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长城（图片来源: Adobe stock图）
【看中国2025年7月24日讯】【按：这个题目，中共和习近平死也不会去思考，中国境内“吃瓜大众”不敢也无力思考，而境外“敌对势力”惭精竭虑三十几年无结果，终于，曾经在白宫主持对华政策的“重庆状元”，给出了一份惊为天人的答卷《中共之后的中国》，干脆利落地摒弃当下中国种种无解难题，快刀直切“后共产”中国“宪政建制”一系列要害措施，这个《中国剧本》之荦荦大端：1、言论机制，2、民间社会，3、教育司法改革，4、宗教信仰自由，5、制宪，思路自然是“美国式”的，或者“余茂春式”，他不愧柏克莱加大的历史学博士；然而，习王朝风雨飘摇之后呢？当下坊间流传北京正在集体逼宫习近平，真真假假，无人思考“习后”中国，中国人问过“毛后”、“邓后”，好像没咋问“江后、胡后”，朝廷空空，不像溥仪退位时，袁世凯已经坐大，手下军阀好几个，而习后会“军阀混战”吗？“六四”后中国前途未卜，老百姓害怕乱世、暴力，“六四屠杀”后就是这种时局，民间恐惧令中南海吃了定心丸。我还是困惑于当下中国的无解难题，近来也没少议论，因为它们才是横亘在“余茂春方案”前面的拦路虎，乃是中共为“之后”设下的陷阱、困局，让“之后”无法来到的重重障碍，再次列出如下。】
一、中共听任习近平蛮干下去
注定不可持续的一种制度和统治方式，居然耀武扬威地存在了那么久。
中国三十年统治模式，在经验和学识之外，古今中外都没有知识可以解读它。甚至世界上所有的专制政权，都把中国视为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模范”。人们对中国的预测，误差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导致民主”、还在于三十年里预言“崩溃”多次，每一次都低估了这个政权的存活能力。
中共这个集权制度，穿越三道生死关隘——“六四”屠杀合法性危机、市场经济、互联网社会，不但毫发无损，反而被淬炼得前所未有的强大与邪恶，以致近现代以来西方学界积累的“专制集权”知识，皆无力解释这个“东方不败”：它如何可以一场饥饿接一场文革，然后要救“亡党”，却再来一场大屠杀，便迎来二十年经济起飞、贫富崩裂、阶级对立和道德滑坡，再升级为世界第二超强，同时也是苏联之后的新型集权。
它完全是一个怪物。
1978年至2013年，这四十年里，中国经济以10％的年平均速度增长，人均收入提高了10倍，约8亿人摆脱了贫困，婴儿死亡率降低了85％，人口平均寿命提高了11年。这是一次“大跃进”，所以中国有两个“大跃进”，一个在毛泽东时期，一个在邓小平时期。
第二次“大跃进”，专家界定中国推行的是资源耗竭式发展模式，而且是权贵集团拿走利润，留下垃圾。现在中国大的生态环境已经完全毁坏了，江河污染，洞庭湖、鄱阳湖干了；还有北京的雾霾；土地污染造成的食品污染，令中国癌症高发，超过世界任何国家。
二、暴富强权令纳粹失色
经济奇迹换来“两个丧失”，第一个丧失，中共是拿中华民族的大好江山，换取他们党的江山；
第二个“丧失”是中国人的心灵被掏空了，中共不准你有信仰，人的道德大滑坡——中国人的心灵家园也丧失了。
中国推行的资源耗竭式发展模式，山河破碎，道德沦丧，这个国家主义主导的“中国模式”的设计，从一开始就是挥霍中国资源，再挥霍人类资源，它成功以后的逻辑，就要开疆拓土、资本输出、万方来朝，所以2017年习近平上台，手握两个百万亿（100万亿国有资产和100万亿现金），中国下一步要五步“支配世界”。
后来人类遭遇的一场瘟疫，也检验了这个怪物。
三年前无论是它放毒还是失手泄毒，它极其成功地让全世界染毒，感染人数五点四四亿、死亡六百三十三万，而西方至今抓不到武汉病毒的证据；中共也可以将一个两千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彻底封死，其控制能力已令前面的纳粹德国和斯大林苏联望尘莫及。
中共不肯改变，放弃权力，习近平是他们最好的选择，所以二十大他还会连任。
三、民间“躺平主义”
民间消极抵抗，也反应了这个怪物的强大。
“岁月静好”死掉了以后就来了“躺平主义”，
三十年盛世，北上广不相信眼泪，京津冀得有个好肺，
岁月静好是体制与民间共谋的一种矫情，
抗争乃少数勇敢者所为，代价惨烈，“七零九”律师是代表。
民族主义洗脑成不成功？不知道。
民粹主义有明显代际划分，老三届怀旧红歌，也熟悉毛时代的物件，
三十年后年轻人对独裁、个人崇拜、红歌红旗反而陌生了，
而且，中国人最大的愿望，一是要改变，二是不要流血和乱世，“六四屠杀”后就是这种心态，暴力是否会发生，同我们的愿望没有直接关系，它是一个偶然性很大的政治过程；但暴力的温床，又直接根植于社会的思想、观念中。
四、暴力在中国未来变局中可能性，这是“转型”前面最大的一只拦路虎
1989年的东欧和1991年的苏联，都是基本实现了非暴力转型，提供了共产制度和平演变的先例，使整个世界大松一口气。但是，第一，这个后果恰好是一次大规模暴力所付出的代价，即中国天安门屠杀引起的强烈反映起了一定的遏制作用。第二，东欧和苏联虽然在旧政权坍塌的一刹那间避免了暴力，却出现了暴力滞后的现象，如南斯拉夫已经爆发内战；而在俄罗斯普丁治下，如今西方最担心的是它那庞大的核子武器失去控制。
更加看不到未来中国转型中暴力因素消减的迹象。
第一，中国军队的传统是“党指挥枪”，而苏联、东欧的军队有一定程度的国家化，“六四”以后这支暴力工具越来越单纯到只为执政者服务，而且只被极少数老人党所控制，连“党指挥枪”的原则也不复存在；
第二，权力高层宫廷政变不扩散暴力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它的前提是要有控制全国军队不致分裂的权威人物，这样的人物要不了几年就不存在了，靠没有军人资历的文官和太子党接班，只会导致军人无所忌惮的局面，重演华国锋和”四人帮”的故事；
第三，军权的承继问题，在老人身后将无规则可循，因为它既不属于国家，也不属于党，会成为日后军事首长搞政治交易的资本，暴力根源从一个中心扩散为无数各中心；
第四，民间暴力因素的增长，是“六四”的直接后果，而中国执政当局一直没有抑制大规模街头运动的非杀伤性手段，一有风吹草动，就得动用大兵团和重武器，造成大规模杀伤。
第五，社会具有中间力量和中间架构的平衡作用，才避免暴力和乱世。这种Balance的存在，是政治妥协机制和游戏规则的支撑，缺了这一层，就无法使社会恢复客观性和公正性，通过规则来重新确认新的合法性，只能任凭暴力循环。辛亥革命以后，就是这种情形。旧的社会构架已经倒塌，中间力量太弱，只能是枭雄们的天下。政治本来就是不同社会利益之间的一种讨价还价(Bargain)，传统政治只是依据实力，而民主政治是依据民意。一旦启动暴力，这种Bargain就中断了，只凭武力说话。今天，中国的中间力量在哪里呢?从89年的天安门运动来看，要么它几乎不存在，要么比清末民初还要弱小。
因此，我觉得在未来中国的转型中，引发暴力或暴力滞后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像中国这样的没有中间力量的社会，有能力使用暴力和有能力制止暴力的，都是一个力量，即执政者。同时，执政者用以压制反对派的有效手段，和反对派可能用以抗衡的手段，也只有一个，即暴力。全能主义式(Totalitarian)的统治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和社会控制上，已经不再是“全能的”了，可是，恰好是这种状况，使得执政的共产党不能再凭借意识形态来控制社会，只剩下暴力手段。这正是全能主义统治解体的一个特征，我们虽然希望避免暴力，却不能对非暴力转型抱太多的幻想。
第六、“军队国家化”是最关键性、也是最神秘的要害
“六四”三十周年之际，《纽约时报》发表了一个重头报道：‘前军官谈“六四”：派军队清场，就不好再出牌了’，说“前解放军报记者江林首次打破沉默。”
她讲的是“七上将联署反对戒严信”的细节，今天来看，这近乎一次“流产的兵谏”，江林对《纽约时报》说：
‘我说哪儿用这么多部队进来，13个还是16个集团，一个天安门需要这么多人吗？他们说怕兵变。这七个上将在战争年代都曾经是这些部队的直接首长。
问：听说一个是怕兵变，一个是所有的部队都参与，谁也逃不开责任的。
答：对，但主要是兵变。’
虽然在三十年前，这就是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然而将其置于今日“军队国家化”题目之下，其中可以诠释的含义就太多了。江林的陈述中有以下要点：
1、张爱萍说，在七个上将之前他单独给中央军委写过一个报告，那时候还没有戒严，他让这些领导去跟广场的学生对话，不要跟学生那么对立，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搞学生运动的，为什么现在就不能跟他们对话呢，要把他们当敌人呢，看着这么多孩子在广场绝食、生病，对他们的诉求置之不理呢？
2、江林看过这份报告的草稿，应该有1000字左右，后来七个将军的信很简单，就两句话；
3、报告送给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
4、赵紫阳是军委常务副主席，虽然他行政上是国务院总理、总书记，但是他在军队的这个职务，基本上是虚的，他很谨慎，基本不过问军队的事情；
5、张爱萍先一个人上书，后来七个将军上书，是他领头，起草人是他的儿子；
6、当时军委没有反应，他很生气，才有了第二次联名的事情；
7、“六四”第二天，6月5号，叶飞上将让他的儿子开车一起到张爱萍家，一进门就哭，说爱萍啊，我们的军队完了，向老百姓开枪了；
8、《纽约时报》问：这些将军的第一任务是保护共产党、保护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吗？江林回答：我觉得没有。如果有的话，应该去纠正他们走错的路，不要往这条路上走，你们往这条路上走，就是违背了初心，就是一种背叛。从我记录的那些人，同情我的那些人，都是军队高级干部，他们也是不同意的；
9、军队高级干部里面，抵抗的情绪很普遍。江林举例，将近一年的时间，北京三总部军队机关的干部都不敢穿军装出来，甚至他们在军队的办公楼里都穿便衣。你只要穿军装出来就会被老百姓打啊、骂啊。
关于“七上将联署反对戒严信”（叶飞、张爱萍、萧克、杨得志、陈再道、李聚奎、宋时轮）全文是：
“首都戒严部队指挥部并转中央军委：鉴于当前事态极其严重，我们以老军人的名义，向你们提出如下要求：人民军队是属于人民的军队，不能同人民对立，更不能杀死人民，绝对不能向人民开枪，绝对不能制造流血事件。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发展，军队不要进城。（签名）1989年5月21日。”
然而更重要的，是邓小平化解了这次“兵谏”。
《七上将上书》被印成传单广泛散发，造成很大影响。就在他们发出联名信的第二天，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刊登聂荣臻、徐向前两位老帅答复中国科技大学部分学生的讲话称：“戒严部队绝不是针对学生来的，希望同学们不要听信谣言尽快返校复课。”以元帅压上将，消除七上将上书事件影响的用意，显露无遗。
在反对戒严七上将中，张爱萍、萧克、杨得志、宋时轮四人是中顾委常委。5月26日，中顾委主任陈云主持召开中顾委常委会，号召老同志支持戒严。27位常委中，张爱萍、李一氓、李德生、黄华、程子华等5人“因病因事”请假。《八九天安门事件逐日大事记》称，他们因对戒严和处置赵紫阳的做法有意见而请假。这句叙述有误，程子华不反对戒严。《人民日报》当时报道这个会议时特别提到，请假的程子华“给会议打来电话，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动乱的正确决策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梳理一下：
1、以元帅压上将，实际上是借元帅之口行骗：“戒严部队绝不是针对学生”，说明在“党指挥枪”的结构下，两个元帅仅是木偶而已；
2、萧克、杨得志的事后解释，但并未改变初衷，
3、将军们明显地都不敢跟中央“对着干”。
但是，“七上将”事件的含义是：
1、解放军镇压老百姓，天理难容，这个”天理”普遍存在于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心中，这是中共再一次“动刀子”的一个巨大障碍；
2、军队也曾“抗命”，如38军，但是“党指挥枪”的结构，令解放军最终背上“屠杀”罪名，解道唯有“军队国家化”一途，即军队不为任何一个党派所指挥；
3、军队国家化，不能指望高级将领的良知，而必须走宪政的道路，写进宪法里才有保证。
第七、今天的困境
我曾采访姚诚，他说：
习近平上台后对军队的体制编制进行的重大调整，实际上也暴露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从体制编制的调整上来看，七大军区变成了五大战区，战区应该是处于战争状态下的称谓。
既然是战区，就应该有参战的主体双方，军队是这个主体的一方，那另一方是谁？应该说中国大陆目前是处于和平时期，那只能理解为手无寸铁的百姓是解放军的作战对象？
如果说这是一个笑话他就是一个笑话，但仔细分折起来还是真的是这么回事，从维稳费超过军费这个现象也能看的出来，中共对镇压国内反对派的重视程度也超过了国防的程度。
实际上战区只是军委的一个前线指挥所，除了作战指挥权外，一切权力尽失，这才是习撤销军区，成立战区的真正目的。
姚诚的意思是不是，习近平通过“军区改战区”，而“杯酒释兵权”，解构了解放军的旧结构，从而消除了对他的威胁？但是他达到了控制军队的目的？大变来临，这支军队听他的指挥吗？
五《中共之后的中国》
文章由哈德逊研究所7月16日发布，主笔是余茂春教授。中共垮台，真的可能吗？
报告强调，中共垮台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的问题。而且最可怕的是，它不是慢慢倒，而可能是一夜之间突然变天。
但哈德逊报告直接告诉我们：美方的完整应对剧本，早写好了，各部门甚至已经演练起来了。首先，美国不会立刻大兵压境，而是派出CIA和陆军特种部队，快速进入中国关键地区。他们不打仗，而是抢占信息、稳住局势，找到可以合作的力量，比如少数民族组织、宗教团体或体制内改革派。
美国还设计了“分区接触”战略。如果中国各地自立，比如新疆、西藏或广东出现地方政权，美国不会急着扶植中央政府，而会分别建立联系，避免新极权的崛起。换句话说，美国希望中国先地方自治，再逐渐整合。
美国的“中国剧本”早就在桌上，准备得非常细致。他们不是坐等中共倒，而是在等时机成熟，就立刻出手，确保中国不会再陷入独裁的深渊。
但除了稳定局势，美国还规划了一套从根本上协助中国民主转型的方案。
美国目标不是接管，而是帮中国完成真正的民主转型。怎么做？五个核心工程：
第一，建立真正的媒体与言论自由。报告建议中共垮台后，美国和国际社会立刻帮中国建立独立媒体，终结审查，让老百姓真正有地方说话。
第二，重建民间社会。过去中共把非政府组织、公民团体、宗教团体打成“敌对势力”，其实这些组织才是社会的支柱。一旦摆脱打压，它们将快速帮助社会恢复秩序。
第三，教育和司法改革。中共的教育体系和法院，几十年都在服务于维稳和洗脑。报告强调，新政府必须彻底终结洗脑教育，让司法真正独立于政党，保障公正。
第四，恢复宗教与文化自由。中共最怕的就是信仰，因为有信仰的人难以奴役。所以报告建议一旦政权垮台，立即废除宗教限制，开放寺庙、教堂，归还被没收财产，让流亡宗教领袖回国重建信仰自由。
第五，协助中国制定新宪法，走向宪政民主。新宪法必须保障多党竞选、司法独立、人权保障，还要通过全民参与的“制宪大会”共同起草，而不是某个领导人闭门造车。
这么大的任务靠美国自己肯定不行，所以报告特别强调，美国会联合台湾、日本、韩国、澳洲、联合国、五眼联盟甚至印度，共同组成“多边稳定联盟”，一起守护中国的和平过渡。
（本文转自光传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