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26年10月4日訊】歷史充滿迷團,有些事情要回頭慢慢思量,比如近代中國,曾經差一點可以走君主立憲之路,結果陰差陽錯,又與現代憲政體制失諸交臂,自此陷入百年的混亂與災難。
網上看到一則短文,說的是民國初年,馮玉祥派手下鹿鐘麟帶兵進皇宮,把溥儀趕出宮,一手撕毀民國政府與清室簽訂的《清室優待條件》。自此溥儀一直在外流亡,直至日本侵華後在東北當了滿洲政府的兒皇帝。
《清室優待條件》本是由南京臨時政府(革命黨人)與清廷議和代表在「南北議和」背景下談判達成的協議,內容包括保留尊號、歲用補助四百萬兩、暫居宮禁、保護私產、免除兵役等。照此協議,皇帝保留虛位,仍居皇宮,由政府供養,以此交出皇帝至高無上的統治權力。
當年革命軍經濟困難,北方軍閥袁世凱野心勃勃搶權,如能在憲法層面優待皇室,以此交換國家權力,由全國人民協商組成共和政府,那就是最理想的和平政治過渡,中國有機會走上君主立憲的道路。
但馮玉祥發動的軍事政變撕毀了《清室優待條件》,此後溥儀與清朝權貴流落民間,但因國家權力沒有得到有效承繼,中國即陷入長時間的內亂。
雖然,從優待清室到實現共和,仍舊路漫漫其修遠,但有這份朝野達成的共識,始終有一個國家政權良性過渡的機會,一旦協議被撕毀,則陷入內亂凶吉難卜。而事實是,自此之後,中國經過連年戰亂,民不聊生,中共趁勢崛起,自此民族苦難未曾離開。
驅逐溥儀事件引起胡適相當反感,當晚即給馮玉祥政變後的臨時政府外長王正廷寫信抗議,信中說:「清室的優待乃是一種國際的信義,條約的關係,條約可以俢訂,可以廢止,但堂堂的民國,欺人之弱,乘人之喪,以強暴行之,這真是民國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譽的事。」
胡適的信在當時知識界卻引起強烈反彈,除了革命派與青年學生反對之外,就連被視為胡適朋友的周作人等作家學者,也眾口一聲站在相反立場。結果胡適的聲音當然被時代噪音淹沒,而局勢自此更不可收拾。
胡適始終是留學美國回來的,受西方現代思想影響,視契約精神為現代文明的基礎,驅逐溥儀即等於撕毀《清室優待條件》,於法理不合,而《清室優待條件》是君主立憲體制的起步依據,一旦該契約不存,憲政改革的可能性也一朝歸零。
其實,在鹿鐘麟驅逐溥儀之前,先發生過張勛復辟的事件。軍閥張勛暗通溥儀,率軍入京,逼臨時總統黎元洪解散國會,擁立溥儀復位,事實上是清室撕毀協議在先。也就是說,朝野雙方都無視《清室優待條件》的存在。
中國人從來沒有尊重協議的理性傳統,歷史上改朝換代,從來不是經過互相妥協的契約精神達致的,都是憑實力在長年戰爭中決生死。為了達到克敵致勝的終極目的,中間可能需要經過某種利益交換,但那都是短暫的、策略性的,一旦形勢有利,任何協議都只是一紙空文。
胡適的反對當然是有道理的,如果連南北議和的條約都被隨意撕毀,那就沒有什麼契約是會被真正遵守的,如果沒有條約可以約束朝野,那就談不上國家的更生,人民的解放。但顯然,胡適在當年是少數,他的立場和態度孤立無援,中國人正被革命意識搞得「興烚烚」,與封建君主簽約,幾乎有出賣革命之嫌,反之撕毀條約才符合革命原意。
自此,中國又陷入國體瓦解的混亂之中,後來孫中山領導北伐,軍閥混戰多年,蔣介石還未統一全國,老毛的紅軍又作反,稍後日本侵華,毛蔣又曾在重慶和談,未幾即爆發國共內戰,中共打下江山,中國自此民不聊生。
英國與歐洲一些國家都是君主立憲成功的國家,英國1215年簽署《大憲章》,限制國王的部分權力,1689年議會通過進一步限制王權的《權利法案》,這兩項政治改革法案被嚴格遵守了八百年,直至今日仍保留其基本精神。
二戰後美軍佔領日本,曾有清算日本皇室之想,後來考慮到日本人的國家認同,還是保留王室,結果日本行君主立憲制,一路和平過渡到現代民主政治,由戰敗國成經濟強國。
問題不在於君主立憲與人民共和有何優劣,問題在於不管何種體制,有關各方都應嚴格遵守莊嚴認定的國家大法,任何一方違背破壞,條約都將不存,條約被毀,國體安在?可惜,中國恰恰是最缺乏契約精神的民族,一事當前,中共的出發點都是維持一黨專政的統治權力,靠的是政治經濟軍事實力。
中共立國後,即有憲法之設,憲法冠冕堂皇,自稱國體為「人民共和」,但憲法從未真正實施過,中共實行的是一黨專政,中國人搬走騎在自己頭上的「三座大山」,結果迎來的卻是騎在人民頭上的中共,甚至中共殘害中國人,比起清皇朝更殘忍百倍。
九七年中共收回香港,也堂而皇之與港人商訂「基本法」,仍舊冠冕堂皇,信誓旦旦,結果二十年不到,中共就以國安法凌駕中國憲法和基本法,此後迫害香港人毫無愧色。
歸根結底,我們這個民族沒有理性的傳統,不具有契約精神,中共食碗麵反碗底,人民對政府也失去基本信心,這樣的國家,朝野沒有互信,永遠都不會有前途。
《三國演義》開篇有云: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想深一層,將來中共一旦垮臺,我們也不要指望短期內即可誕生新的國家政權,中國將陷入長期內亂。那時不能再以軍閥混戰來解決國家前途,只能通過協商和談,達成區域共識,進而達成全國性和議,才能避免生靈塗炭。但如果多數國人仍舊不具備理性協商、尊重契約的精神,即使訂下協議,仍舊朝不保夕,那樣惡性循環下去,我們這個民族,將永難達致終極的自我解放。
中國土地上,最具有理性契約精神的,本來只有香港,因為香港人長年受英國傳統文化影響;臺灣經過國家體制的和平過渡,現在處理朝野大事,也都遵從憲法與法律行事,至於其他省巿,都在中共治下,那就不提也罷。有中共這個壞榜樣,誰尊重契約誰吃虧,那一旦中共垮臺,大局之不可收拾,恐怕也是難免的。
設想將來,天下大亂後,恐怕粵港澳先達成某種區域共治的機會比較大,至少在理性傳統上,三地的相似度較高,人民的文化傳統也接近,利益可以共享,能如此,則有機會示範全國,影響東南沿海,再幅射北方,如此,或許是我們這個民族死過翻生的出路。
感性激情、革命爭霸不能解決國家長治久安的問題,唯有理性為基礎的契約精神,能成就「為萬世開太平」的遠景。但理性是一種文化傳統,中國人離建立這種文化傳統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天下大亂與文化更生哪一樣先到,那也只有天曉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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