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務院《國務院關於出境入境管理的規定》將於9月15日起施行（AI製作）
【看中國2026年8月6日訊】（看中國記者金言綜合報導）中國國務院《國務院關於出境入境管理的規定》共十九條，將於9月15日起施行，涵蓋出境風險提示、申請事由核查、限制離境情形及中介機構備案等內容，被外界視為近年來最全面的出入境管控升級。文昭、李承鵬、陶傑三位海外時評人分別從綠卡持有者的現實風險、權力下放引發的制度性隱患和其製造的心理恐懼效應入手，分析新規真正的殺傷力不在於把人攔在機場，而在於讓「是否該出國」本身，變成每個人都要反覆權衡的一道難題。
文昭：警惕第四條綠卡持有者風險陡增
時評人文昭在其油管節目中指出，新規十九條中，第七至十五條主要針對出國中介機構，加強了對移民、留學中介的監管義務，要求其向政府備案客戶信息。但他認為，真正對普通海外華人構成最大威脅的，是第四條。
該條款規定，中國公民若在境外從事被認定為危害國家安全和利益的活動，經外交部門確認後，可由其境內住所地省級政府決定，限制其回國後六個月至三年不得離境。文昭分析，這一條款對持有美國綠卡等外國永居身份的華人尤其危險：美國將單次離境超過180天視為可能放棄永居身份的重大風險信號，一旦被中國以此條款扣留半年以上，其綠卡資格便可能面臨移民法庭的審查。
他進一步提醒，風險並不侷限於政治異議人士，還延伸至捲入跨國地下錢莊、洗錢網路的海外華人中小業主，如部分中餐館、超市、洗衣店經營者。他援引美國財政部相關機構的報告，指出近年海外華人金融網路涉及的可疑交易金額規模龐大，這已被中共視為金融安全議題。文昭建議，若無緊迫必要，近期應減少往返中國，已持有有效證件者可考慮在新規生效前處理相關事務。
李承鵬：邊控擴大化、常態化是權力下放帶來的勒索空間
以犀利諷刺文風著稱的博主李承鵬將新規定性為「邊控擴大化、合法化和常態化」，並從歷史角度切入，回顧上世紀大逃港歷史，指出當年主政廣東的官員曾主張對逃港者應疏導而非一味圍堵，與如今的收緊形成對照。
他逐條剖析新規內容，認為諸如「勸阻前往高風險國家」「境外從事危害國家利益活動」等表述含義模糊、彈性極大，執法裁量空間幾乎不受約束。他尤其關注新規賦予基層執法人員的權力——包括在必要時查驗申請人手機及電子數據——認為這種權力下放到機場、口岸一線，加上地方財政普遍緊張，容易演變為對出境公民的變相勒索。
李承鵬還將此次新規與護照法、既往出入境管理法中的條款對比，指出歷史上民國時期護照申請程序相對寬鬆、不問出境理由，而當下制度則要求申報事由、層層審批。他將新規與近期的資金管制、技術出口限制並列，認為「人、錢、技術、數據」四要素正被同步收緊，並警示企業主及普通民眾不應認為收緊措施與己無關。
陶傑：製造「出境即有罪」的心理效應是新規真正意圖
香港評論人陶傑則從傳播與心理機制角度解讀新規。他認為，新規設計的巧妙之處並不在於真的把每個人都攔在機場，而在於讓「出國」這一念頭本身，對財富精英、科技人才而言變成一種帶有嫌疑色彩的行為——一旦動了出境念頭，個人及家庭歷年的財產、資金往來記錄便可能被要求「攤開」審查，形成他所稱的「全景式電子監控」。
他特別提到新規對留學、移民中介機構角色的轉變：中介過去為客戶保密、提供服務，如今則被要求向國家申報客戶出境意圖、資產狀況，相當於成為監控網路的一環。陶傑認為，這一制度設計針對的核心群體主要是兩類：一是財富來源需要交代清楚的民營企業主，二是掌握人工智慧等前沿技術、可能被認為關係「產業安全」的青年科研人才，並舉出相關企業併購交易受阻的案例作為例證。
陶傑將新規與明代海禁、毛澤東時代戶籍制度相類比，認為改革開放後數十年間中國公民相對自由地持照出入境，只是歷史上的一段特例，如今正在向更嚴格的管控回歸。他也提到，社交媒體上流傳有持外國國籍人士回中國探親後被要求恢復中國國籍、限制離境的說法，雖真實性尚待核實，但已在海外華人社群中引發普遍焦慮。
網友反應
新規公布後，社交媒體上的討論同樣激烈。
據臺灣媒體報導，已有網民分享經歷：出境時因手機內查出VPN使用記錄或被認定含"敏感內容"而被攔下盤問，若稍有不服，還可能被扣上「尋釁滋事」的帽子；也有網友在小紅書上發現所謂「黑中介」廣告，聲稱收費數萬元人民幣便可協助安排出境。新加坡管理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高樹超則公開提醒海外華人，「趁你還能離開的時候快走」，其言論在網路上被廣泛轉發。多數評論認為，新規帶來的不確定性，已讓不少人開始重新評估回國的時機與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