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Edward文鸣,在前面几期影片中,咱们聚焦了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失权、绝望与挣扎。这一切都源自于中共党魁一直以来的一个最大执念,那就是要求他人对自己要绝对的忠诚。而这份执念日复一日驱动他活在猜忌、清洗和恐惧之中,这就是心理学上的偏执型人格障碍,发展到最严重阶段就是被迫害妄想症。
据说近期美国、以色列能精准打击伊朗核武设施,是伊朗最高情报官员提供的情报,以及美国中情局CIA发布两个中文视频,公然策反中共高官和基层人员,在心理上都给习近平造成沉重打击。
这种精神妄念是怎样啃噬着党魁神经?又是怎样导致的呢?而其中给他带来最深刻影响的事件或原因又是什么呢?
真正的毁灭源自内心的妄想与恐惧
习近平总在怀疑“敌人就在身边”,对“忠诚”要求近乎变态,任何批评都视为颠覆政权。这不是强者的表现,而是典型的心理性不安全感在作祟。当偏执人格获得极端权力时,就进入“妄想型人格通道”——从不信任他人,到幻想敌人无所不在,最后制造敌人来证明自己没错。偏执型统治者的特点是:“他越想保护自己,越毁掉所有可以保护他的人”。一言不合就清洗、一个动作就边控、一个联络就抓捕。幷带来三种灾难性决策模式:①“宁可错杀一千,不放走一个”这是典型的心理防御机制,把不确定性变成敌意,用暴力消除焦虑。②“只用忠诚,不用能力”。③拒绝外界声音,把一切批评归为“敌对势力”,最后自己信了自己的幻觉。
这个病不仅让他失去军队权力,也必将让他最终崩溃。而且不仅仅是习近平在崩溃,还是一个精神病式的邪恶政权在崩溃。苏联解体,源于体制内外的信任塌陷;纳粹覆灭,源于独裁者精神失控;而今天的中共,正在走向第三种极端:政权掌握在一个心理极度不安、疑神疑鬼、视人民为敌的偏执型人格者手中。
那么,这种疾患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心理与现实原因呢?
七大致病原因
一、权力不是赢得的,缺乏合法性,导致持续恐惧。习近平上台,不是通过民主程序、不是通过公开竞争,靠党内博弈、元老妥协、背后操作。他没有毛泽东那样的“开国元勋”地位,也没有邓小平那样的“改革者”光环,他的统治合法性来源极为单薄。所以哪怕坐上宝座,也总觉得“身边有人想取而代之”。害怕内奸,其实是害怕“自己坐的位子坐不稳”。
二、从红二代家庭教育里继承的“人人为敌思维”根深蒂固。习仲勋当年是毛泽东整肃的对象,家族惨遭批斗、被打成“反党分子”。习近平少年时被红卫兵打过、被抛弃过、被监视过,这种成长背景,种下了深刻的心理种子:“敌人无所不在”,“忠诚随时可能背叛”,“身边最亲近的人可能最危险”。他从骨子里不相信“体制会保护他”,只相信你必须防人、斗人、管人,才能活下去。这是一种红色恐惧文化下的生存心态,极难治愈。
三、他亲眼看过“内奸”毁掉整个体制的历史。苏联垮台,不是美军导致,而是苏共高层的“和平演变”。他痛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认为他们是“自毁长城”的叛徒;他在内部讲话反复说:“有人出卖了苏共,也会有人出卖中共。”这让他坚信:政权的坍塌,一定是从内部先腐烂的。不是民众革命、经济崩溃、外敌入侵,而是“内奸出卖国家”。他就像一个坐在漏水船上的船长,每天数着哪块木板会先断裂,于是不断拔掉“可疑木板”,结果整艘船自己先拆烂了。
四、他缺乏真正的政治盟友,只能靠“忠诚”筛人。习近平上台前,没有自己的“班底”或“山头”,不像江泽民有上海帮,胡锦涛有团派。所以他执政只能靠:亲信提拔;忠诚筛选;清洗“不是自己人”的系统性官僚。久而久之,他习惯了“拉一派、清一派”的人事逻辑,把整个党政军系统都当作“可能叛变的棋盘”。
五、习近平把“国家”当作“自己”,一切背叛等于“谋害他本人”。是典型的“国家即朕,朕即国家”的皇帝心态:反对他等于反华;质疑他等于破坏稳定;背叛体制等于背叛“习近平思想”。这是一种极端自恋+偏执的融合人格。
六、中共靠间谍毁灭国民政府,幷用特务渗透整个世界,始终活在阴暗的心理状态里不能自拔,以为别人也是如此。
七、中共高官成为西方或台湾间谍实例给他造成深刻影响。有数起中共高层被策反案件成为他后续全面清洗军队的心理导火索,其中最近的是2023年火箭军泄密案:李玉超的儿子在美国留学、做生意,幷把火箭军的导弹分布图卖给美国。此事被中共在美国的特工获知,并报告给时任驻美大使秦刚和国安工作人员。国安工作人员立即向习近平做了汇报,可是秦刚的汇报则迟到了。习清洗了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及其副手张振中、刘光斌,牵连到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秦刚被撤职。
但影响最深的当属刘连昆少将被台湾军情局渗透案:他在党内高层讲话中曾多次提及:“党内出了刘连昆这样的叛徒,今后还会有。”“敌人在高层”,绝不能掉以轻心。那今天咱们就来回溯一下这一惊心动魄的“内奸案”。
刘连昆少将间谍案
刘连昆1933年,生于黑龙江省,解放军后勤学院毕业,1984年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负责解放军军事装备的采购和生产,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9年6月4日,中国军队血腥镇压了和平示威的学生和市民,举世震惊。在六四事件期间,刘连昆在言谈中表现了对学生的同情和对当局镇压的不满,受到上级警告,后来他还发现自己的电话被窃听。在戒严期间,解放军38军军长徐勤先少将因为反对镇压学生而临阵抗命遭到拘禁后,曾经托人给刘连昆捎信,请他声援。但是面对当局的强大压力,刘连昆幷没有采取任何援助措施,对此他心中一直深感愧疚。然而六四事件这根导火索已经在刘连昆心中点燃了对当局的不满之火。不满之火也同时埋在另外一位解放军高阶军官邵正宗心里,他正是刘连昆成为台湾间谍的关键人物。
邵正宗1943年生于中国辽宁省沈阳市,1986年开始担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军械工厂管理局局长,大校军衔。六四事件的发生也让邵正宗心灰意冷,萌生了离开中国大陆的想法,于是他找到在中国大陆的台商张志鹏。台商张志鹏在上海投资成立南山实业,在珠海石家庄等地办厂,包括与中国军方合资开办工厂,幷暗中协助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工作。因此在解放军大校邵正宗找他帮忙移居海外的时候,张志鹏策反了他,说服他加入台湾军情局,幷为之收集预警情报、共军武器发展、重要战略情报与档案,以及伺机策反共军高级将领等任务。双方约定,台湾军情局日后会帮助邵正宗离开中国大陆。邵正宗首先交付了十二件情报,这是邵正宗为台湾军情局从事间谍工作的开始,化名宗正绍。此后,他陆续向台湾提供了有关中国各大军区人员调动、军队高阶将领内部讲话、军事演习以及军队部署等重要情报。由于工作表现突出,邵正宗曾经在1992年受到台湾国防部的特别嘉奖,成为台湾军队的莒光楷模。1992年元月,邵正宗年龄届满,从解放军退役,要求台湾军情局安排他离开中国大陆到第三国定居,幷愿意发展他以前的上级、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刘连昆少将来接替他。
1992年11月,台湾军情局派遣军情局第六处副处长庞大维以国军少将身份前往中国大陆与刘连昆会面。这项行动被命名为邵康专案,邵正宗的代号是邵康一号,刘连昆的代号叫做邵康二号。11月23日,庞大维以台商身份从台北搭机转机香港,抵达广州,与邵圣宗大校会面,邵圣宗透过公用电话与刘连昆联络,刘连昆则从北京搭乘火车前往广州。11月27日上午10点,双方根据事先约定,来到广州月秀公园,确认没有受到跟踪后,三人沿着林间小道石阶爬到山上,庞大维与刘连昆正式会晤。刘连昆对庞大维冒险进入中国大陆感到满意。刘连昆表示,他在采购军需用品过程中,得罪了中共元老彭真的家属,因而受到打压,本来已经考虑将他提升成中将,结果泡汤。高层的各种斗争和种种黑幕使他非常失望,还把自己的军官证拿给庞大维看。庞大维向刘连昆谈了工作重点、方向以及联络方式。刘连昆介绍了当时中共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军委副秘书长洪学智和总后勤部部长赵南琦等中共高阶将领的近况。最重要的是,刘连昆向台湾提供了15件重要情报,其中12件是中共中央军委内部机密档案。庞大维代表台湾军情局送给刘连昆两瓶洋酒和2万美元作为见面礼。同时,庞大维告诉刘连昆,台湾军情局将比照国军少将的待遇每月发给刘连昆3500美元的薪水,工作奖金另发。退休以后,台湾军情局将照顾刘连昆的生活。自此,刘连昆成为第一位在台海两岸同时拥有少将待遇的军人,也成为台湾军情局在中国大陆最高阶别的内线,化名高志明。
从1992年开始,刘连昆向台湾提供了大量机密情报,包括解放军采购军备的情况,对台六大战法,以及中国接收香港的计划等。
1993年1月13日,中共党魁江泽民,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到新时期解放军的战略方针,刘连昆以手抄件报告了有关内容,即中共战略部署重点,已经调整到东南沿海,中印边境,以及南中国海。台湾军情局认为这一情报,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将这一情报作为重大情报,透过台湾参谋总长刘和谦,报告给当时的台湾总统李登辉。事实证明,这份情报是刘连昆提供的最有价值的情报,情报时效性达十年以上,至今都没过时。台湾给刘连昆发放工资和奖金,总共达到四五千万台币,其中奖金为2500万台币,相当于85万美元。上世纪九十年代,这相当于几百万美元。刘连昆曾经常常把机密档案带回家,在夜里进行拍照。一次他的妻子发觉了他的行动,非常惊恐,以自杀相威胁,要刘连昆不要害了自己和家人。
1994年12月,为了加强与刘连昆的联络,幷透过刘连昆进一步渗透中共军方高层,扩大情报网络,台湾情报局派遣庞大维再次前往大陆秘密会晤刘连昆。但这次庞大维却发现自己被跟踪,十分惊险。庞大维想方设法摆脱中共特务跟踪,进入了刘连昆旅馆房间,把台湾军情局给刘连昆的慰问金和慰问品交给他,幷告诉刘连昆,自己得了血癌,今天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一讲完,刘连昆眼泪就掉下来了。庞大维敬军礼,匆匆分开。
庞大为事后回忆,如果那一次不是被中共发现的话,他可能就去北京了,因为刘连昆要介绍一个解放军高级将领给他,此人是刘连昆的上司,据信,就是担任过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国防部长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曹刚川上将。就是跟今天的张又侠一样的经历的上将。
遭到跟踪,使庞大为和刘连昆一起去北京会见更高级别军事将领的计划未能实现。庞大为不得不临时改变计划,提前返回香港,刘连昆提供的情报交给张志鹏带出。
1996年,中国认为台湾总统直选是台独行为,因而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阻吓台湾。刘连昆在演习开始前三个月,将演习计划提供给台湾。计划显示,一旦台湾总统大选出现最坏结果,演习随时可以转变成真正的军事行动,部队已经全部在福建沿海集结。刘连昆不仅预先报告了这次演习的主要项目,而且说明这次演习的底线是实弹射击越过海峡中线、动用潜艇、攻占外岛。
李登辉紧急派人两次赴美求救。美国在确认台湾情报准确性之后,派出两个航母战斗群到台湾海峡,对北京施压威慑。这是美国首次在该地区同时部署两个航母战斗群。
由于美国介入,北京不得不修正原有计划,下达演习的“三不”原则:飞弹不飞越台湾本岛;战机和军舰不越过海峡中线;不攻占外岛。刘连昆提供的最机密、也是最重要的情报,那就是中国发射的飞弹是空包弹。这个情报使台湾当局掌握了中国的底线。台湾总统李登辉为了安抚民众,公开说出了这个机密。对情报人员构成极大危险。
1999年2月5日,刘连昆化名给庞大维写信,希望帮他的儿子移民加拿大,庞大为答应帮助申请。但因其子军人身份,且还在国防大学受过训,没有办成。一个月后刘连昆在北京被逮捕。次月台湾军情局交通员杨明忠在上海给刘连昆打电话被逮捕。不久之后,逃亡中的邵正宗也被逮捕。至此,刘连昆、邵正宗间谍案告破。100多名解放军军官受到审查,30多人被判刑入狱,其中刘连昆的儿子被判刑15年。刘连昆少将和邵正宗大校,经中共军事法庭秘密审判,被判处死刑,于1999年8月被处决。刘连昆妻子由于不满刘连昆为台湾当间谍,害死自己,连累儿子,因此拒绝认领刘连昆尸体。
刘连昆是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第一个被破获的充当敌方间谍的解放军将军。对外界来说,他们是如何暴露的,至今仍然是个谜。至今刘连昆和邵正宗的牌位安放在台湾“戴雨农纪念馆”的忠烈祠,以纪念这两位为台湾情报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中国大陆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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