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会堂前（图片来源：WANG ZHAO/AFP via Getty Images）
中共常说：枪杆里面出政权，中共也经常宣扬是如何通过武装暴力获得政权的，也就是说中共的政权不是民选出来的，中共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并且中共是靠用武力和暴政对中国人民进行欺压和残害来维持其政权的，所以中共是中国人民的敌人！
据康德与哈贝马斯的公民伦理：一个政府若系统性地剥夺公民自由、制造恐惧、阻止社会自我表达，它就是人民的敌人，因为它违背了人作为目的的尊严。
“敌人”在此不是情绪词，而是政治与伦理判断：它意味着这个政权与人民的根本利益、尊严与未来相冲突。
事实如下：
一、政治合法性分析 - 民选vs.武力夺权
历史事实：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建立政权，并非通过选举程序，而是通过长期内战取得军事胜利。
理论分析：根据政治哲学的主流观点（洛克、卢梭、哈贝马斯），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
当一个政权不是通过民意授权、而是靠强制与暴力获得权力，它的合法性只能被称为“事实上的权力”，而非“合法的权力”。
因此：从民主法理角度，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存在严重缺陷，因为它缺乏自由选举与民众授权。
二、国家与政党关系 - “党等于国家”模式
中共政体采用的是党国一体制，即政党控制国家机器、军队、司法与媒体。
这一体制下，国家利益与党利益被强行绑定，导致：
政治异议=对党不忠=对国家不忠
这种等式破坏了“公民—国家”的自然关系，使党凌驾于人民之上。
实证例子：政治异议人士（如刘晓波、许志永）以和平方式表达公民权利，却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公民社会组织被系统性取缔；网络舆论、媒体监督被严格审查。
这些现象说明，中共政权确实将自身利益置于人民权利之上。
三、暴力与控制机制 - “枪杆子出政权”逻辑的延续
中共建政后持续依赖暴力维系统治：
1950年代“镇反”运动、土地改革大规模处决地主；此运动本质上是政治清洗与社会财富再分配，地主阶层的土地、房屋与财产被没收。死亡人数在120万至200万之间，部分地方为完成“指标”，滥捕滥杀。同时，被劳动改造或长期监禁者超过500万人。
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打击知识分子；官方未公布死亡人数，但邓小平在1981年内部讲话中承认“文革造成两千多万人受到迫害”。国际与中国流亡学界普遍估计：死亡人数在150万至300万之间；若包含被迫害致残、失踪、终身监禁者，总受害人数超过3,000万。主要死因包括公审、殴打致死、饥荒、劳改营与“自杀逼迫”。
1989年天安门镇压学生；官方声明仅承认“约241名平民与军人死亡”，但未公布名单。
英国外交部解密文件（驻京大使Alan Donald报告，1989年6月5日）指出：死亡人数可能在10,000人左右。美国情报机构与香港红十字会估计区间为2,000至10,000人。“天安门母亲”民间组织目前确认的遇难者名单超过200人，但仍有大量缺失。
近年在新疆破坏民族信仰、在香港采取暴力手段破坏香港的民主运动；
其中近年对维吾尔等群体的打压，被大规模羁押/关押的人数：学界与政府报告综合估算为逾100万，部分研究给出100万–150万+（2017–2019年高峰期）。联合国人权高专办（OHCHR）2022年评估认定新疆存在严重的人权侵犯，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虽未给出确切人数，但印证了“广泛、系统性”特征。美国国务院与多份独立研究也将规模描述为超过100万人（“over one million”）。并伴有：任意拘押、强制政治灌输、大规模监控、宗教/文化打压、与生育相关的强制性措施等在多份报告中被记录与指控。
打压香港民主运动（2019–2020年反修例运动及其后续）
被捕与起诉规模：2019运动整体：被捕约超过10,200人，起诉近3,000人（不同报告时间点略有差异）。
中共制造信息墙，用来圈禁人们的思想，用网络审查与监控系统用于控制人民的思想与行为；
主要社交媒体平台的关键词过滤与实时审查系统；如微信、微博、抖音等，内置有数十万条敏感词过滤表。一旦用户输入“六四”“人权律师”“习近平健康”等关键词，消息会被自动屏蔽或账号被“禁言”。这并非企业自律，而是国家网信办统一要求的审查算法执行。
中共政权合法性是建立在暴力威慑与思想控制之上；这种政权维护方式与“人民主权”理念相悖；
因此，从公民权利角度，它成为“人民的压迫者”，所以说：中共是中国人民的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