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代末年天災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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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代末年各種天災頻繁不斷，週而復始，歷史的規律不可抗拒。清代光緒在位時是慈禧太后專權的時代，也是清王朝走向衰亡的年代。在清代頻繁的旱災中，最大、最具毀滅性的一次，要數光緒初年的華北大旱災。
這次大旱災時間長、範圍大、後果特別嚴重。從1876年到1879年，大旱災持續了整整四年；受災地區有山西、河南、陝西、直隸(河北)、山東等北方五省，並波及蘇北、皖北、隴東和川北等地區；大旱災不僅使農產絕收，田園荒蕪，而且「餓殍載途，白骨盈野」，餓死的人竟達一千萬以上!由於這次大旱災以1877年、1878年為主，而這兩年的陰曆干支紀年屬丁丑、戊寅、所以人們稱之為「丁戊奇荒」；又因河南、山西旱情最重，又稱「晉豫奇荒」、「晉豫大飢」。
這場大旱災是光緒元年(1875年)拉開序幕的。這一年，北方各省大部分地區先後出現乾旱的跡象，京師和直隸地區在仲春時節便顯示了災情。一直到冬天．仍然雨水稀少。與此同時，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甘肅等省，都在這年秋後相繼出現嚴重旱情。
光緒二年(1876年)，旱情加重，受災範圍也進一步擴大。以直隸、山東、河南為主要災區，北至遼寧、西至陝甘、南達蘇皖，形成了一片前所未有的廣袤旱區。
京師及直隸地區，因旱情加重，全省收成減半。旱災引發蝗災，從天津以北各地，蝗蟲遮天蔽日，把枯萎的殘存莊稼吞食精光。到夏秋之間，又因陰雨連綿，大清河、滹沱河、瀦龍河、南運河、漳河、衛河同時氾濫，致使遭受了旱、蝗之災的土地又被水淹。這一年，直隸省遭受水、旱、風、雹的地區達63個州縣。
河南省的災情和直隸相近，從春到夏，旱情日重。尤其是黃河以北的彰德、懷慶、衛輝三府，災情更為嚴峻。入夏以後，旱情稍有緩解，但彰德、衛輝和光州等地又遭水災，田地被淹。不過，就全省情況而言．仍以旱為主。全省農業歉收，減產一半左右。因此，「乏食貧民，所在多有」，僅開封一地，靠賑災粥廠就食的災民即達7萬餘人。
這一年，山東省全年皆旱。除章丘等小部地區有一段時間略遭水災外，絕大部分地區均遭旱災，全省收成不到三分。《山東通志》稱該年全省「大旱．民飢」。據《申報》報導，由於旱災，山東各地災民紛紛逃荒、鬧荒或祈雨。但祈雨無濟於事，各處「飢黎鬻妻賣子流離死亡者多，其苦不堪言狀」(1876年12月11日《申報》)。
旱災向南為虐，禍及蘇北和皖北。蘇北各地這一年開春到年底，一直末下透雨，海州(連雲港)、棉田等地大片大片的農田減產或絕牧。旱災引發了蝗災，禾苗被吞噬一空。旱蝗交迫之下，災民「逃亡餓死者不計其數」。一些災民甚至「飢則掠人食」，致使「旅行者往往失蹤，相戒裹足」。蘇北的社會秧序，因嚴酷的旱災而變得動盪不安。為了活命．飢民紛紛渡江南下，由蘇南的地方官員和土紳收容的流民竟達九萬餘人。
皖北的旱情與蘇北相似，入夏之後，持續乾旱，許多地方連禾苗也末能栽插。後雖下過一些雨，但「又復連日烈日」，連補種的莊稼也大多枯死；當年全省收成減半，有的地方顆粒無收。於是，成群結隊的飢民匯成了四出逃荒的人流。
這一年，北方的陝西、山西、遼寧等省也遭受到旱災的威脅。陝西全年乾旱，夏秋歉收，冬春多數地方無法種植。山西因旱災嚴重，秋禾收成歉薄，介休、平遙等縣幾乎顆粒無收。奉天的義州(遼寧義縣)因大旱無雨，飢戶多達十萬，廣大農民在飢餓中痛苦地掙紮著。
經過近兩年的大旱之後，華北大部分地區的災情在丁丑年(1877年)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狀態，尤其是山西省旱荒空前，山西巡撫曾國荃在奏議中說災區「赤地千有餘裡，飢民至五六百萬之眾，大奇災，古所未見」(《曾忠襄公奏議》卷8)。毀滅性的旱災，使山西農村長時間大面積的減產與絕收。連續兩年的飢荒，使愈來愈多的災民推向死亡的邊緣。飢餓難當的災民為了苟廷一息之殘喘，或「取小石子磨粉，和面為食」，或「掘觀音白泥以充飢」，結果「不數日間，泥性發脹，腹破腸摧，同歸於盡。」(1877年6月30日《申報》)。
隨著旱情的發展，可食之物的罄盡，「人食人」的慘劇發生了。大旱的第三年(1877年)冬天，重災區山西，到處都有人食人現象。吃人肉、賣人肉者，比比皆是。有活人吃死人肉的，還有將老人或孩子活殺吃的……。災區變成了人間地獄!
河南的災情與山西相似，經過連續兩年的大旱，富饒的中州平原已化為千里赤地。當年的《申報》刊登消息，說河南全省「歉收者50餘州縣，全荒者28州縣」。但是，奉旨幫辦河南賑務的刑部左侍郎袁保恆抵豫則宣布，全省報災者87個州縣，飢民五六百萬。
旱災的陰影同時還籠罩著陝西全省，同州府員的大荔、朝邑、邰陽(合田)、澄城、韓城、白水及附近各縣，災情極重極慘。走投無路的飢民鋌而走險，聚眾槍糧，有的甚至「攔路糾搶，私立大纛，上書『王法難犯，飢餓難當』八字」(1877年10月3日《申報》)。
甘肅東部、四川北部也發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南江縣誌》對川北的旱災有翔實的記載：「丁丑歲，川之北亦旱，而巴(中)、南(江)、通(江)三州縣尤甚……赤地數百里，禾苗焚稿，顆粒乏登，米價騰湧，日甚一日，而貧民遂有乏食之慘矣：蔬糠既竭，繼以草木，面麻根、蕨根、棕梧、批把諸樹皮掘剝殆盡……登高四望，比戶蕭條，炊煙斷縷，雞犬絕聲。服鳩投環、墮岩赴澗輕視其身者日聞於野。父棄其於，兄棄其弟，夫棄其妻，號哭於路途…。是冬及次年春，或舉家悄斃．成人相殘食，殣殍不下數萬。」
這一年，包括京師在內的直隸和魯西北地區以及江蘇、安徽的部分地區，依然有較嚴重的旱災。以直隸縣為例，僅河間一府就有二百餘萬災民。災荒之年，社會動盪，許多災民為死裡求生而鋌而走險。在武強縣，有災民組成的「砍刀會」，霸州、通州等地方也多有災民組織武裝進行搶糧鬥爭。
到1878年初，北方大部分地區仍然持續乾旱，山西省自春至夏旱情未得緩解；到6月間有過短暫的雨水期，之後又連續大旱，一直延續到次年七月。不過從整個災區來看，旱情開始減輕，陝西、山東、河南、直隸等省旱情都趨於緩解。但是，經過連續三年的特大旱災，老百姓對於天災的承受能力已近乎極限，因旱災帶來的各種人間慘劇，並未因旱情的緩解而相應地減少，反而更多更嚴重了。在山西越來越多的村莊和家庭毀滅於天災之中。在河南，僥倖活下來的飢民大多奄奄一息，「既無可食之肉，又無割人之力」，一些氣息猶存的災民，倒地之後即為餓犬殘食。
在直隸河間府，一些壯年飢民竟在領受賑濟的動作中倒死在地上。這一年的春夏之交，一場大面積瘟疫向災區襲來。河南省幾乎十人九病，陝西省「災後繼以疫癘，道殣相望；山西省百姓因疫而死的達十之二三。」
進入光緒五年(1879年)，儘管山西省仍然大旱如故，但在東起直魯、西迄陝甘的廣闊土地上，畢竟已降下甘霖，乾涸的河床裡重新蕩漾起清波，龜裂的土地開始滋潤，並重新泛起了綠意。旱災已進入尾聲，苦難的歲月就要結束。可是，正當死裡逃生的人們準備重建家園之時，一場新的災難驟然而至，這就是7月1日發生在甘肅武都的震級達8級的大地震。在地震中受到破壞或受到影響的地區，大部分在旱災區域之內。
瘟疫和地震，把「丁戊奇荒」推向慘絕人寰的境地。據不完全統計，從1876年到1878年，僅山東、山西、直隸、河南、陝西等北方五省遭受旱災的州縣共955個。而整個災區受到旱災及飢荒嚴重影響的居民人數，估計在一億六千萬到二億左右，約佔當時全國人口的一半；直接死於飢荒和瘟疫的人數在一千萬人左右；從重災區逃亡在外的災民不少於二千萬人(參見李文梅等《中國近代十大災荒》)。
清代末年這場特大旱災，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的一場大劫難!當年清朝官員提起這場旱災，稱其為有清一代「二百三十餘年末見之慘淒，未聞之悲痛」，說這是古所僅見的「大奇災」。回顧這場天災，仍不免使人毛骨悚然。然而，對於這場天災的記敘，除了哀嘆，更需要深思：是什麼原因，最終導致這場奇災大禍?
資料來源：《三千年天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