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19日，中共代表們抵達北京人民大會堂，參加第十三屆全國人大第七次全體會議。（圖片來源：Etienne Oliveau/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6年7月24日訊】（看中國記者孟浩綜合）前中共中央黨校教授、現旅居海外的政治學者蔡霞，近日在一檔訪談節目中系統闡述了她對中國共產黨建黨105年歷史的核心觀察：在她看來，中共的意識形態體系裡，從來就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人」，個體生命只被簡化為兩種角色。
從政治學教材裡發現的「空白」
蔡霞回憶，她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在中央黨校講授政治學課程時，比較了國內幾種主流政治學教材，發現無論是強調階級、政黨、國家等宏大概念的版本，還是借鑒了西方理論的版本，都缺少一個起點：作為獨立生命體和權利主體的「個人」。她說，西方大學的政治學教材之所以不特別強調"個體的人"，是因為在這些社會裏，人是生命主體、利益主體，早已是不言自明的常識；而在中國的政治話語中，這一環恰恰是缺失的。
由此，她自己編寫教材導言，把「人為什麼要組成社會、為什麼會有政治」作為政治學的起點：人是群居動物，為了活下去必須協作生產，這形成了經濟行為；而資源如何分配，則形成了政治。她把這套邏輯概括為「經濟學教人怎麼做蛋糕，政治學教人怎麼分蛋糕」。而中共的話語體系裡充斥的卻是階級、政黨、國家這類「宏大代詞」，唯獨迴避對具體的人的關照。
「他講的不是人，是數字」
蔡霞舉例說，在中共的語言習慣裡，人從來不是以個體面貌出現，而是被轉化為各種統計單位：需要多少勞動力，叫"人力"；要供應多少張嘴吃飯，叫"人口"；死了多少人，只是一個上報的數字。她援引多個歷史細節來說明這一點：三年大飢荒期間，一位主管工人事務的部長曾試圖向周恩來求情，反對將兩千萬城市人口下放農村，因為農村本已在大量餓死人；這一訴求被轉達給毛澤東後，得到的回應是"兩千萬算什麼，我們打江山還死了三千萬人"，計畫最終照常執行。
她還提到，"三反五反"、土地改革等運動中，大量民營企業家、工商業者在財產被剝奪、走投無路之下跳樓自殺，當時黨內竟以"今天又空降了多少"這樣的說法來形容跳樓身亡的人數。而在黨內高層鬥爭中，原大將羅瑞卿跳樓自殺未遂、摔斷雙腿後，同僚非但沒有同情，反而以"羅長子"（因其腿斷而失去"高個子"的調侃）來譏諷他。蔡霞認為，這些細節共同說明，即便在中共體制內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是冷酷而缺乏溫情的。
黨性與人性的對立：從任志強到「兩面人」
蔡霞特別提到企業家任志強2016年因批評官方媒體"都是黨的喉舌"而遭到網路輿論圍攻、被扣上"黨性泯滅、人性猖狂"帽子的例子。她認為，任志強當時質問"如果媒體都是黨的喉舌，那人民的聲音又該往哪裡發出"，恰恰說明他心裏"裝著具體的人"，而這正是官方意識形態所不能容忍的。她指出，中共的宣傳話術習慣用"人民""祖國""國家"這類抽象名詞偷換概念，掩蓋對每一個具體個體的漠視；而愛一旦被要求落到具體的人身上，反而會遭到打壓。
蔡霞進一步談到，正因為體制內不允許公開表達真實想法，才造就了普遍存在的"兩面人"現象——不僅官員如此，普通黨員乃至民眾亦然。人要生存，必須扮演黨性要求的"馴服工具"，把內心真實的想法壓在家庭甚至親子關係之內都不敢流露。她講述了一個真實案例：文革期間，一位民營企業家的母親在家中說了一句真話，被年幼不懂事的孩子無意中轉述出去，母親隨即被以"現行反革命"論罪判處死刑，這位企業家此後一生都活在懺悔與痛苦之中。蔡霞認為，正是這種系統性的高壓與仇恨教育，才使得原本具有人性中良善一面的普通人，在特定歷史時期做出泯滅人性的暴力行為，例如文革中紅衛兵對師長、同學的施暴。
「科技成果首先服務於監控，而不是人的生活」
蔡霞還談到，正因為中共的執政邏輯中缺乏對個體生命的敬畏，這種意識形態也塑造了國家資源分配的優先次序。她指出，近年來官方將大量資金投入所謂"新質生產力"、人工智慧、太空技術等對外競爭領域，卻遲遲未能將資金真正用於改善基層社會保障、擴大就業、提振內需，導致民眾消費能力長期低迷。與此同時，她認為科技發展的另一重要用途被優先分配給了社會監控——從遍佈城市的攝像頭，到手機中被植入的後門程序，都是這種"不把人當回事，只把人當作被管控對象"的邏輯的延伸。
體制內的"兩面性"：一場親歷的黨員隊伍大調查
談及體制內部對共產主義信仰的真實態度，蔡霞回憶了2000年前後自己親身參與的一次全國性調查。當時四川省委組織部完成的一份黨員隊伍思想狀況報告顯示，明確認為共產主義理想"不可能實現"或是"騙人的東西"的黨員比例已高達約三成，這一結果令中央感到震驚，隨即責成中組部在全國範圍內展開更大規模的黨員隊伍調查，中央黨校也派出包括蔡霞在內的人員參與其中。
她回憶，在調查途中，自己曾當著一車省級組織部幹部的面直言，中共養了一大批「靠黨活著」的人——這些人一旦離開體制，便無法憑藉自身勞動技能在社會上謀生，只能依附於組織提供的資源而存活；相較之下，她自認因為具備教師這一職業技能，無論在體制內外都能自食其力，因此並不認同自己是「靠黨活著」的一員。她說，這番話讓同車的組織系統幹部集體不滿，形成了對她的圍攻，但她始終認為，這恰恰揭示了一個基本事實：能夠脫離體制自立的人越來越少，而依附於體制既得利益的群體，才是真正抗拒改變的力量。
「共產黨必須解體，但一億黨員首先應被解放」
儘管對中共體制做出嚴厲批評，蔡霞同時表示，她對體制內的普通黨員和幹部仍抱有信心，理由正是「因為他們是人」。她以自己當年參與中組部全國黨員隊伍調查、以及與審查過她的警察打交道的親身經歷為例，指出即便是執行專政任務的體制中人，內心也存在人性與政治任務之間的掙扎，這種掙扎本身，恰恰是她認為社會仍有希望的依據。
蔡霞強調，她所主張的「中共解體」，並不等同於消滅其中一億黨員，而是要把這些被"黨天下"意識形態綁架、變成她所稱「黨奴」的人，從制度的裹挾中解放出來，使其重新成為可以獨立思考、自由表達的正常個體。她同時批評部分體制內老一代官員出於既得利益考慮，試圖維持體制「不翻船」，形容這類人是依附在國家和人民身上、不事生產卻持續消耗社會財富的群體。
對於近期網路上流傳、據稱出自體制內學者之手、呼籲由中共主導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長篇文章，蔡霞表示自己曾認真閱讀，但認為這類論述本質上仍是希望這艘「破船」能夠苟延殘喘，而非真正觸及問題核心。在她看來，中共作為一個政黨，其本質決定了它不可能通過自我改良而獲得新生，真正的政治轉型只能是體制的整體垮臺，而非修補。
在訪談的最後，蔡霞將自己的判斷總結為：中共一百零五年的歷史，本質上就是不斷「消滅人」與「利用人」的過程；而要終結這一循環，出路不在於修補這艘「破船」，而在於從根本上讓體制解體，讓所有身處其中的人——無論體制內外——都能夠重新被當作具有尊嚴的、活生生的個體來對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