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警務處官網對張信燕女士懸紅通緝的公告（圖片來源：網路截圖）
【看中國2026年5月13日訊】2026年5月8日，曾參與「香港議會」相關活動、具有法輪功背景的張信燕在曼谷被泰國警方拘捕的消息，迅速在海外華人圈和國際人權組織中引發高度關注。這起事件之所以敏感，不僅因為她牽涉香港流亡政治網路，更因為拘捕地點正處於東南亞這一日益被視為跨境執法「灰色地帶」的區域。它傳遞出的信號凜冽且清晰：北京正進一步升級跨境鎮壓，將其國家安全邏輯延伸至境外。
長期觀察香港局勢的人不難發現，97回歸後，「一國兩制」下的自由空間雖持續收縮，但真正讓香港法治信譽出現斷崖式下跌的轉折點，是2020年《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在此之前，無論政治環境如何變化，香港憑藉獨立司法、普通法體系以及與西方國家的引渡協議，仍與中國大陸保持著相對清晰的制度邊界。也正因如此，國際社會長期視香港為可信任的國際法治樞紐。
然而，隨著國安法落地，北京的意志全面主導了香港的國家安全事務。西方國家相繼暫停與香港的引渡協議，宣告了香港作為國際法治「緩衝區」角色的徹底瓦解。特別是該法第38條所確立的域外效力，標誌著北京正式將「長臂管轄」法理化——它不僅針對港人，更試圖將觸角伸向全球。
對許多中國異議人士、香港流亡者和海外維權者而言，東南亞長期被視為「臨時避風港」。與歐美國家高門檻的政治庇護程序相比，泰國、馬來西亞、柬埔寨等地簽證相對寬鬆、生活成本較低、地理距離近，成為不少人等待轉往第三國的中轉站。然而，張信燕案表明，這種安全感從一開始就建立在極其脆弱的基礎上。
首先，泰國並非《難民地位公約》締約國。即使聯合國難民署為流亡者發放了難民身份文件，在泰國本地法律體系中也未必獲得實質保護。在國際法層面或許是「受保護對象」，但在當地執法機關眼中，仍可能只是「非法滯留者」或「涉案人員」。這種法律灰色地帶，近年來讓東南亞逐漸成為北京跨境執法最容易操作的區域。
過去二十年間，類似案例已屢見不鮮。2015年，擁有瑞典國籍的出版人桂敏海在泰國芭提雅離奇「失蹤」，隨後出現在中國電視認罪節目中；同年，民主黨東南亞分部副主席姜野飛被泰國當局拘押並遣返中國，2018年被重慶法院以「顛覆國家政權罪」重判六年；2020年前後，異議藝術家華湧在泰國長期東躲西藏，他曾向媒體描述，自己不僅遭警方追查，還不斷收到不明人士威脅，不得不頻繁更換藏身處，甚至不敢長期使用手機，擔心被定位。他當時說，許多滯留泰國的中國流亡者，最痛苦的不是貧困，而是背後始終有「追兵」的那種恐懼。
近年來，北京明顯加強了與東南亞國家的司法和警務合作。相比西方國家複雜且政治敏感的引渡程序，北京更注重通過雙邊協議、區域安全機制和經濟影響力，構建一套務實的警務合作網路。中泰引渡合作便是典型。儘管中泰引渡協議中明確寫有「政治犯不引渡」條款，但在實際操作中，這條國際慣例正不斷遭遇技術性規避。
例如，張信燕因參與「香港議會」相關活動，早被香港政府公開懸紅20萬港幣通緝，其政治犯身份清晰明確。然而泰國仍對其採取拘捕行動，這顯示在實際合作中，泰國已實質性臨近突破了「政治犯不引渡」的底線。類似以往案例也顯示，政治案件常被包裝成經濟犯罪、詐騙或危害公共安全等普通刑事罪名，利用法律體系的差異，在國際法難以完全覆蓋的灰色地帶完成行動。表面上看，一切都符合司法程序；實質上，推動案件的，依然是「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底層邏輯。
張信燕事件之所以引發廣泛關注，還因為它直接折射出《香港國安法》第38條的深層含義。該條款明確規定：即使非香港永久居民，即使行為發生在境外，只要被認定觸犯國安法，理論上都可能被追究。它宣示的已不再是單純的屬地管轄，而是一種超越國界的司法邏輯——只要國家認為某種言論、行為或組織活動構成威脅，無論當事人在哪裡、擁有何國籍，都可能被納入打擊範圍。
過去幾年，從海外「中共警察站」，到針對異議人士國內家屬的施壓，再到跨境誘捕、註銷證件、凍結資產，以及香港經貿辦人員在倫敦監控羅冠聰等案例，北京正在逐步搭建一套多維度的跨國鎮壓體系。這套體系的目的，不僅是抓捕具體目標，更是在全球範圍內製造示範效應：告訴所有流亡者，即便離開中國或香港，也不等於徹底安全。只要仍在影響力可及之處，就可能被重新納入控制。
對流亡者而言，最可怕的往往不是某一次具體風險，而是持續的不確定性。他們無法判斷哪些國家真正安全，無法確認自己的通訊和行蹤是否已被掌握，也無法預知一次普通的出入境檢查是否會突然變成拘留或遣返。這種長期心理威懾本身，就是跨境鎮壓的重要組成部分。
相比之下，已進入美國、英國、加拿大等核心法治國家的人士，面臨直接引渡或抓捕的難度較高。這些國家擁有相對獨立的司法體系、成熟的人權審查機制和政治制衡能力。但對於仍滯留在東南亞、中亞、中東或部分非洲國家的流亡者而言，情況截然不同。這些地區更注重現實利益與雙邊關係，對政治庇護的制度性保障相對薄弱。在足夠壓力下，當地政府往往優先考慮外交、經濟或安全合作，而非抽象的人權原則。
於是，許多流亡者被長期困在危險的「中轉狀態」：回不去，又無法抵達真正安全的國家，只能滯留在灰色地帶。這種無法自由移動、持續處於恐懼之中的處境，會嚴重削弱他們的組織能力、行動力和公共影響力。即使最終未能成功引渡，這種「孤島化」策略對北京而言依然有效。它不僅震懾當事人，更在整個海外華人社群製造寒蟬效應——身處自由世界的普通華人開始自我審查，減少公開活動，切斷聯繫，甚至退出政治表達。最終被摧毀的，遠不止個別流亡者的安全感，而是海外華人社群公共空間的整體萎縮。
張信燕在曼谷的遭遇，絕非一樁普通的出入境案件,而是全球政治秩序深層移位的一個縮影:
傳統國際法所構建的邊界保護與庇護體系，正面臨越來越強烈的挑戰。
更令人警惕的是，當一些國家在現實中逐漸淪為跨境執法鏈條的「執行端」，卻缺乏足夠的司法審查與人權保障機制時，它們實際上已無形中成為這一跨國鎮壓體系的幫凶。如果國際社會繼續停留在象徵性的外交譴責，而無法建立具有實際約束力的監督、問責與制衡機制，這種做法非但不會停止，反而會在現實利益和地緣政治的驅動下被不斷模仿、擴張並常態化，最終形成一種危險的示範效應，鼓勵更多國家選擇與北京進行此類合作。
其後果，將遠超個別流亡者命運的惡化。隨著這種模式被默認和接受，全球範圍內原本用於維繫自由與庇護的安全空間將被逐步壓縮。最終受到侵蝕的，不僅僅是某些人的行動自由，而是國際社會對自由、法治與邊界保護的基本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