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11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离开白宫时在华盛顿特区回答记者提问。（图片来源Win McNamee/Getty Images）
川普不灭俄罗斯，被人指责是因为惧怕普京，而是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美国历史上的最大败笔，就是一次又一次地选错“朋友”，塑造“敌人”，再试图用战争解决自己创造的问题。川普的“不战而胜”战略与务实外交，其实是对美国半世纪错误外交政策的一次大清算。
或许川普是站在一个更大的格局，来看当前的世界形势。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就明白了。
从苏联到中共 美国的“扶敌史”
二战期间，美国面对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咄咄逼人的扩张与欧洲沦陷的危机，被迫抛开对共产主义的本能警惕，选择与意识形态南辕北辙的苏联结盟，组成“反法西斯同盟”。为了打败纳粹这一共同敌人，美国不惜对史达林政权进行大规模军援——著名的“租借法案”援助中，苏联获得的军需物资位居前列，涵盖坦克、飞机、卡车、铁路物资与食品，几乎构成了红军后勤的一半。
这场被视为“正义之战”的合作，虽在1945年迎来德国投降的胜利结局，却未带来持久和平。纳粹的残暴被击溃，却迅速让位于另一个极权巨兽的崛起。苏联在战后趁势吞并东欧，建立共产铁幕，并在亚洲扶植中共政权，以极权对抗自由世界。华府在短暂的胜利喜悦后惊觉，自己刚刚扶植起的战争盟友，已转身成为更强大的长期敌人。
从冷战初期的柏林封锁、朝鲜战争，到古巴飞弹危机与越战，美国被迫将整个军工体系与全球战略布局，全面转向对抗苏联。五角大楼扩权、CIA全球行动、太空军备竞赛……这一切几乎都是从与苏联结盟的那一刻种下的因，而后开出了一朵五十年冷战的冰霜之花。
讽刺的是，这场长达半世纪的对抗与重金投入，最初的根源正是来自美国自己“在战略急迫中选择的盟友”。苏联不是外来的突变，而是当年华府为了短期胜利主动引入战局的“战略伙伴”。换言之，美国创造了自己的敌人，然后为此付出了几代人无法计数的代价。
1970年代，为了牵制苏联，美国再次启用“拉敌制敌”策略，与中共破冰建交。尼克森访华，被视为冷战外交的经典。但历史证明，这一招短期成功、长期灾难。今日的中共已非当年的穷乡僻壤，而是渗透全球、企图建立新霸权的红色巨兽，美国本身更成了被中共渗透最深的目标国。
川普的清醒与判断 不再复制“敌人养成计划”
当他说出“普京很聪明”“我可以和俄罗斯合作”时，外界误以为他在向专制强权示好。但实际上，在他任内，美国对俄罗斯实施了多项制裁、驱逐间谍、关闭领馆；只是这些行动并未被他用来渲染对抗情绪、激化冷战氛围。
当川普被问及：“谁是美国当今最危险的敌人？”他不假思索地将欧盟列为首位，这个回答震惊了无数人。毕竟，欧洲向来被视为美国最坚实的盟友，是冷战时期共同对抗共产主义的同袍，也是二战后“自由世界”秩序的共同奠基者。然而在川普眼中，这层“亲密关系”只是表象，掩盖不了欧洲实质上长年对美国的算计与背叛。
2025年前的几年里，川普在多个国际场合大胆放炮，不断揭露欧洲对美国的双面行径。尤其在北约峰会上，他毫不留情地痛斥欧洲诸国在军费支出上的“搭便车”行为——根据北约约定，各国应将GDP的2％用于国防，但多数成员国多年未履约。川普怒斥这种现象是“占美国的便宜”，并点名德国因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而沦为“地缘政治的俘虏”，批评英国首相梅伊对脱欧进程“软弱无力”，甚至不愿接受他的建议。
而当他接受CBS《面对国家》（Face the Nation）专访，再次被问及“美国最大敌人是谁”时，他直言不讳地说出：“我认为欧盟是敌人。”并补上一句极具挑衅性的评论：“看看他们在贸易上对我们做了什么。他们享受我们的保护，但从不支付公平的代价。”
川普这番话不是偶发情绪，而是一种有其逻辑的战略预判。他认为，欧洲看似是盟友，实则隐藏着取而代之的野心。一旦美国在地缘政治上失去主导权或出现空窗，欧洲将迅速转身，扮演起“道德警察”的角色，指责美国是“世界霸权的根源”，甚至可能联合第三世界国家构筑一套新型国际秩序来“遏制美国”。
川普更警告：如果美国在当下就对俄罗斯下重手、彻底毁灭这个战略对手，短期看似胜利，长远却可能酿成更大的风险——欧洲将成为下一个社会主义接班人。在历史的镜子里，这绝非杞人忧天。从法国的黄背心运动到德国社会主义党势力的崛起，从瑞典对中共的柔性包容，到西班牙、比利时对美国科技公司的打压，这些都说明：欧洲在价值观上，早已开始向左倾斜、甚至向中共靠拢。
川普一语道破本质：“欧洲表面温顺，你一转身，他们就开始骂你。”这不是外交不礼貌，而是一位洞察历史与国际权力博弈本质的领导者所做出的冷酷警告。欧盟不是当下最危险的军事对手，但极可能是下一个意识形态的背叛者与文明秩序的潜在颠覆者。
拉中制苏 下一个怪物是中共 “红色恶魔”
1970年代，美国为了对抗苏联，在冷战格局中祭出“联中制苏”战略。当时，苏联军力强盛、全球扩张野心日益膨胀，美国处于越战泥淖，急需重新布局全球力量。于是，在基辛格的主导下，时任总统尼克森决定破冰北京，将中国这个当时经济落后、体制封闭的共产国家拉入国际体系，试图用中国牵制苏联的扩张。
初看之下，这是一次“高明的地缘政治操作”：利用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裂痕与边境冲突，让中共在国际舞台上担任“战略平衡者”。然而，历史的教训证明，美国再次重蹈覆辙——像二战时扶植苏联一样，美国把中共从孤岛推上了世界舞台，结果却是“养虎为患”，并酿成了后来更难以收拾的后果。
与当年苏联不同的是，今天的中共政权不仅没有瓦解，反而借助资本主义的资源与技术壮大自身，打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混合型极权体制”：既保有一党专政的意识形态控制力，又能在全球市场上吸金掠利，挟资本与科技之力反制西方。
从“世界工厂”到“数位极权”的转型，中共政权在短短几十年间完成了从农村革命政权到全球科技霸主的蜕变。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1970年代那个靠外援续命的贫弱国度，它是：全球制造链的中枢；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的主力玩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与上百国家签订“一带一路”协议；更重要的，是它悄然渗透并改写了美国内部的政治与社会秩序。
中共的策略远比苏联高明。它不是公开对抗，而是以“和平台湾”“双赢合作”“气候伙伴”等口号包装野心，以金钱渗透学术、媒体与产业链，用孔子学院洗白红色文化，用政治捐款影响地方选举，用技术合作交换核心机密。
从华尔街的亲中金融资本，到好莱坞为中国市场自我审查的电影剧本；从硅谷巨头在中共压力下配合审查，到常春藤学府接受钜额中资后对中共人权问题保持沉默——这些现象早已说明，美国正被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红色巨兽”反噬，渗透得体无完肤。
川普看得极为清楚。他从一开始就拒绝将中共视为“战略伙伴”，而是一个有着清晰全球扩张目标、并企图摧毁自由秩序的红色帝国主义体制。他敢于公开与中共对抗，贸易战、科技封锁、外交围堵、对中资设限……这些措施都是要打破当年那个“联中制苏”错误的延续，阻止美国再次养大下一个摧毁世界秩序的怪物。
美国的教训很深：曾经联合苏联对抗希特勒，却换来半世纪冷战；又扶植中共对抗苏联，结果得到一个拥有全球话语权的极权敌手。如果今日再不觉醒、再继续幻想北京能和平崛起，那么自由世界将在不久的未来，面临最严峻的存亡危机。
川普说得直接：“中共不是竞争对手，是我们自己养大的红色怪物。”这句话，历史终将证明其沉痛与真实。
真正的敌人 中共才是文明对抗的主战场 它想毁灭全人类
川普任内，真正的敌人不是俄罗斯，而是中国共产党。他是第一位将中共明确定义为“主要对手”的美国总统，开启了一连串重大行动：
贸易战开打，征收关税、强迫技术转让调查；科技封锁，华为、中兴被全面围堵；病毒溯源责问，直指中共隐瞒疫情，造成全球大流行；取消香港特殊待遇，撕毁北京对港承诺的外交遮羞布；签署《维吾尔人权法》，直指中共种族灭绝行为；重整美军印太战略，明确部署对中防御前沿。
在川普战略蓝图中，俄罗斯是“已衰之敌”，但中共是“成长中之敌”，后者更难缠、更具欺骗性、也更容易动摇美国内部的根基。与其耗费资源去歼灭一个冷战遗老，还不如集中火力对抗真正正在进行中的红色渗透。
美国真正的灾难 自我幻想与过度道德化
川普也戳破了一个美国政治长期回避的事实：美国最大敌人不是外国，而是自己制造的敌人与道德幻想。
每一次“对抗专制”的军事或外交行动，背后往往掺杂过度理想主义，却忽视了实际后果。结果是：敌人没被消灭，反而更强；本土财政空虚，军事疲劳；媒体与学界自我反噬，自毁体系。
川普打破这套“美式普世主义”，主张“美国优先”“停止自我牺牲”，虽然招致主流攻击，却实为重新找回战略主权的必要路线。
川普不是普京的朋友，而是美国利益的清醒保护者
川普不灭俄罗斯，不是软弱，也不是投靠，而是历史与战略的清醒反思。他看透了美国数十年来一再陷入“自己扶敌、自己再打敌”的怪圈。今日中共的崛起，正是这种战略短视的苦果。
真正的敌人从来不是“与我们意见不同的人”，而是那些试图瓦解我们制度与精神根基的敌对文明。
而川普之所以在全球反共舆论中仍有一定人气与支持，正是因为他敢说真话，敢指出真正的敌人，也敢承认——美国最大的错误，就是自己创造了敌人。
重蹈历史覆辙 从苏联到中共 再到欧洲的幻想
令人遗憾的是，美国政界，尤其是主导外交与文化叙事的左派菁英，在面对极权主义时，始终未能吸取历史教训。他们一再犯下相同错误：高估极权的理性与妥协可能，低估其本质上的扩张性与颠覆性。
二战时期，美国选择与史达林的苏联结盟，是为了击败希特勒的纳粹德国，这或许出于战略现实的必要，但战后的雅尔塔协议与东欧红化却暴露出西方对苏联本质的误判。罗斯福政府相信与苏联的经济接触、战后合作，能够让莫斯科逐渐“正常化”，结果却是苏联铁幕降临，冷战全面爆发。
到了1970年代，这一错误再度重演。基辛格与尼克森奉行“联中制苏”，将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政权引入联合国体系，并逐步解禁贸易与科技合作。左派学者与媒体纷纷欢呼“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自由将带来政治自由”，结果中共既未民主化，反而借助西方资本与技术迅速壮大，最终成为今日世界上最强大的数位极权国家之一。
到了冷战结束后，西方左派再次将幻想寄讬于欧洲一体化与自由主义价值的“全球扩散”。他们坚信欧盟代表着一种比美国更先进、更“理性”的国际秩序，对其社会主义倾向、难民政策、能源依赖与文化马克思主义趋势视若无睹。这种不设防的信任与一厢情愿，导致美国在经贸、外交与文化战场上处处被动，反而助长了一个自诩为“价值高地”的欧洲，转向对美国的批评与制衡。
这些决策错误背后，其实都根源于一种相似的逻辑谬误：“善意可以感化极权，贸易可以带来民主”。这种充满启蒙时代幻想的观点，忽视了极权政体的真正运作逻辑：它们并非“尚未成熟的民主国家”，而是有计划、有意识地利用自由世界的开放性来削弱、渗透乃至颠覆它。
美国左派对这些极权政体的容忍，甚至是纵容，从来不是出于战略计算，而是一种深层文化自恋与道德优越感的体现。他们认为，只要自己足够开明、包容与和平，世界就会自然跟进，这种想法既缺乏历史感，也缺乏现实感。
川普所提出的“美国优先”政策，常被主流媒体描绘为保守反动、孤立主义的象征，但实际上，这一战略是对历史错误的清醒反省。他所强调的不是拒绝合作，而是明确划清价值边界——不是所有国家都能信任，不是所有贸易都值得进行，不是所有交流都能促进和平。
他所警告的，不只是中共的野心，也不只是欧盟的虚伪，而是美国自身在过去数十年中，一再出现的战略幻觉、制度天真与文化失忆。真正的危机，不来自外部敌人有多凶狠，而在于美国自己是否还能看清世界真实的样貌，并有勇气为之调整政策与价值观。
最大的敌人 从来不是别人 而是自己的傲慢与失忆
美国的衰退与危机，从来不只是来自外部敌人的强大，而更来自自身的历史失忆与战略傲慢。在每一个极权主义的壮大背后，都有美国精英阶层的一份助力——不是无能为力，而是自以为是。
历史一再证明，美国所面对的最危险对手，往往不是那些横眉冷对的敌国，而是那些曾被它视为“可以改造的伙伴”“可以驯化的竞争者”。从二战后扶植苏联抗德，到冷战时联中制苏，再到后冷战时代全力推动中共进入WTO、美欧共同推动“全球化”与“普世价值”，每一步都看似基于善意与理性，实则为虎作伥。
这并非单纯的战略错误，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幻觉：相信历史终将走向自由民主，相信对手最终会被制度感化。但现实却一次次用鲜血与代价告诉我们——极权从不会被感化，它只会利用善意、侵蚀制度，直到夺权为止。
今日的中共，正是这种幻想的最大产物。它并不是一个自下而上因为开放而变得自由的社会，而是一个借助全球化与自由秩序实现集权升级的红色帝国。它渗透的是资本市场，操控的是高科技，输出的是极权价值观；而这一切，无不源自美国当年的纵容与幻想。
再看欧盟，也逐渐显现出一种“文明伪善”的倾向：一边高举人权与多元的旗帜，一边在安全与经济上对美国高度依赖；一边接受美国提供的军事庇护，一边又在外交与文化上对美国指手画脚，甚至在多个国际议题上选择与中共合作。这种“吃饭砸锅”式的双面人形象，川普早已洞察于心。
从苏联到中共，从北韩到伊朗，甚至从欧盟的价值离经叛道中，我们都应该追问：美国这些敌人，是如何在“合作”“和平”“建设”的语言包装下，悄然壮大？又是谁，一次次在华盛顿、在哈佛、在纽约时报的编辑台上，为这些极权编织美化的辩护词？
这是一道必须诚实面对的灵魂拷问：美国是否还能从历史的错误中汲取教训，而不是继续被政治正确与文化虚伪绑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