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Adobe Stock）
【看中国2025年7月6日讯】（看中国记者孟浩综合报导）中国的年轻人，为什么越来越不想结婚了？不是因为爱不起，而是因为“婚姻”早就变成了一场沉重的交易。数十万的彩礼、房子首付、父母赡养、性别对立……在看似荒诞的婚姻闹剧背后，真正操纵彩礼价格的，不是丈母娘的贪婪，而是一整套失衡的社会经济结构。近日，自媒体评论人多伦多方脸以经济学视角，提出彩礼从来不是一场性别冲突，而是高房价、低福利与人口政策联手制造出来的代价转移工具。他认为，这场看似男女对立的社会热点，其实是一场全社会都无法逃脱的“制度风险传导链”。
从两种彩礼看中国家庭的焦虑结构
多伦多方脸指出，中国彩礼主要分为“资助型彩礼”与“偿付型彩礼”两种，其功能与逻辑截然不同。前者主要出现在经济发达地区，用于支撑新婚夫妇建立家庭；后者则广泛存在于农村与中西部地区，用来补偿女方家庭失去劳动力或赡养支援。
资助型彩礼的本质，是一种家庭之间的共同投入，目的是帮助子女解决城市生活初期的沉重成本压力。在房价高企的一线城市，彩礼往往以购房首付、装修费或车辆支出形式出现。这笔钱通常不会由女方家庭完全拿走，而是与嫁妆结合成为“小家庭基金”。
偿付型彩礼则是另一套逻辑。它源于传统“嫁出去的女儿等于别人家的人”的观念，实质是对女方未来劳动与赡养贡献的财务补偿。这笔钱通常完全归女方家庭所有，不参与小家庭建设，且常被用于支持家中弟弟结婚或父母养老，成为一种非正式的“家庭转移支付”。
在当代中国，两种彩礼形式并行存在，但往往因地域、经济条件与家庭背景不同而导致误解。例如城市男方认为彩礼应用于未来共同生活，农村女方却视其为父母补偿。这种认知差异常成为婚前谈判失败的根源。
而最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婚姻谈判甚至出现“两种彩礼兼要”的情况。即女方既要求资助型彩礼购房成家，又要求偿付型彩礼回娘家支持父母，令男方家庭财政压力成倍增加，引发大量婚姻纠纷与社会对立。
新农合与彩礼：被忽视的数据关联
北京大学一项研究指出，在覆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农合）的地区，彩礼金额平均可降低55%。这显示，一项看似微薄的医疗保障措施，竟能显著缓解婚姻市场的金钱压力。
原因在于，新农合虽然保障水准有限，但它象征着“最低限度的制度保障”。对于缺乏正式养老与医疗体系的农村家庭而言，这份保障可减轻对“靠儿女养老”的依赖心理，也让女方家庭对彩礼的依赖程度下降。
当社会保障不完善时，家庭就必须以婚姻为载体进行“保险式”储备。这也是为什么农村地区经常将女儿婚姻视为“唯一一次回本的机会”。而一旦有像新农合这样的制度补位，这种财务焦虑就会相应减轻。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老年津贴、村级互助医保、土地流转收益等制度创新。凡是能让老年人在婚姻之外获得收入保障的举措，几乎都会对当地彩礼金额产生抑制作用。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福利政策在改变婚恋观念方面，有着潜移默化的力量。
人口结构失衡与性别议价权
自1980年代推行计划生育以来，中国出生人口出现严重性别失衡。尤其是2000至2010年间，男婴远超女婴，最高时每百名女婴对应达120名男婴。这直接导致今日婚龄人口中的“男多女少”局面。
这种结构性失衡，使女性在婚姻市场上拥有更高的溢价权。也因此，在婚嫁谈判中，女方家庭索要的彩礼水准自然水涨船高，导致“嫁女收金、娶妻破财”的现象普遍化，成为男性群体普遍的焦虑来源。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议价权在经济较弱地区更加明显。因为这些地区的男性在面对女性外流与结婚成本上升双重打击时，更难以承担婚姻竞争的成本，导致“婚姻焦虑集中爆发”。
此外，这种性别比例失衡导致的压力，并不会随着时间自动缓解。反而随着结婚年龄推迟与青年人口总量下降，竞争将更加激烈。女性的要价权仍将持续上升，进一步恶化彩礼压力。
江西为何彩礼全国最高？
据报导，江西部分地区彩礼动辄超过30万元，甚至不包括附加的房车条件。多伦多方脸注意到，在经济总量不高的前提下，这种现象尤为突出。表面看是风俗，其实背后是经济流动与性别资源的双重扭曲。
江西的特殊性在于：经济落后、外出人口多，尤其是女性大量流向沿海城市就业。这使得本地婚姻市场中的“女性实际数量”远少于统计数据，进一步推高了本地女性的婚姻价值，形成“消失的新娘”现象。
这种“性别人口泄漏”效应在江西极为典型，却也在湖南、甘肃、河南等地逐渐浮现。当地女性在大城市工作、定居、嫁人，从而退出了原乡的婚姻市场，造成男方“婚无可娶”的现实。
另一方面，由于缺乏高等教育与就业资源，当地男性无法完成“向上婚配”，只能依靠高彩礼作为唯一的谈判条件。这也导致家庭不得不倾其所有换取婚配资格，形成恶性循环。
当彩礼契约崩溃：谁买了？谁负责？
一笔彩礼究竟买了什么？从经济角度看，偿付型彩礼原本象征着某种责任与权利的转移——女方不再负担娘家赡养，转而全心投入男方家庭。但现代法律与伦理不再承认这种“买断式关系”。
根据现行《民法典》，子女不论婚姻状态，均需对父母承担赡养义务。也就是说，即便男方支付了高额彩礼，也不能合法排除女方继续照顾自己父母的权利与义务。这让彩礼交易处于一种“有支付、无对价”的模糊契约状态。
这种“义务不清、权责分离”的情况，导致婚后冲突频发。男方家庭认为女方“收钱不养”，女方家庭认为“养父母天经地义”。在缺乏明确契约机制下，彩礼反成了婚姻裂痕的导火索。
更严重的是，这种模糊性容易被极端舆论操弄，成为男女互骂的借口。一方说“你要钱还养你妈”，另一方说“难道我不该孝顺？”其实争议的根源，不在于谁错，而在于社会从未建立起清晰的家庭责任分工机制。
彩礼不是仇女产物 而是制度副作用
多伦多方脸强调，将彩礼问题归咎于女方“物化婚姻”、将男性困境归咎于女权运动，都是对根本问题的误判。他认为，高彩礼是制度性风险转嫁的结果。
“没保障的社会，只能靠关系；没有制度兜底的家庭，只能靠交易。”方脸指出，不论是女性索要高彩礼，还是男性抱怨娶妻难，都是身处同一个风险社会下的焦虑反应。他们不是对立面，而是同一制度下的不同受害者。
如果整体福利提升，教育公平，性别比正常，谁还会用嫁娶来进行风险管理？彩礼问题的解法不是互相责怪，而是创造一个人人都能体面生活、自由选择的环境。制度，才是根本。
国际比较：韩国为何不爆彩礼危机？
韩国与中国情况有不少相似之处——城市房价高涨、子女晚婚成风。但韩国社会却未出现中国这样的高彩礼风暴，其原因值得中国参考与反思。
其一，韩国拥有较为完善的全民医疗、养老保险制度，使得家庭对子女赡养的依赖程度远低于中国农村地区。家庭不需要透过“嫁女收钱”为未来储备风险基金。
其二，韩国婚姻观念更偏向双方出资、共建小家庭。彩礼、嫁妆通常对等，且无传统“嫁出去就是别人家”的观念束缚。婚姻谈判更多基于合作，而非单方面索价。
此外，韩国的性别比长期保持稳定，社会对男女平等的共识也较强。在这样的环境下，婚姻更像是一场双方平等参与的合作，而非一方“出价、一方成交”的市场行为。
要改变彩礼 必先修补制度
中国彩礼问题的背后，是住房压力、养老焦虑与人口结构失衡交织的结果。它不是一场性别战争，而是一场制度缺位下的生存算计。
政府若真想缓解彩礼压力，就应加快建设农村福利制度、完善法律对赡养与家庭义务的清晰界定，并推动婚姻观念与契约文化的现代化。让婚姻回归情感与责任，而非交易与对价。
唯有让彩礼失去经济压力的功能，它才能回归象征爱情与承诺的仪式本质。否则，当婚姻只是家庭间的风险博弈，高彩礼不会消失，只会改头换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