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中共高層合影。（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在正常的言論環境裡，沉默往往只是沉默——沒說，就是沒說。但在中共的政治語境裡，沉默從來不是中性的。當一整套效忠語彙已經被制度化、儀式化到近乎固定句式的程度，任何「該說而未說」的空白，本身就變成了一種訊號。
當整個體制把「忠誠」變成一套可被逐字檢驗的固定表述時，沈默其實比語言本身說出的話，更能洩露權力結構真正的裂縫。
苟活之下的「忠誠」表演
當集體決策制度形同虛設、個人權術凌駕一切，一個幹部的能力、政績、專業判斷，從來不是決定他能否往上爬的最關鍵因素——能否精準揣摩上意、能否在關鍵時刻展現「毫無保留的效忠」才是。
能力與政績是可以被客觀檢驗、也可能引來嫉妒與猜忌的東西；而忠誠表演卻是獨裁者唯一能夠即時、直觀感受到的訊號。周恩來對毛澤東無人格底線的恭順、林彪把毛澤東思想的個人崇拜推向頂峰的政治操作，都是這套邏輯下的極致典型——他們的政治資本，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忠誠表演上，而非實質的治理實績。
同樣的，葉劍英對毛的態度也是疏離的，葉沒有毛的放權就不可能成為軍隊的主要領導，但葉要是打從心底信服毛的一切，葉就不可能參與結束毛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葉劍英對毛複雜的關係可為中共官場高層生存之險惡現實。
自2016年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確立習近平「領導核心」地位後，「兩個確立」與「兩個維護」逐漸演變成一種近乎儀式化的效忠語彙。政治局委員在各類會議、講話、發文中固定重複這兩組詞彙，被視為對最高領袖表態效忠的標準動作，各級官員的公開發言幾乎都會嵌入這套固定句式，成為一種可被外界逐字檢視、統計、比對的「效忠指標」——「表演忠誠」成為官場升遷唯一能被驗證的政治資本。
不久，部分獨立政治評論帳號開始系統性地統計、比對政治局常委與委員在特定時間區間內的公開表態，並指出：某些常委在特定場合的發言中，出現了未完整使用「兩個確立」、「兩個維護」固定表述的情況，甚至統計出多名政治局委員「有意避開習核心」相關措辭的現象，例如2026年春天一段時間內，除個別委員外，多數常委在對外表態中被指集體省略了這組效忠字眼。
在中共的政治語言體系裡，措辭本身就具有高度儀式性與訊號意義，任何遣詞用字上的微妙變化，都可能被黨內外解讀為政治風向的暗示，因此「該說而未說」的沉默，本身就構成了一種值得玩味的政治語言——它比起公開發言的內容本身，缺席的部分反而更容易被視為真實立場流露的縫隙。
逆向淘汰
當然，在「該說而未說」並非中共高層新鮮事，葉劍英從未正面頂撞毛澤東，但也並非對毛的一切決策照單全收——這種「該表態而未完全表態」的分寸拿捏，某種程度上也是選擇了政治上的沉默。
而在權力鬥爭白熱化、效忠表演走向極端的例子裡，劉少奇、彭德懷在關鍵時刻選擇不再沉默、公開表達與最高領袖不同的判斷，付出的代價是政治生命乃至肉體生命的終結——這反過來印證了當今在中共體制裡為什麼為了苟活會去違心的巴結獨裁領導人。
2026年五中全會的大規模人事調整，突顯出習近平在幹部任用上真正在意的重中之重，是黨內的忠誠紀律、幹部可靠性與軍隊的可控性。還有體制內消息來源指出，2026年二十一大前的高層人事篩選，重點清除的是被懷疑「不忠」但未必有明確違紀證據的人，「對黨忠誠」已成為高級官員調整的核心標準，官員是否具備治理能力已經讓位於是否被認為「絕對忠誠」。
不過，軍委系統的人事重組也因將領「忠誠度」考核而陷入難題——這查得越細，可用之才越少；而所有參與者，也被迫更謹慎地計算自己每一句話、乃至每一次沉默的政治風險，再加上中共黑箱政治的不透明，任何一次省略，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都會被放大檢視——一旦所有人都開始盯著彼此的沉默尋找裂縫，猜忌與不安全感，終究會從最高層一路擴散到整個官僚體系的每一個角落。
慘烈的代價
一個把「忠誠表演」當作唯一升遷標準的體制，本質上是在系統性地淘汰誠實與能力，留下最善於揣摩上意、最不敢堅持真相的人。從毛澤東時代的林彪、劉少奇、葉劍英，到習近平時期強調「絕對忠誠」向來如此。
可悲的是，逆向淘汰的代價從來不會停留在個人權鬥層面而已。楊繼繩在《墓碑》中記錄的大躍進饑荒，正是這種代價最慘烈的示範——地方幹部為了向上展示政治正確的「成果」，層層虛報糧食產量、隱瞞餓死人數，最終導致最高決策層收到的資訊本身就已經嚴重失真，政策建立在謊言堆砌的假象之上。
中國國家主席任期在2018年修憲後已無限制，習近平的執政時間持續延長，黨內接班安排長期空缺，強化了「唯忠誠是問」的人事險局。差別只在於忠誠的考核方式從毛氏嗅覺，逐漸演變成更系統化、更難以蒙混的組織審查，甚至連措辭的細微差異都成了外界揣測政局的線索。但無論形式如何變化，不變的是真正的問題會被掩蓋、真實的民情會被扭曲、有能力有擔當的人才必然被排除在核心決策圈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