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圖片來源：Aerial Film Studio/stock.adobe.com)
今天是十月一日，是中共建國77週年的日子，可謂有人歡喜有人愁。
話說在一個位於悉尼的華人養老院裡，一位老人在公共大廳的牆上掛上了一面五星紅旗，表達她心系故國的心情，結果卻冒犯了另一位老人，要求把紅旗拿掉。因為這位老人曾在中國僅僅為了捍衛自己的信仰自由，被中共當局抓捕、關押了六次，最終獲得澳洲政府的庇護，得以在這個自由社會裏安度晚年，她無法與紅旗共存。
西方人或許弄不明白，兩位都是來自中國的老人，卻因為一面中國國旗而發生爭執。
思念故國是人之常情，移民有意願與故國國民共歡慶也無可非議。可悲的是，對於許多曾經逃離中國、來到自由社會的人而言，五星紅旗所代表的政治權力，可能會喚起他們曾經經歷過的傷痛。紅旗不倒，此生難以返故國。
所幸澳洲是一個保障言論自由、也重視個人尊嚴的社會。最後，養老院管理人員採取了一種折中的方式，勸說那位挂紅旗的老人將紅旗掛到自己的房間裡，獨自慢慢享用，同時也避免傷害到另一位老人。
雖說很多澳洲華人把愛國放在嘴上，卻很少有人敢在「十一」的日子裡舉著紅旗出來慶祝，因為大家都清楚，這面紅旗在自由世界裡所承載的，更多是一個政黨的政治象徵，而不能代表擁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國本身。
相反，將中共的紅色黨旗踩在腳下進行示威集會，卻出現在悉尼市政府大樓前。
上週末，悉尼市政廳大樓前出現了兩場集會，一場是法輪功修煉者慶祝民眾退出中共的集會，另一場是中共政權受害者澳紐聯盟召集的「中國淪陷日集會」。
人們在集會上向被中共當局迫害致死的同胞表達哀思，揭露中共政權的種種暴行，呼籲社會關注中國當下的人權狀況，並推動更多力量一同攜手結束一黨專政。
集會上最令人注意的是兩位長者，一位是法學教授袁紅冰，一位是悉尼科技大學的馮崇義教授。他們以自己的學識和長期研究，分析中國百姓承受苦難的根源，並認為中共建政不值得慶祝，那是一個文明國土政治命運發生重大轉折的日子。
說起袁紅冰，我還是第一個在中國境外採訪他的人。2004年7月24日，我從媒體上得知他帶團抵達悉尼後脫團投奔自由的消息。經四處打探，我第二天晚上就在一位民運人士的家中找到了他，連夜對他作了視頻專訪。他敢於挑戰中共的決心與勇氣令我感到敬佩，該視頻很快傳播到了全球網路上。
二十二年過去了，雖然袁教授看似有些蒼老，但站在舞台上，還是像當年一樣意氣風發、滔滔不絕，那種與中共對著干的信念依然堅定不移。我曾問他，你難道不想回中國嗎？他說：「想，等中共垮臺的那天。」
我這次又問他有何想法，他信心十足地說：「我每天鍛練身體，絕不能在中共垮臺前倒下。」
馮崇義教授長期任職於悉尼科技大學，是一位中國問題研究專家。他常常組織政治討論會，與各方學者一起分析、討論中共的歷史與現狀。他總是用自己的研究和觀點，試圖讓人們看清中共政權的本質。
2021年2月，來自澳洲各地的中國民主人士，以及西藏、新疆、蒙古、香港、臺灣、法輪功等團體代表，在堪培拉舉行「中國共產黨政權受害者：回顧與展望」研討會。會後，與會者決定成立「中共政權受害者澳紐聯盟」，馮崇義後來擔任該聯盟主席，他也由此走到了反共的第一線。
需要說明的是，「中共政權受害者澳紐聯盟」並非傳統意義上的民運組織，卻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與影響力。他們不分族裔、信仰，為不同群體中遭受中共政權迫害的人發聲。
馮教授的立場也引起了中共當局的強烈不滿。2025年7月25日，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公布，對包括馮崇義教授在內的19人發出拘捕令並懸紅通緝。香港警方指他們在境外組織、成立或參與所謂「香港議會」，涉嫌觸犯《香港國安法》第22條規定的「顛覆」罪。香港當局隨後又對其中部分人士採取進一步措施。
有意思的是，在中共的政治語境中，「顛覆國家政權」屬於嚴重罪行；而在西方民主社會，對政府和政治制度的批評、和平的政治活動以及政治組織本身，都受到言論和結社自由的保護。當然，澳洲、美國等國家同樣存在針對以暴力推翻政府、叛國、恐怖主義以及危害國家安全等行為的刑事法律。區別在於，和平政治表達與以暴力推翻政府等行為，在法律上有不同的界限。
曾經與一位來自臺灣的政治學者談話，他說，海外的中國學者私下聊天時罵中共很凶，但在公開場合說話時特別小心翼翼，他問我，是不是他們很害怕？
我告訴他，害怕只是一個因素。真正的原因之一，是不少中國人在長期的政治環境中形成了一種生存方式：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希望在不同環境中都能保留自己的利益。他們既希望在正義的一邊得到認可，又不願完全放棄在紅色領域獲得的利益。這種矛盾，有時會成為一種很難擺脫的心理狀態。
「十一」是一個沈重的日子。有人會鑽進合適的場合參與慶祝，那是為了讓主子瞧見，目的只是為了個人利益；有人會公開站出來進行譴責，那是內心的吶喊，目的是為那些遭受不公者鳴不平。還有人，就像那位在養老院挂紅旗的老人，他們在長期的政治環境和思想影響下，已經將奴性深深埋進骨髓裡，即使到了自由社會，依然習慣性地向紅旗表達效忠。
9月28日，我參加了蔣繼先先生的追悼會，向這位充滿正義感的老人告別。追悼會上寥寥數人，他端詳地躺在那裡，就像在沉睡之中，臉部微微傾向右側。我不禁感嘆，老人家嘔心瀝血創作巨著，記錄了中共建政後種種惡行，卻沒有能夠親眼見證這個政權的最終命運。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他此生最大的遺憾。
當今世界，有責任感、有良心的文人不多，敢於站在第一線的更是鳳毛麟角。偉大的人物往往是孤獨的，因為他們不願與自己認為錯誤的東西同流合污，所以才顯得孤獨。
正因為那種孤獨相伴，才更加顯得令人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