，更是一種極其嚴肅的人格標籤。
到了東漢，大史學家班固認為，服飾儀容是人類日常生活的五種基本品德之一，一個人的外表應當「謹飭」，也就是要嚴謹、莊重。如果一個人的外表邋遢隨便，內心就會失去敬畏，表現得不恭不肅。一旦這種不恭肅的風氣在社會蔓延，人們就會變得狂妄、悖離法度。班固提出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觀點：如果一國的領導者開始追求那種剽悍、輕浮、且不合常理的「服妖」（奇怪的服飾），這反映了他們心態上的怠慢與驕蹇。這種由上而下的歪風，會導致整個社會陰陽失調，甚至感應天地，降下連綿不絕的淫雨，導致莊稼歉收、饑荒四起，最終引發犯罪與動亂。這並非純粹的迷信，而是一種深刻的社會觀察：當一個文明在審美上開始走向病態與極端，往往就是其社會契約與道德秩序崩潰的先兆。
在春秋時期，晉獻公派太子申生出征討伐東山洛氏，這本是一場攸關國命的嚴肅行動，晉獻公卻給太子準備了一套令人不寒而慄的裝備。他讓太子穿上了一件左右顏色不一、半黑半白的「偏衣」，並佩戴一塊缺了半環的「金玦」。晉國大夫狐突見狀，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殺機與絕望。他嘆息道，時令不對，在歲末冬寒的肅殺之時出兵，預示著死亡；而衣服是用來彰顯身份的，給太子穿上那種不倫不類、左右不對稱的服飾，意味著國君已經不再把申生當作正統繼承人，甚至有將其驅逐出家族的意圖。至於那塊缺口的金玦，在當時的符號語言中代表著「決絕」與「斷絕」。太子的車手梁余子養也認為，軍事統帥應在宗廟受命，穿著莊重的禮服，如今卻換成了奇裝異服，這分明是國君在暗示太子的政治生命已經終結。申生雖然預見了自己的悲劇，卻選擇了服從，四年後果然在政治鬥爭中被逼自殺。那套衣服，成了他無法逃脫的喪服。
到了東漢末年，權臣梁冀的家族引領了一場席捲全國的女性審美革命，這種風格在當時被視為「服妖」的極致。女性們畫著細長曲折、像是在哭泣的「愁眉啼妝」，梳著歪向一邊、彷彿墜馬受傷的「墮馬髻」，走路時腰肢搖曳得像是支撐不住身體的「折腰步」，甚至連笑容都要裝出牙痛般勉強的「齲齒笑」。這種以病態、殘缺、憂鬱為美的審美觀，深刻反映了當時貴族階層內心的空虛與荒誕。他們不再追求大方與力量，轉而崇尚衰敗的氣息。在這套裝飾出現後不到八年，梁冀全族就遭到了滅頂之災。那種病態的服飾，彷彿早已預告了這個權傾一時的家族乃至整個王朝的末日哀歌。
所以穿衣戴帽不是隨心所欲的小事。當我們回頭審視這些歷史，會發現每一件衣服、每一種妝容背後，都隱藏著一個社會裡的人們內心深處的審美和道德標準。回到現代，我們確實擁有空前的穿衣自由，甚至有人以少穿、裸露或大膽挑戰禁忌為榮。然而，如果我們丟失了對特定場合、特定身份應有的莊重和對天地神明的敬畏與體統。人所標榜的自由，必將使社會和人心變得越來越輕浮。
古時，服飾其實是文明的一道防線，它提醒我們每個人在社會中應有的尊卑與本分。如果只追求感官的刺激與物質的炫耀，而忽視了內在德行的修為，那麼這個世界最終可能會陷入朱光潛先生所憂慮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