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子阳与邓小平（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看中国2025年5月31日讯】自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实行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路线，拨乱反正，恢复中共的传统，进行体制改革，与世界接轨。十年“文革”浩劫，给中共和民众造成了极大的灾难，痛定思痛，中共党内有大多数人认为中共应该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走宪政法治道路，长治久安，才能肩负起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复兴使命。
邓小平搞“改革开放”没有先例可循，只能够“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得着老鼠的，就是好猫”，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但他错误地重用了骨子里忠于毛泽东的伪君子胡乔木掌管中宣部，使胡耀邦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运动未能进行到底。特别是胡乔木设了个圈套，使邓小平上当受骗，制定了“坚持四项原则”：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在当时知识界引起了极大地反感，被讥讽为麻将牌的“四条杠杠”。这与邓小平“改革开放”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也有冲突矛盾，更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相悖。特别是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直接违反了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制定，这就堵死了政治改革的道路，“改革开放”只能够限制在促进经济发展上。从这里可以看出，邓小平没有什么高深的思想理论，务实肯干，对毛泽东的秘书、党内四大才子之首的胡乔木很欣赏崇敬，盲目信任不疑，甘愿上当受骗而不自知。
后来邓小平“改革开放”一触及政治改革问题，陈云、李先念等元老就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说事，反对政治改革，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搞得邓小平无言以对，犹如哑吧吃黄连，有苦难言。不仅如此，胡乔木、邓力群等把持着中共的宣传机器，
控制宣传舆论，大搞“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运动，打击镇压宪政改革势力，搞掉了邓小平接班人胡耀邦总书记，逼迫其辞职。宪政改革无法进行，就连最基本的党政分开都困难重重，阻力极大。本来邓小平挑选的两个接班人胡耀邦和赵紫阳，胡耀邦任总书记管理党务，制定大政方针政策；
赵紫阳任总理管理政务，执行落实党的大政方针政策，亘相配合，珠联璧合。但胡耀邦的意外辞职，使邓小平深感被动，陷入困境，真有些狼狈不堪，自食其恶果。他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之下，只好叫赵紫阳来代理总书记，赵紫阳先不愿意，说他只想当好总理。因为在民主国家任何事都在台面上，可以公开竞争，而中共党内没有民主机制，明争暗斗，阴谋诡计盛行，复杂且残酷，所以赵紫阳不愿做胡耀邦第二。经过邓小平多次劝说，讲明利害关系，不能眼看着大权旁落，要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赵紫阳才免强同意了。陈云、李先念等元老见有机可乘，借机力推李鹏任总理，终于夺取前中共前台一线一半的权力，为镇压“六四”天安学生运动埋下了伏笔。
香港《争鸣》杂志2006年1月号上发表笔者友
人李洪林〈雪泥鸿爪忆耀邦〉一文，该文说：
“邓（小平）在家中接见我们，谈了很长时间。他不苟言笑，表情严肃，每一句话都是最后结论，根本没有商量余地。连胡耀邦在他面前都毕恭毕敬。胡乔木和我们几个人就更不用说了。”
李洪林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作者，推倒了华国锋“两个凡是”，大力推动了解放思想运动。该文回忆当时去见邓小平的场景，邓小平讲话的霸气与胡耀邦的“毕恭毕敬”，都是李洪林一介书生难以理解的，这就是中共官场文化，权力至上。根据李锐〈“不当奴隶，更不当奴才”—纪念胡耀邦〉一文中说，胡耀邦对邓小平“毕恭毕敬，他虽然嘴上不说，但他却有自己的看法和见解，所以他后来不愿去邓小平家听其训教，关系上有所疏离，引起了邓小平的不满。
赵紫阳性格内敛沈稳，不像胡耀邦那样外露张扬，其言谈举止和气慈祥，往往能够以柔克刚，因此他与邓小平一直相处不错，关系良好。赵紫阳与胡耀邦心里都十分清楚明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制定，无疑是作茧自缚，犹如孙悟空头上紧箍咒，成为了政治改革的障碍，更莫说宪政民主改革了。当时党内外要求政治改革、“与世界接轨”的呼声高涨，特别共青团组织敢闯敢冲，鼓动学生肩负责历史使命，推动中国的进步发展，力争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学潮抗争不断。在如何看待处理学潮问题上，赵紫阳与邓小平截然不同，南辕北辙。赵紫阳同情支持学潮，欲借机推动实行政治改革，他说出了一句掷地有声的名言：“中国再不进行政治改革，就会被开除球籍。”因此当学潮高涨，学生行为出现过份之时，他主张采取对话劝说的方法，以理服人，平息事态的失控。而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与邓小平产生了矛盾，发生了裂痕。
邓小平是实用主义者，他不认同学潮，认为其是捣乱，破坏正常的政治社会秩序，无论采取什么办法手段，尽快加以平息。这倒令人想起了一段往
事，1957年毛泽东“阳谋”反右时，出尔反尔，制造出一幕《水浒传》里陷害林冲的“白虎大堂事件”。毛泽东发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后，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去北京大学劝退学潮，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借故推脱。这时邓小平从外地返京，知其情况后，却自高奋勇地向毛泽东请缨，他去北京大学，实际上是做毛泽东的刀把子
。“改革开放”后，他迟迟不愿为“反右”平反，原因就在于此。党内外皆认为，为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必须为“反右”平反，他才不情愿地勉强同意平反。但仍然坚持“反右”是“扩大化”的定性，几十万右派份子都平反了，却保留章伯钧等几个大右派份子不能平反，以保全他的面子，可见其死不认错的固执！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突然因心脏病去世，本以消退的学潮，又迅速高涨并蔓延到全国，学生们上街游行示威，要求反腐败、反官倒、民主自由和政治改革的口号震天价响，北京学生占据天安门静坐示威，要求与政府对话谈判，允许悼念胡耀邦。
邓小平幕后掌控的领导层出现了分歧，对于如何处理学潮犹豫不决，赵紫阳等人主张以缓的方式与学生对话谈判，满足学生的合理要求，政府放松审查制度，接受广泛的民众监督，承认学潮是合法的爱国运动。但4月23日赵紫阳如期率领代表团去朝鲜访问，返回后形势却出现了重大变化，温家宝领导的中央办公厅被凉在一边，邓小平和元老们伙同国务院总理李鹏以及北京市主导负责处理学潮，态度变得强硬，僵持不下。
5月16日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率领代表团访华，上午会见邓小平，下午会见李鹏，然后会见赵紫阳。根据高伐林〈赵紫阳向戈尔巴乔夫交底，让邓小平恼火的是什么〉一文说，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比较出奇的是，他利用这个机会，总结了自己作为中共第二代核心的成就和遗憾：
“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
已经做成的事情是：调整了与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也调整了与苏联的关系；确定了收回香港，已经同英国达成协议。这些是对外关系方面的参与。
对内工作的参与，确定了党的基本路线，确定了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确定了改革开放政策，确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在这个时候了，邓小平仍然把“确立了坚持四项基原则”作为自己的成就，有一点不见棺材不掉泪的味道，极具讽刺意义！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时说：“从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三中全会起，邓小平就是我们党和国家内外公认的领袖。尽管前年开的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根据邓小平同志本人的意愿，他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常委的岗位退下来了。但是，我们党的所有同志们都知道，没有他的领导、智慧和经验，是不行的。
因此，在十三大选出的中共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全会上，正式通过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决议，凡是重大的问题，我们都必须向他请示。这个决议没有公布，但是今天就向您通报了。”
赵紫阳这番话说白了，就是邓小平虽然在1987年退出政治局，名退实不退，重大问题都由邓小平拍板。次日《人民日报》报道中，，措辞和语气做了模糊化处理，以减缓冲击力：
“在最重要问匙上，仍然需到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重大问题时，总要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
尽管如此，但还是犹如引爆了一个炸弹，全国学生高呼“打倒当代慈禧太后”、“打倒太上皇”等口号，响彻云霄。
鲍彤秘书吴伟说：
“17日上午，我接到一些电话，都说昨天赵紫阳把邓小平给卖了。老鲍一般睡得晚，11点过起床，我去叫他，告诉他我听到的电话。正下楼，他停住了，起码停了十几秒没说话。突然说，如果有什么问题，由我负全责。”
鲍彤随后请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的社会局局长陈小鲁出面，找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要向她解释，却遭她断然拒绝。鲍彤又请政改办与邓榕有私交的人给她打电话，想亲自澄清赵紫阳的本意。邓榕在电话里说：“请你转告鲍彤同志，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再谈什么了”；“我们家老头子已经做好了第四次被打倒的准备”。
赵紫阳也在这天想找邓小平做当面解释，但是邓小平拒绝与他单独面谈，而是在邓家召了紧急常委会。
5月18日，李鹏与学生代表王丹等人对话谈判以失败以告终，20日李鹏宣布了国务院戒严令，军队开始从四方八方进入北京城，赵紫阳因同情学运、反对戒严令而被停职反省。
高伐林认为赵紫阳向戈尔巴乔夫通报十三大一中全会关于邓小平仍有重大问题决策权之决定，丢了邓小平的面子，成为众矢之敌，彻底得罪了邓小平，因此才下台的。这看似有理有据，实际上却经不起推敲，似可商榷之。
“文革”前中共是党政分开，党内与党外截然不同，莫说中共中央的内部会议决定，就是一个小小的党支部的内部会议决定，也是绝对保密的，党外干部民众无从知晓。经历“文革”党政不分，党政合一，中共内部会议决议很难做到绝对保密，知识学术界很快就耳语相传，只是无处证实而已。就拿赵紫阳向戈尔巴乔夫通报十三大一中全会秘密决定来说，笔者就在十三大一中全会后几天就从学界精英耳语相传中知道了。当然，赵紫阳在学潮高涨长时刻公开这个秘密决定，被学生抓住了攻击的把柄，确实很伤邓小平的面子，有些接受不了。但是，邓小平这样霸道的一个人，蔑视天下，才不会因此撤换赵紫阳，显得小肚鸡肠。况且除了赵紫阳这位亲信接班人外，当时并无其他适合人选。
20日国务院发布戒严令后，到“六四”天安门军队开枪镇压学生，足足有半个月的时间，其间虽然发生了38军军长抗命不遵、北京市民学生阻扰军队入城等事情，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军队不能迅速清场天安门另有原因。根据《大宇拍案惊奇》近期披透，赵紫阳被停职后并没闲着，他叫中办主任温家宝打电话给在加拿大和美国访问的全国人大
常委员会委员长万里回来，召开人大常委会撤销国务院戒严令。邓小平阵营中万里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赵紫阳此举如同造反，这才与邓小平彻底撕破了脸。果然，万里在国外立即发表了支持同情学潮、反对武力镇压的讲话，使邓小平非常被动，狼狈不堪。根据《大纪元新闻网》2015年7月15日发表〈万里曾被江泽民软禁在上海6天内幕〉一中说：
5月23日，江泽民返回上海，万里的飞机在5月25日下午3时在上海机场降落，江泽民亲自接机并立即递过去“邓的亲笔信”，万里是邓小平的桥牌朋友，邓在信中恳求万里“看在几十年朋友的份上，在此关键时刻帮我一下”；万里在上海住了6天，痛苦了6天，最后江泽民交了底牌，在万里不答应之前，江得到指令要把他留在上海。5月27日万里发表了公开声明同意支持中央公布的戒严令。此后，再无人有能力阻止“六四”悲剧发生。
邓小平如此低声下气地求万里帮忙，一生所罕见，可见其狼狈不堪的窘境。万里在上海发表支持戒严令的次日即5月28日，赵紫阳被停职的第8天
，他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
小平同志：最近我越来越多地听到反映，我与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产生对小平同志不利的后果，我现在十分懊恼。产生这样不好的销过，是我原来没有预料到的。在深感愧悔的同时，我还想向小平同志说一下我当时的真实想法。
这次访问朝鲜时，我也着重向金主席通报了这个情况。跟戈尓巴乔夫讲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惯例了，问题在于这次做了公开报道。我从朝鲜回来时，听说小平同志关于学潮的讲话广泛传达后，社会上议论“常委向小平同走汇报不符合组织原则”，议论得很厉害，我觉得有必要加以澄清和说明。
小平同志的功绩在历史上都是要大书特书的，⋯⋯这些话也是我对小平同志向真实态度，是不会变的。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不会反对小平同志！（见上引高伐林文）
这封信是马后炮，有点画蛇添足，已经与事无补了。江泽民是胡耀邦相中提拔重用的，他无情地打击处理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事件，反对学潮，受到邓小平的青睐。他又在软禁万里事上忠心耿耿，立了大功，邓小平已经将其作为替换赵紫阳的唯一人选。
陈云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教父，毛泽东认为他懂得经济，但有论者认为他是中共党内第一坏种。他与邓小平深交数十载颇为奇葩，他们俩人在思想观念上非常不同，差异巨大。中共建政初，毛泽东利用“苏区党”亲信高岗整治“白区党”首刘少奇，他们俩人就敢于虎口拔牙去质问毛泽东，因此引发了“高岗案”。笔者〈中共改革派官员刘吉〉（刊《议报》2025年2月23日）一文中指出：通观八十年和九十年代初中共党内政治风云变换，主要两大元老邓小平与陈云之间的矛盾冲突，两人从来就“谈不拢”，以致酿成了胡耀邦、赵紫阳悲剧和八九北京天安门“六四惨案”。当今习近平的上台标志着他们俩人争斗的结果，邓小平是输家，一个彻底的失败者，根本原因就是制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无论中共党内派系斗争多么复杂残酷，邓小平心里有多少苦衷和不得已，都不能为邓小平开脱，他就是天安门“六四惨案”的刽子手，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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