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建国》以法政视角回望美国制度史，指出建国不仅仅是开国元勋的决定或战争胜利的结果，而是将政治价值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设计。（图片来源：网络图片/维基百科）
【看中国2025年7月11日讯】这本书的标题本身就运用一个矛盾的命题作为开场。
一个早在一七七六年即宣布独立、一七八九年即制定宪法的国家，为何还需要“再一次”建国？难道建国并非一次性事件，而是一个渐进、层层递进、甚至不断重写定义的过程吗？
作者似乎就是这样认定。
作者选择从美国历史中三条关键宪法修正案：第十三、十四与十五修正案切入，用法律视角与制度论述，重新书写一部“美国的建国史”，似乎指向：所谓建国，不仅是政权与疆界的建立，更是自由、平等与参政权在制度中被完整承认与保障的历史过程。举个例子，第十五修正案写下了一句简单却革命性的话：不能因为你是黑人、曾为奴，就剥夺你投票的权利。这是美国宪政史上，第一次承认参政不是恩赐，而是基本权。然而真正的政治平等，也并非在修正案通过那天就实现，而是靠一场又一场诉讼、抵制与游行，才慢慢逼迫制度兑现承诺。这些事情，都不是建国之初就有的。
而我最喜欢的是第四章〈正义与判例法〉。
作者将前三章的制度历史总结为一个更根本的命题：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称为“建国”，关键不在疆域、政体或军事，而在于其能否建立一套具公共正当性的法理基础。
这套法理基础包括：法律为谁服务？法律为何具有权威？谁能界定正义？当这些问题的答案来自人民的集体讨论与制度设计，而非历史继承或殖民复制，国家才真正具备自主性。
美国的“二次建国”，即是这样一场漫长且痛苦的法理转型，它从一套建立于白人财产阶级之上的殖民法律体制，转化为可供各种族、性别、阶级参与的民主制度。而这样的转型，不靠革命，不靠军事，而是透过司法判决、修宪程序与社会抗争持续推进。
当美国有了“第二次建国”，我们却仍在追问：那么，台澎金马的“第一次建国”在哪里？
当然我们连第一次的建国都尚未完成，但如果要从作者的角度以及价值出发，也就是制度的意义在是否真实地落实那些重要的权利，或许我们也可以从大法官解释中寻求一些迹象。
我们来用三个解释作为依据。
第一个解释：我们能在共同体的范围落实投票权利。
在一九四八年第一届中央民意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民大会代表）选出后，因国共内战与动员戡乱时期的特殊情势，第二届迟迟无法改选。讲白话一点来说，政府认为就是在“大中国”选出来的代表，怎么可以在“台澎金马”重选。如果在“台澎金马”这块区域重新选出来民意代表，不就代表“台澎金马”实质独立？这要如何回应当时的“反攻大陆”这个政治话术？因此这批“资深民代”一任就是四十多年，被戏称为“万年国会”，导致国会一直没有改选，宪法所称的每三年国会改选，仿佛仅是一个口号。
就在一九八七年解严后，社会要求国会全面改选的呼声高涨，因此爆发当时最大的抗议：野百合事件。随后陈水扁等二十六位立委声请释宪，要求检讨“万年国会”的正当性。大法官作出释字二六一号解释，明确指出：民意代表应定期改选以反映民意，贯彻民主原则。大法官要求，除无法行使职权者应即解职外，其余“万年国会”成员应于一九九一年底前全数退场，政府须尽速办理次届选举。此举终结了“万年国会”，开启国会全面改选，推动民主化进程，被视为民主转型的重要里程碑。
从此我们的国会确认进入到“台澎金马”的组成，而不是“大中国”下的共同体，并且人民开始进入真正的选举时代。
第二个解释：宪法核心价值是“自由民主宪政秩序”。
然而在一九九九年，国民大会第五次修宪时，通过一系列争议性条文，包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修宪、延长民代任期、以及将国大代表产生方式改为依立委席次比例分配，被批评为“自肥修宪”，引发社会强烈不满。这次修宪被质疑违反公开透明原则、程序有重大瑕疵，且内容涉及代表性不足与利益冲突。立委声请释宪，要求审查修宪程序与内容的合宪性。
二〇〇〇年三月二十四日，释字四九九号解释出炉，大法官认为，修宪必须公开透明，让国民能监督代表行使权力。这次修宪不仅程序违规，还在本质上违反宪法当中的“自由民主宪政秩序”，因此宣告相关修宪条文无效，恢复原条文。
这号解释不仅纠正了“自肥修宪”的弊端，更确立了“自由民主宪政秩序”，告诉大家我们宪法里的核心价值为：“民主共和国原则、国民主权、基本权、权力分立原则”，成为台湾宪政民主的重要防线，即使是宪法，也不能违反之。
宪法的核心价值就这样被确立，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秩序共同体慢慢被书写起来。
第三个解释：我们是个婚姻平权的国家。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四日，释字七四八号解释公布，确认了法律需要保障同性婚姻，两年后，立法院通过《司法院释字第七四八号解释施行法》，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
平等的概念，更在这一次大法官解释中，突破前进。
回到本书，《二次建国》以法政视角回望美国制度史，指出建国不仅仅是开国元勋的决定或战争胜利的结果，而是一个自由、平等与参政权被逐步写进制度、落实于生活，将政治价值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设计，并不断扩充其适用主体与影响范围的过程。
作者并没有歌颂开国元勋的伟大，也没有浪漫化革命的浪漫色彩，而是将目光投向一个国家内在的制度重塑历程，让我们深刻理解真正的建国，源自于人民不断为正义奋斗、修补制度的持续行动。
若将这样的理论视角转向自身，我们或许会看到一种反向的历史曲线。在台澎金马这个共同体中，透过释字第二六一、四九九与七四八号等关键宪法解释，我们也许已经逐步建立起一套具有公共正当性的法理基础，并使民主原则、基本权保障与宪政秩序逐步制度化、社会化，一个具备公共正当性的法理基础正在这块土地逐步“落地生根”。
然而跟美国不同的是，我们所真正缺乏的，或许正是那个能在主权位阶与国体样貌上，为整个共同体划下清晰起点的“第一次建国”，一个由人民明确确认自身政治实体地位的创始性举措。
这样的缺席，成为我们宪政体系的悬缺，造就规范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在我们自称民主宪政的叙事中留下一道醒目的断层，于是乎我们仅能用一套不完整的语言，去描述一个本该完整的共同体。
我们还在等待属于我们的第一次。
（本文为《上报》授权《看中国》转载。原文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