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旗（图片来源：GREG BAKER/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5年9月2日讯】（一）
5月底，我刚从林县回到北京，干就悄悄地告诉我，邓拓已于17日自尽身亡。我们既然没有勇气步他的后尘，就只好听凭命运的摆布，“盼望最好的，等待最坏的”——多年来，我也接受了干最喜欢的这句格言。
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了抹黑脸、戴高帽子、罚跪、剃阴阳头、拳打脚踢等事。我随着出版社的革命群众乘大卡车去北大取经。在校园里，我第一次看到挂牌子示众的，那就是北京大学的党委书记彭佩云。各地前来串连者，将偌大一座最高学府挤得水泄不通，不消说，他们回去后，立即会在全国各个角落如法炮制。
尽管文件说，这次斗争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派，我们也仍是忧心忡忡，生怕我们这艘“方舟”会在这次风暴中翻掉，惶惶不可终日。
果然，6月下旬，上边宣布出版社一批人要集中到西郊的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名单上既有党员领导，又有像干这样戴过帽子的人。
走的那天，我茫然地帮他整理了简单行装。过几天，荒芜就来串门了。他刚一听到干已经“集中学习”去了，登时吓得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了。他连坐都没坐，连忙嘱咐我一声“千万别对人说我来过了”，掉头就神色慌张地走了。
我蓦地意识到，说不定荒芜听说过“集中学习”意味着什么。
周末，干忽然回家来了，而且是笑嘻嘻的。他告诉我，在社会主义学院集中的，共有七百多名，除了各单位的党委成员，还有文化部副部长，以及作家、翻译家、演员、音乐家、戏剧家、画家等等。吃得好，睡得足，不打不骂，只学习反修。我也不知道干是故作镇静，好让家里人放心呢，抑或确实是那样。不摸底，我只能竭力往乐观的方面想。犹豫再三，我还是把荒芜受惊的情况告诉了他。我怕他过于乐观，局面万一发生变化，精神上会整个崩溃。
业务虽然停了，出版社可不能没有领导，所以一批空军进驻了。他们也不知道这场运动该怎么搞法。除了一遍遍地叫我们学习《毛主席语录》，就是带头搞卫生。从办公室到过道楼梯厕所，真做到了纤尘不染，建社以来从未这么干净过。
（二）
日本文学翻译界，有两位泰斗——周作人和钱稻孙。自50年代起，出版社每月预支给他们生活费，出书后由稿费中扣除。回京后不久，我接连收到周、钱二人的亲笔信，说6月份没收到生活费，问我是怎么回事。其实我下去参加“四清”前，二人的生活费已分别被砍掉了一半，文革正式开始，就索性一分钱不给了。我把原信转给财务科，当然没敢回信。
此事倒使我联想起干的情况，意识到他在逆境中的口头禅“是福是祸很难讲”有一定的道理。干被划为右派后，原定不要他下去劳动，而留在北京为出版社翻书，按月领生活费。后来又改为赴农场监督劳动。当时，他十分想不通，认为是出尔反尔，不守信用。他还是咬咬牙下去了。1961年又被调回来，降了级，但仍是出版社编译所的一员。倘若当年他也像周、钱那样，成了编外译者，浩劫一来，他又无书可译，会一直失业到1979年。那年头隶属一个机关，毕竟比待在街道上安全多了。机关干部多少还有点顾忌，最倒霉莫过于落到街道手里。那阵子谁只要混上个红箍，就可以为所欲为。“红八月”中，我亲眼看见被打得头破血流的张友松（马克．吐温研究家及译者，像周、钱那样，也是出版社的编外译者）跑到出版社来要求庇护，但碰了钉子。听说他的一只眼睛就是这么打瞎的。周、钱的下场当然更惨，前者勉强活到次年，后者于“红八月”后不久就咽了气。
（三）
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十六条》，其中规定“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然而武斗正是在这之后蔓延全国的。
8月中旬，干等将近二十人被几个“戴红箍的”从社会主义学院揪回本单位来批斗。他们刚一下车，从社长许觉民起，每个党委成员均被扣上一顶尖帽游楼，干等“牛鬼蛇神”（其中包括长征干部冯雪峰）尾随于后。有人觉得不过瘾，还把一个字纸篓扣在翻译家金人头上。总编辑韦君宜是游楼者当中惟一的女性。我看到她两腿发软，几乎要瘫倒在地。两位女空军奔过来，从两旁搀着她走，硬是逼着她游完了楼。这位出身于天津名门的女共产党员，十七岁考上清华。家里准备将来送她留洋，她却不等大学毕业，就自觉地背叛了自己出身的家庭，投奔了延安。她有什么罪？
像一阵龙卷风似的，机关、工厂、学校、街道，统统发动起来了。
突然间，住在东四八条的我母亲那里也出了事。
她是一位孀居的家庭妇女，住在一个小跨院儿里，安安静静地过日子，与世无忤。1958年，大院子里办起街道工厂，母亲为人慷慨，夏天，经常请工人们吃西瓜，又张罗着在自己的炉子上给这个热饭，给那个烧开水，从未跟谁闹过矛盾。
干幼年失恃，生活中一直渴望有个母亲。婚后，他同我母亲相处得很好。看到老人家每天要从中院的自来水管往缸里提水，十分吃力，就为她买了胶皮管。他于1956年陪外宾，从杭州给她买了漂亮的阳伞，并从广州给她带回凉席。母亲也十分疼爱这位女婿，他的每本译着她都读过。
母亲的头发是天然鬈曲的，直到老年，基本上是黑油油的。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一笑就露出一对酒窝。有一天，母亲到朝内市场买菜，看到有鲜荔枝，就为孩子买了两斤，给我送到出版社，她正要在传达室给我打电话，适逢我的组长高骏千外出归来，就托他把荔枝带交给我。组长是新加坡归侨，说自己的妈妈也注意穿戴打扮。他在办公室里将我母亲那天的装束细细地形容了一番：身穿墨绿色薄呢短袖旗袍，配一副同色镂空长手套，肉色丝袜，鹿皮半高跟鞋。
六四年初秋，干在东四新华书店参加一个月的卖书劳动，我母亲突然给他送去一盆自己精心栽培的菊花。书店的售货员听说那是干的岳母，年已近七旬了，怎样也不信。他们以为她只有五十开外。母亲事后告诉我，送花是为了庆祝干摘帽，那天她从东四走到王府井去买东西，接着又一直走回家。
干常和我念叨，再过几年，得把妈妈接来，好好孝敬孝敬她。但我觉得她越来越硬朗了，肺病痊愈后，每天加强锻炼，走路健步如飞，短期内不会同意和我们住在一起。
但是，罪恶的魔爪连这么一位善良的老妇人也未放过。“红八月”中，她那小院的栅栏门上糊满了大字报。她的罪名就是大女儿在美国，因此，她本人也就是特务、间谍。既然她和大女儿还通信，就必然送了“情报”。“戴红箍的”对她大打出手，逼她交出电台。
22日，单位又勒令我把母亲送回家乡贵州去接受改造。我立即为她准备好路费，次晨跑到八条去，打算为她办理迁移户口。当时我想：既然已落到这步田地，就只好先回去避一避，也比成天待在这里挨打强。那里沾亲带故的，老老少少总有几十口子。
院里有几个人却拥过来说：“那就便宜了这老妖婆啦。我们没有斗够之前，决不能放她走。”
小时家里养过猫。猫捉到一只耗子，总要捉弄它半天，放它跑了，又扑上去。把耗子折腾够了，才慢慢吃掉。
那阵子我母亲犹如这样一只猫爪下的耗子。然而狰狞的猫是一大群，而不是一只。
在“红八月”中，有些人的“革命性”代替了人性，不把这无辜的老人折磨死，绝不罢休。
他们一夜之间变成了嗜血的饿狼。
（四）
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以及日本作家小林多喜二的《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等作品里，均有抄家的描写。贾赦凤姐等确实触犯了王法，铁证如山；而小林笔下的人物也是坚决地要推翻军国主义政府，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对当局构成威胁，所以他们才狗急跳墙，下毒手。
文革时被抄家者却均是本本分分的老百姓，查抄只是为了掌握“罪证”，捏造罪名，把残酷迫害甚至凶杀合法化。从这一点来说，文革的做法确是“史无前例”的。
8月23日傍晚，我刚吃罢晚饭，从食堂出来，出版社一个“戴红箍的”便告诉我：“晚上的学习不必参加了，马上回家去看看，红卫兵抄了你们的家，把萧乾也揪斗啦。”
真是祸不单行。我一直惦念着母亲，原想学习结束后跑去看看她，没想到家里也出了事。及至我赶回去一看，两扇大门大敞着（抄家后街道上勒令，从那天起不许关门，他们随时都会再来揪斗）。大门和两旁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五间南屋贴上了封条，隔着玻璃一看，所有的书架、柜子都被推倒了，凡是能撕能砸的全成了碎片和渣子。除了房屋未坍塌外，大概遇到八级地震也不过如此。至于院中的鱼缸、睡莲、葡萄架、苹果树，以及那些花花草草，全被践踏成稀巴烂。
姐姐、荔子和桐儿抱作一团儿，坐在小西屋的床上瑟瑟发抖——尽管那天酷暑还在施着淫威，人们尚穿着单衣。
“刚吃完午饭，他们就冲进来了，派几个人去出版社把亚克桑押回来，剩下的人搞打砸抢。”姐姐边指院心中那张八仙桌，边说下去，“他们把廊子上的八仙桌，拖到那儿，罚我和亚克桑在上面跪了老半天，还给亚克桑挂了个大牌子。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那么大仇恨，连平常咱们老锁着门都成了罪状。本来有人大喊：‘给她剃个阴阳头！’剪子都拿在手里了，硬把我从八仙桌上拽下来。正要动手的当儿，街道主任跑过来说，他们院里还埋了珠子。大家以为埋的是珍珠呢，就拥过来，推推搡搡地逼着我铇出来。那大概是今天抄家拿到的最大的罪证了。”
原来在揪斗两个大人时，街道主任曾将荔子和桐儿叫到一边，强迫他们揭发爸爸和三姨。孩子说：“三姨埋了珠子。”
那两串念珠还是四姐于1947年离家时留给我们的念物。当天早晨去上班前，我有了预感，就嘱咐三姐，《圣经》、念珠什么的，赶紧妥善处理一下，免得抄家时惹麻烦。22日晚上从离家不远的南沟沿菜场旁走过时，我看到一户普普通通的人家，竟被抄得连双筷子也没给留。我立即想道：我们恐怕是在劫难逃了。我们就像是林县山村的“割尾巴户”。土改时倘若村里有几户地主富农，决不会轮到那几户上中农去挨斗。我们这几间房，要是在王府大街、南池子一带，就毫不起眼了，然而在这贫民聚居的地区，势必树大招风。为了占我们的房子，分我们的东西，周围的群众决不会让我们“滑过去”。
那些“戴红箍的”查抄了几个小时，连洋灰地都凿得到处是大窟，也未找到可疑之物，现在拿到念珠和未烧尽的《圣经》残页，就“证据十足”了。幸亏他们把注意力转到这些“罪证”上，才将剃阴阳头的事抛在脑后。
姐姐还说，墙上挂的十一个镜框一股脑儿给砸烂了，并从毛主席像后面扯出英国版画以及垫在最底下的圣像，说是故意把这些东西压在主席像后面来陷害主席，是现行反革命罪行，就连同主席像一道拿走了。
那些镜框都是我们那个古老家庭的遗物，1951年搬到八条后，堆在小厢房的过道里。亏得母亲爱卖东西，1959至1961年间，因自然灾害造成物资短缺，收购旧物者经常上门，她就把公公在广西和山西当县官时穿过的袍子、靴子，以及婆婆的头饰、衣服，变卖一空，用来买点营养品。那些东西倘若还在，我们一家人说不定都会给扣上“企图复辟封建王朝”的罪名。抄家风猖獗时，人民出版社就有个老年女编辑，跪在楼后，砖地上铺着她亲手写的认罪书，请求伟大领袖和革命群众予以宽恕。她是清朝某大官的后裔，从她家里抄出了一些遗物。
我母亲处理东西时，将旧明信片、镜框等堆在一边，准备当做垃圾扔掉。我舍不得，就一塌刮子给搬回来了，岂料这下酿成大祸！其实那些圣像同时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名画，有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米开朗琪罗的《最后的审判》，以及拉斐尔的《西斯庭圣母》和《基督显圣容》等。
倘非有个单位，那阵子干的命说不定就送在随便什么人手里了。出版社派了两个人陪干一道回来，挨完斗后，又把他押送回“牛棚”。同时搬走了两箱子查抄物品，包括那些明信片、干从英国带回来的防毒面具以及当随军记者时苏联红军送给他的战利品：几枚纳粹勋章等。
幸而是夏季，我们四个人挤在给平日住校的老大睡的小西屋那张床上。两个孩子睡得很不安稳，不时地被惊醒。我和姐姐吃了几次安眠药都不管事，通宵达旦地未合眼。
荔子那时才十一岁半，桐儿不满十岁。我进门洞时，就看见那里竖着块小黑板，上面用白粉笔写着歪歪拧拧的两行字：
狗崽子，
老子反动儿混蛋！
那块小黑板还是1954年为老大买的。他入附近的象鼻子坑小学后，干每天早晨在黑板上替他写好注意事项，然后才骑车到草厂胡同的译文社去上班。那时他多病，冬季净发烧请病假。我便用彩色粉笔为他画幅天安门，让他躺在他那绿色的小木床上看。
搬到豆嘴胡同后，这块小黑板又给老二老三用了。1966年放暑假时，姐弟二人都带着全班第一名的成绩和奖状回来了。我给他们各买了一个大本子，将所有的奖状一张张贴在上面。他们都是三好学生，第一批戴上红领巾，双双当上了中队长。
8月23日，两个孩子幸福的童年就这么宣告结束了。
（五）
干是个遗腹子，寡妇妈是个受气包，然而妯娌之间也只是听些冷言冷语，还没有人这么侮辱过娘儿俩。周围的人也一样穷，有的或许更穷。他妈妈是病死的，不是给逼死的。他做了孤儿后，还有老姐姐给予他温暖。他住校后，被子薄得不足以御寒，比他家境好一些的同学就主动送来棉大衣盖在他身上，寒暑假还接他去家里住。
干的童年是凄凉的，但他不曾经历过这种性质的恐怖。他一直希望孩子们能比他幸福。而荔子和桐儿呢，分明父母双全，可他们所遭遇的，要比干的童年还要惨！
在这之前，两个小的对爸爸的右派问题一无所知，连干进入“牛棚”受审查一事我都没忍心告诉他们。在孩子们的小心坎儿上，世界上只分作“好人”和“坏人”。每次带他们去看电影，他们都一个劲儿地问我，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但我又怎么好对他们说“你们的爸爸1957年被打成为坏人，其实他是好人”呢？
至于老大，倘非1966年干脆取消了高考，我估计他在升学考试上会受挫折的。1959年我在南城的菜站劳动，结识了一个师大女附中毕业生。她说她和胡风的女儿晓风是同窗，晓风的功课特别好，门门考第一名。但是没有一家大学敢要她，最后只得到一家小小的化工厂去工作。我还听说，1965年的高考中，第二外国语学院的阿拉伯语系只录取了一名小业主的女儿，其余的清一色是贫下中农子弟；那个小业主出身的还是为了体现“重在表现”的政策而破格录取的。
8月23日刚好是老大的十九周岁生日，事先说定晚上一道吃面，我还叫他把棉被带回来，替他拆洗。事后才知道，下午四点来钟，他夹了被子来到家门口。只见院里正对爸爸和三姨高声批斗，吓得他转身就跑。他在护城河边上傻坐了半天。他并没打算跳河。他水性那么好，又有一米八三的个头，那么浅的水，也淹不死他。他是爱这个社会的，也爱诗。1960年暑假，我带着他住在宝钞胡同那间小平房里时，曾惊奇地发现，三十七首毛主席诗词他全背得出。
他在河畔孤零零地坐到天黑，饿着肚子只身又返回二十六中。他想的是：没家啦。
幸运的是我们三个子女都只是逆来顺受，却不曾像有些人家的子女那样起来造我们的反。有一对从日本回来的爱国华侨，蒙受国际间谍嫌疑，被抄家，挨打挨斗，他们都咬着牙挺过来了。后来在中学住宿的两个儿子竟领着一帮红卫兵来，将爹妈狠揍一顿，扬长而去。这两个少年图的是自己可以不再当“狗崽子”，以为这样就能与父母划清界限，并加入红卫兵队伍。做父母的呢，对来自陌生人的侮辱尚能忍受，但挨亲骨肉的打，使他们对人生绝望了。这对夫妇抱头痛哭一场后，双双上了吊。
这样的人间悲剧太多了。
我曾亲眼看见出版社的一位办公室主任怎样挨儿女的打。他们能够追到社里来打她，在家里就可想而知了。当年9月，干那个在北医三院工作的六堂弟满脸惧色地告诉我，前不久他曾被拉去观看红卫兵逼迫儿子打爹妈的惨状。多少天来，红卫兵打人打得手都酸了，就想出这么个点子。六堂弟说，做爹妈的被打得浑身没一块好肉了，鲜血直流，还是一声不响地忍受着。只要儿子由此而能得点好处，他们自己不惜肝脑涂地！
真是舐犊情深啊！
六堂弟告诉我，事后红卫兵还要他谈感想。他只好违心地说：“我支持这一革命行动！”
可是当天晚上他做了一宵噩梦。他家既未被抄，他也未进“牛棚”，然而这些骇人听闻的残酷行为给他的震动太大了，因而神经受到刺激，直到三十七年后的今天也没恢复神智。
解放后最流行的一句话是“大义灭亲”。我自己对父母未能做到这一点，结果我们培养出来的孩子们也不肯“灭”我们。干小小年纪就做了孤儿，当然无亲可“灭”。但我相信，即便他父母在世，他也决不肯为了文革这个“大义”去碰他们一个指头。
我们是用音乐、绘画来陶冶孩子们的性情的。在“方舟”住的那四年，家里还有一架干从英国带回来的电唱机。干为孩子们买了大批革命歌曲的唱片，他自己则时常听他从国外带回的几百张西洋古典音乐唱片。他并不认为这两种音乐是势不两立的。记得孩子们最爱听的是《刘三姐》和舒伯特的《魔王》。
干还有一支八孔直笛，他又买了几支口琴，有时和孩子们合奏一些曲子。荔子的钢琴长进不大，有一阵却迷上了三弦，并拜三大爷（即干的三堂兄）为师。干在少年时代反抗过三堂兄，到了晚年，这对堂弟兄的关系已说得上是融洽了。他还真是个热心的教师。
陈梦家、赵萝蕤伉俪来赴家宴时，赵先生曾在这架钢琴上奏过《月光曲》，荔子被那迷人的乐章陶醉了。赵先生说，她从六岁起就学钢琴，学到十六岁，才悟出味道来。我也相信，迟早有一天，荔子会爱上钢琴的。但是，没等那一天的到来，周围变成了红色的海洋。
在大批判时，还说我们这样来培养孩子，是彻底“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