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23日，位於中國中部湖北省宜昌市的長江巨型水電項目三峽大壩正在放水。（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三峽工程建成以後，長江流域並未因此遠離洪水陰影。二十多年來，流域內多次遭遇嚴重水患，武漢、南京等城市也曾出現大面積內澇。於是，一個問題不斷被人們重新提出：當初被強調具有重大防洪功能的三峽工程，究竟在現實中發揮了多少作用？面對由此引發的爭議，又有誰應該承擔歷史責任？
2016年7月，長江流域再次發生特大洪水時，大陸媒體財新網重刊了一篇回憶清華大學已故水利專家黃萬里的文章《速寫：黃萬里先生》。這篇舊文之所以再次引發關注，是因為黃萬里生前對大型水利工程的許多警告，似乎在後來的現實中不斷被重新驗證。
黃萬里出身名門，其父黃炎培曾以「週期率」之問留名近代政治史。黃萬里本人則是一位受過嚴格現代工程教育的水利學者。他一生中最為人知的立場，是堅決反對三峽工程倉促上馬。為此，他曾多次向中共高層遞交書面意見，指出工程可能帶來巨額浪費、移民災難、生態破壞以及難以逆轉的流域風險。
直到2001年病逝，黃萬里始終沒有等到來自最高層的正式回應。臨終前，他仍惦念自己對三峽工程的反對意見，留下「屢挫屢上」的遺言，並說但願自己的判斷不要成真，因為一旦言中，國家和百姓所付出的代價將太過沈重。
預言幾乎都兌現？
在他的判斷中，三峽工程可能導致一系列嚴重後果，包括下游乾堤崩岸、航運受阻、移民安置困難、泥沙淤積、水質惡化、發電效益不及預期、區域氣候異常、地震增多、血吸蟲病擴散、生態退化、上游水患加劇，乃至最終不得不面臨拆除或炸壩的極端局面。
後來，網路上曾流傳一種說法：三峽大壩建成後，除「炸壩」一項尚未發生外，黃萬里提出的前十一項警告已有相當多在不同程度上被現實觸及。無論這種概括是否精確，它至少反映出公眾對三峽後續影響的持續疑問。
財新網重刊的文章還披露，黃萬里曾拒絕前水利部長錢正英及其丈夫、時任教育部副部長黃辛白登門勸說，並在上書中直言錢正英應負總責。不過，三峽工程的責任並非只屬於個別技術官員。從力主推動工程的李鵬，到在政治層面促成議案通過的江澤民，都是繞不開的歷史角色。工程的利弊與責任，終究會被後人重新審視。
鮮為人知的是，這位一再就國家重大水利工程提出異議的教授，長期揹負「右派」帽子。直到1980年2月，清華大學黨委才為他作出「平反」，他也是清華園中最後一批被摘帽者之一。然而，名義上的平反並不意味著完整的學術恢復。直到1998年，他才被允許為研究生授課，但仍不能招收博士生和碩士生。
在反右、文革等政治運動的重壓之下，能夠長期保持獨立判斷並敢於直言的知識份子並不多。黃萬里之所以令人記住，正是因為他在專業問題上不肯迎合權力，也不願用沉默換取安全。
那麼，黃萬里究竟為何會成為毛澤東親自關注並定性的「大右派」？答案要從三門峽工程說起。
因三門峽工程而觸怒最高權力
20世紀50年代，為治理頻繁氾濫的黃河，中共政府邀請蘇聯專家參與規劃。1954年10月，在蘇方意見主導下，黃河規劃委員會完成《黃河綜合利用規劃》。這份方案描繪了一幅宏大藍圖：在黃河乾流修建46座大壩，使500噸拖船可從入海口航行至蘭州；總裝機容量可達2300萬千瓦，年均發電量達1100億度；灌溉面積也將大幅擴張。其中，三門峽被視為最關鍵的工程。
1955年4月，水利部召集70多名學者與工程師討論三門峽方案。會上，多數人對蘇聯專家的規劃表示支持，只有留美博士、清華大學教授黃萬里公開提出反對。他指出，黃河不能簡單追求「變清」，因為黃河泥沙運行有其自然規律；若以政治口號代替科學判斷，所謂「黃河清」不僅不是功績，反而可能成為禍端。這種直言，顯然不合當時的政治氣氛。
同一年，一位到三門峽現場勘測的德國水利專家也作出類似判斷，認為若在此築壩，等於在關中上游製造一座「死庫」。這說明，對三門峽工程的疑慮並非黃萬里一人的孤立想像，而是基於泥沙、水文與地形條件所形成的專業擔憂。
1956年5月，黃萬里提交《對於黃河三門峽水庫現行規劃方法的意見》，從專業角度全面否定蘇聯專家設計思路。這份意見本應成為工程決策的重要參考，卻在後來的政治風暴中被反過來列為他的「罪證」。
1957年6月10日，三門峽水利樞紐討論會再次召開。經過七天辯論，黃萬里未能阻止工程推進，只能退一步建議保留六個排水洞，以便日後設閘排沙。會議一度接受了這一意見，但施工時蘇聯專家仍堅持按原方案堵死底孔，為日後淤積問題埋下隱患。
1958年11月25日，三門峽工程開始截流。1960年6月，高壩築至340米並開始攔洪，同年9月關閘蓄水攔沙。很快，潼關以上渭河河段嚴重淤積，80萬畝良田被淹，一座縣城被迫遷離，西安也受到威脅。此後，黃河泥沙與斷流問題日益突出，從1972年起出現斷流，到20世紀90年代更發展為平均每年斷流100多天。
後來的事實證明，黃萬里當年的分析並非危言聳聽。三門峽工程不得不多次改建。旅居德國的水利專家王維洛曾估算，該工程總結算耗資約40億元，相當於40座武漢長江大橋的造價；而後續改建、開孔排沙以及受災地區承受的損失，更難以用單一數字概括。
三門峽造成的問題不只在經濟層面。由於水庫抬高周邊地下水位，大量耕地發生鹽鹼化；蓄水又導致塌岸，進一步吞噬農田；同時，一些具有文化價值的古蹟也在工程與水位變化中遭受破壞。對一條大河的治理，最終變成了一場代價沈重的教訓。
一篇小說如何成為「右派」罪名？
如果說反對三門峽工程已讓黃萬里在政治上不被容忍，那麼他在1957年整風期間發表的一篇小說，則成了將他打成「右派」的直接把柄。這篇小說名為《花叢小語》，表面上寫的是人物對話，實際上融入了他對工程決策、官僚作風與政治體制的批評。
20世紀50年代中期，蘇聯赫魯曉夫作出《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批判斯大林的獨裁與個人崇拜。這場變化引發東歐政治震盪，匈牙利事件尤其令中共高層警惕。蘇聯出兵鎮壓後，中共選擇支持，而那場鎮壓造成大量匈牙利人死亡。
同一時期，中國國內在政治高壓、文化管控、經濟國有化與農業集體化快速推進之下，也累積了相當多的不滿。工人罷工、學生罷課事件頻發，知識份子對現實問題的批評也日漸增多。毛澤東擔心中國出現類似匈牙利的局面，於是決意壓制這股不滿情緒，尤其是知識界的獨立聲音。
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號召下，許多人被鼓勵發表意見。然而很快，這種開放轉為政治清算。1957年6月，反右運動全面展開，大量曾經響應號召提出批評的人，被迅速劃入「右派」行列。
王維洛在《錯批黃萬里毀了中國的母親河》中提到，黃萬里的《花叢小語》正刊登於《新清華》1957年5月和6月號。小說中的三個人物田方生、甄無忌、賈有道都帶有清華園生活的影子，其中田方生更被認為近似作者本人。黃萬里借人物對話，將他對三門峽爭論、行政決策和社會風氣的觀察寫入其中。
小說中有一段描寫北京新修公路的情節：路基未按規範處理，便直接鋪上石油碎石路面。春雪融化後，積水無法及時排出，路面在車輛碾壓下破裂翻漿，交通受阻。人物甄無忌由此批評官僚責任缺失，說若在美國出現類似工程問題，納稅人會追責，官員也會承擔政治後果；而在中國，損失最終往往落到普通百姓身上。
小說還諷刺了一類只會歌功頌德、盯著領導口風附和的知識份子。黃萬里以「歌德——但丁派」作比，批評一些學者和代表缺少監督精神，只把個人體會和頌揚當作公共發言的內容。他真正質疑的是：一個政府不可能沒有缺點與錯誤，若人民監督被形式化，表面統一便會成為政治生活的主要特徵。
雖然黃萬里特意標明《花叢小語》是一篇小說，但其中對政治現實的議論，特別是將中共治理方式與美國公共監督作比較，在當時已足以觸犯禁忌。清華校長蔣南翔將刊載小說的《新清華》送呈毛澤東後，毛看完即表示不滿，並指示對黃萬里進行批判。於是，《花叢小語》被定為「大毒草」，黃萬里也被打成右派。
王維洛認為，黃萬里之所以成為毛親自定性的右派，至少有幾個原因：他反對毛所支持的三門峽工程；《花叢小語》觸及了體制弊端；他具有詩詞才華卻不願吹捧毛的詩詞；更重要的是，他代表了一種不向權力低頭的知識份子人格，而這正是專制權力最難容忍的。
被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份子」的帽子後，黃萬里的人生被徹底改寫。1961年，他被派往密雲勞動，與民工同吃同住同勞作，居住條件十分艱苦；1969年，他又被下放到江西鄱陽湖；1974年，仍被帶回清華接受批鬥。對一位真正懂河流、懂工程的學者而言，這既是個人命運的悲劇，也是國家專業決策機制的悲劇。
據說1964年前後，三門峽工程失敗已難以掩飾，毛曾對周恩來說，三門峽若不行就炸掉。同一年新春座談會上，毛又借黃炎培向黃萬里傳話，只要他寫一份檢討，就可以摘掉右派帽子。但黃萬里拒絕低頭。他反問：為什麼1957年三門峽討論會上，除了他之外無人敢講真話？國家多年養士，究竟是為了什麼？
這一問至今仍有迴響。當年迎合權力、推動工程的人，不少曾因此升遷得勢；而堅持專業判斷的人，卻長期被排斥、打壓甚至羞辱。相信歷史最終會重新分辨：誰是為國家和百姓說真話的人，誰又是把科學與公共利益讓位於權力意志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