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朱德到井冈山跟毛泽东会合的宣传画。林彪当红时，画中人物被窜改为林彪。 （图片来源: 网络图片 ）
中共的百年历史，不是“民族复兴”的光荣进程，而是一场从山林土匪到国家垄断者的骗局。从井冈山的“打土豪、分田地”，到中南海的“维稳与洗脑”，变的是手法，不变的是目的——控制、掠夺、统治。这是一场不断合法化自身邪恶的进化过程，也是中国人民百年灾难的根源。
井冈山：赤色山寨的起点
1927年，毛泽东与朱德逃入井冈山，开启了中共的武装割据时代。他们不是发动什么“人民起义”，而是赤裸裸地建立了山寨式的“革命根据地”。所谓“打土豪、分田地”，实为组织化抢劫，以掠夺地主资源养军队、逼迫农民支援前线。
毛泽东的“革命根据地”，也并不是自己浴血奋战打下来的江山，而是一座借来的山寨。1927年底，毛在国共分裂、秋收起义失败后率领败兵残部逃入江西边陲的井冈山。那里早已是地方土匪袁文才和王佐的地盘，两人原是绿林出身，凭山为王，割据一方。他们对共产主义没有太多理解，但对于“共同抗官府”这一口号倒是乐意接受。于是，毛便与他们达成合作，表面上称兄道弟，实际上暗中盘算夺权。
毛初到时，红军物资匮乏、兵员稀少，完全依赖袁、王提供庇护与支援。袁文才甚至帮他搭桥修路，供应粮草，还安排地方武装与红军共治山区。王佐则将自己的地盘拱手让出，还协助毛军进行地区清匪与稳固政权。可以说，若没有袁王两人，毛在井冈山根本立不住脚。
然而，毛从一开始就没打算与他们长久共处。他逐步在红军中安插亲信，压缩袁王的影响力，并向中共中央秘密举报他们是“土匪头子，非无产阶级分子”。1929年2月，毛与朱德联名上书中央，指控袁文才、王佐“不执行党的政策”，“破坏统一战线”，要求将其“肃清”。
同年5月，中共中央特派特科人员下山设局，以开会为名，将袁文才诱骗至宁冈县黄洋界下的龙市镇，在途中设伏将其枪杀；王佐听闻消息后仓促赶往抗议，也在途中遭伏击，被当场击毙。两人死后，毛顺理成章吞并其地盘与部队，井冈山从此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的“革命根据地”。
这场夺寨行动几乎无声无息，但却揭示了毛式政治手段的原型：表面结盟，暗中清算；先借壳生存，再清壳夺权；不是携手革命，而是一步步铲除异己、垄断权力。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的红色江山，便建立在一连串的背叛、夺权与清洗之上。
毛泽东那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正是其土匪逻辑的自白。他要的不是改革制度，而是推翻原有秩序、让党成为新的土皇帝。中共在井冈山植入的抢夺基因，后来在苏区、延安乃至全国全面复制。
延安：从掠夺型土匪到情报型黑帮
延安时期，是中共政权蜕变的关键阶段。这里不再是井冈山时期靠抢粮、抄家维生的山寨土匪集团，而是一个逐步建立起思想控制与特务统治体系的政治黑帮。毛泽东借由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彻底改造了党的权力结构，也塑造了现代中国特务政治的原型。
整风运动名义上是为了“清思想、正党风”，实际上却是一场空前的权力清洗与意识形态再造工程。当时，大批从国统区逃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怀着理想主义，希望投入反抗日本、建设民主中国的事业。然而他们很快发现，延安不是乌托邦，而是另一个地狱。
王实味，就是最典型的受害者。他原是北大出身的知识分子，曾写过一篇文章《野百合花》，婉转批评延安生活中的特权阶层现象。没想到这篇文章被毛亲自点名批判，成为整风的导火索。随后，王实味被打成“托派”、“特务”、“反革命”，关入“老虎穴”（即延安中共中央社会部监狱），遭到长期折磨与羞辱。1947年，国共内战打响前夕，他被秘密处决，遗体至今不知所终。
更惨的是，那些没有被直接杀害的知识分子，也被逼进精神死亡的深渊。延安整风推行“忏悔检讨”制度，要求每一位党员写下自己从小到大的思想历程、家庭背景，进行所谓“灵魂深挖”。许多人被迫承认子虚乌有的“历史问题”、“特务嫌疑”，甚至有人为了活命，自编自导“反革命自白书”。长时间的批斗与隔离，使得不少人精神崩溃、自杀而亡。
整风的背后，是康生领导的中共特务机构——中央社会部的迅速扩张。康生曾在苏联学习过秘密警察手段，深谙斯大林式斗争技巧。他所设计的情报审查系统，让每个党员彼此监控，人人自危。这套内控网络后来演变成中共建政后的公安部、国安部与政法委体系，其逻辑就是：权力不依靠法治与共识，而是靠情报与恐惧。
当时的延安，号称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圣地”，实际上却是中国现代极权统治的实验室。它不是民主的摇篮，而是一个用洗脑、告密、特务统治所编织的阴影之城。毛泽东在这里建立了对思想、语言、心理乃至生死的全面控制，从掠夺型的土匪首领，蜕变为一个精神暴力与情报统治的黑帮教主。
从延安开始，枪杆子后面不只是笔杆子，还有密布全党全国的特务网与告密文化。整风不只是一次运动，而是一种模式——以整肃名义肃清异己、以“群众运动”之名实施精准打击，制造出一个人人自危、人人从众、人人表忠的社会机器。这种政治控制的模式，至今仍深深影响着中国社会的运作逻辑。
建政后：把土匪逻辑制度化
1949年中共建政，毛泽东成功夺取国家机器，进一步将他在井冈山与延安时期所习得的掠夺与整肃手段，全面制度化、合法化。土匪式的抢夺与肃清，从山寨黑帮升级为中央政权的基本运作逻辑，披上了“法治”“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外衣，启动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暴力统治与全面掠夺。
“三反五反”：劫掠资本的国家行动：1951至1952年，毛发动所谓“三反五反运动”，名义上是打击贪污、浪费与官僚主义，以及工业商业界的行贿、偷税漏税与偷工减料等行为。实际上，这场运动是一场针对中国城市工商阶层的全面劫掠。
上海是当时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也成为整肃资本家的重灾区。在运动中，大量民族企业主、商人被指控为“资本主义毒瘤”、“剥削阶级”，遭受批斗、抄家与钜额罚款。据《炎黄春秋》刊载的统计，光是上海市，在短短数月内，自杀人数高达876人，其中多为企业家与会计人员——有跳楼者、有服毒者，甚至有人当众割喉自尽。
据回忆录记载，一位上海丝绸厂老板被连续四天不让睡觉，被逼交出“隐匿资产”数万元（当时是一笔巨款），最终抱着儿子从五楼跳下。这些钱并非违法所得，而是企业流动资金，却成了共产党的战利品。
“大跃进”与人为饥荒 饿死3千多万
1958年起，毛为了超英赶美，提出“大跃进”与“人民公社”政策，要求农民“多快好省”地钢铁链产与粮食生产。结果，全国虚报粮食产量，中央则以虚报数据为依据进行“超额征粮”。农民口粮被征光，饿死也不能开仓。
四川自古被誉为“天府之国”，却在1959至1961年间饿殍遍野。当时四川简阳县有个“张氏三姊妹”，父母饿死后，三姊妹在荒野求生，吃野草与树皮，最终活活饿死在田间，尸体被村人发现时早已干瘪如柴。
安徽凤阳，有一农民写下血泪日记，记录家人如何一个个饿死。最后一页写着：“我再也走不动了……娘和娃都在土里，天寒地冻，我也快去了。”
三年饥荒估计饿死人数高达3,000万，但政府对外宣称是“自然灾害”，事实上粮食仍大量出口至苏联与东欧换取外汇，毛甚至对此说：“饿死几千万，怕什么，我们人多。”
“文化大革命” 全国性的洗劫与人格屠杀
1966年，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再次以革命名义挑起全国性斗争。红卫兵成为新一代的“革命土匪”，奉毛语录为圣旨，见人即打、见物即抄。许多城市的知识分子、教师、老干部被打为“牛鬼蛇神”，遭受残酷批斗。
北大女教授卞仲耘，被学生用皮带与木棍活活打死，尸体被扔在校园长椅上曝晒三天。她死前多次哀求：“我是无辜的，我是党员……”无人理会。
红卫兵抄家时，把古书古画、文物器具当成“四旧”焚烧，大批私人财产被没收。甚至还出现“吃人”的红色恐怖——广西文革期间，据官方后来部分解密文件显示，数百人被杀后被肢解煮食，以示“革命忠诚”。
整个文革期间，无数家庭被毁、人格被蹂躏、社会秩序荡然无存，而毛则在天安门城楼上，赞许红卫兵是“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
革命之名，掠夺之实：从“三反五反”到大饥荒，再到文革，毛泽东与中共政权始终用革命、改革、清除异己的语言包装其暴力行为。但实质上，这些运动的本质无异于一场场“合法化”的土匪行径——用国家暴力剥夺人民财产与生命，并进行全面思想改造，使百姓不仅臣服于政权，更在精神上对毛与党产生恐惧与依赖。
这就是毛时代的中国：一个用红色话语包装的黑帮国度，从乡间山寨走上中南海的土匪逻辑，从延安延伸至北京，从人肉批斗走向制度暴政。
邓小平改革 土匪换装 权贵割据
所谓“改革开放”并非真正的市场经济，而是中共将国有资产重新分配给红色权贵阶层。国企改制实为掠夺人民财富的再分配，形成红色特权资本主义。农民工进城三十年无保障无尊严，是新时代的被压榨阶级。
“姓资姓社”的辩论从未改变本质：中共只是换上经济话术的土匪团伙。
数位极权：现代化的土匪升级版
进入21世纪，中共的抢夺方式从粗暴抢掠变为高科技极权。
清零政策：以防疫为名进行城市封控、强拆门锁、消杀财物，地方政府趁机转移资产。
社会监控系统：透过天网、人脸辨识、社会信用评分，中共完成对人民言行与思想的全面掌控。
这是掠夺的升级，不再只是抢财产，而是锁定思想、操控灵魂，成为全球最严密的数位独裁政权。
中共从来不是文明的产物
从井冈山的山寨旗到中南海的五星旗，从抢地主粮到打压民企、整肃网络，中共百年从未改变其掠夺与压制的本质。
它不是文明进程的结果，而是历史错误与暴力遗留的怪胎。它不是人民选出的政府，而是一群靠抢夺与谎言起家的土匪集团，其政权存在的每一步，都是在不断重复这场从抢粮到抢思想的“合法抢劫”。
认清这一点，中国人民才可能真正走上自由与复兴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