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兴在观看纪录片《国有器官》后接受多家媒体采访（赵兴提供）
我出生在北京，“属于生于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典型”，真正产生对中国共产党政府有异议，应该是在小学时期就有的，那个时候家里划片的小学不是很好，父母便托人花钱找了更好的小学。这种从下而上的腐败在我6岁的时候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只有有关系、有钱的人才能接受更好的教育，那时候也不知道外边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就是感觉这种风气非常不好。在我们上小学的时代，在二年级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被强迫带上红领巾，这意味着加入了共产党下属的少年组织，少先队——这个被称为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所谓“光荣头衔”。
在初中时代，我接受了更多的历史教育，学习辛亥革命，看了邹容的“革命军”，了解了“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的（取自革命军原文）”光荣使命。再加上自己对于社会的观察与思考，社会腐败日渐猖獗，自觉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不足以支撑中国未来之发展，于是我尝试建构自己的政治思想以及建立党派，于班级内寻找自己死党3名，并由他们向外继续扩张成员，不久便被老师发现并制止，事件倒不算大，也没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在老师看来不过是年少时的游戏。在初中这个时期，我一直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组织——中国共青团，但在最后一个学期，班里要求必须全部是团员，老师便找了同学帮我代笔写了入团申请书，算我加入了共青团，如此行径，也只能是在毫无人权可言的中国才能发生。
在高中时期，我积极努力，与同学打成一片，为同学做尽可能多的服务，本以为可以成为班长，带领班级，结果班主任直接任命了一个从未在学校出现的人成为班长，本以为是同学们用选票选出，但却成为老师用来牟利的工具，从这样一个小事就可以看出，中国是完全没有民主的国家，所谓的基层民主，其实不过是政府的谎言，小到村委会、居委会，干部的任免从来都不是普通人说了算的，对于这样的现状，当时的我完全无可奈何。在这个时期我了解到了中国6.4事件的历史事实，也是这个时期我发现了中国的网络限制，学到了翻墙可以看到外边的世界，也是在这个时候，异常的想要逃离中国。
大学期间参加学习的交流项目，以J1 student的身份去到美国，真正来到了自由的土地，令我产生了无限的向往，但此时的我在美国也不过是短短的三个月，我在中国还有为完成的学业，无可奈何在回到中国后继续过着自己沉默不语的生活，虽然在中国每天都在发生着不公、不自由，但是只能不断压抑自己的内心。
时间过的很快，马上就来到了2019年的年底，这一年我从大学毕业，我和女朋友（也是现在的妻子）去到了泰国和越南旅行，也就是在这个事件，中国武汉爆发了新冠疫情（Covid-19），这件事在国内闹的沸沸扬扬，共产的专制独裁，是自下而上的，正是这个原因，底层医生有所预见，但被所谓领导拦下，没有被认真处理，导致了这场浩劫。也正是此时国内掀起了为期三年的封控防疫工作。此时在国外的我们还在呼吸着自由的空气，我们看到了，清华大学许章润教授写的“愤怒的人民已不在恐惧“一文，其揭露了中国共产党在此次疫情中的真实面目，正是共产的所作所为才造成了如今不可收拾的局面，还建立所谓的方舱医院，其实就是完全放弃了那些感染的人，武汉真实的情况是每天24小时不断的烧尸，可谓是悲惨至极，即使当时在国外的我们也是十分恐惧，但是我们当时只是旅行，迫不得已我们成为了逆行人，返回了北京，那个时候北京也出现了大量病例，不过好在边境没有封，我们顺利回去和家人团聚。在我们回到北京后，看到了街上的萧条，到处都充斥了紧张感。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自己的微博账号上发布了，许章润教授“愤怒的人民已不在恐惧”的文章名字，就在不到一分钟就收到违规的警告，并且这个实名账号被永久的封禁，也正是这个时候，在中国的恐惧感完全充斥我的头脑，我知道了不能发声的真正含义，我不知道我如果继续在互联网上发声，等待我的会是什么。
就这样我在中国经历的疫情三年的严格控制，就在2022年8月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下去了，我报名了海外的英语考试，以这样的名义，从成都机场飞离了中国，开始了我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之旅。在那个时候，只有中国还在积极防疫，这场中国共产党谋划出的“抗疫蓝图”，最终还要让普通民众买单，离开中国我终于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
首先我的第一站是哈萨克斯坦，之后我走过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伊朗、阿联酋、沙特阿拉伯，最终到达卡塔尔。无独有偶我途径的国家全部都是以伊斯兰教为中心的国家，但是这其中就有世俗化程度高的，以及原教旨程度高的国家，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塞拜疆，这些国家虽然贫富有差距，但是起码社会环境没有那么压抑，但是进入伊朗、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国家，感觉生活那里的人民总是有种有苦难言的窒息感，会让你时刻保持警惕，就如同生活在中国是相似的感觉，我在伊朗时正好赶上伊朗民众的“头巾革命”，无数的普通伊朗民众走上街头与宗教警察对峙，无数人受伤被抓。在我脑海中就在思考，如果在中国敢于站出来和官方对峙，可能后果会更加严重吧。
在2022年底，卡塔尔世界杯结束后，我也没有其他的目的地，只能开启回中国的路程，好在听说国内民众在上海封城的最后一座大山的压力下，开始奋起反抗，中国共产党终于抵抗不住这样的反抗，并且这样的反抗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终于开启逐步放弃他们所谓的“抗疫封控”，这样的情况下，我辗转印度尼西亚、柬埔寨，飞回中国广州，到达后被强制隔离五天后，才获得自由，回到北京。那个时期有各种各样的传闻，中国大陆境内已经完全放开疫情管控，却还要强迫我们从海外回来的人隔离，完全就是在做最后一次的敛财，我们对于此事极为不满，曾经试图抵抗封控，但都被他们拦住，并且通知我们的家人，劝导我们遵从规定，完成隔离。
来到这片自由的土地加拿大以后，我找到了一群与我志向相投的人，他们就是中国民主党人，他们追求民主自由，主张去除中国共产党的专制独裁统治，这和我在家乡的梦想不谋而合，在中国，我们没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信仰自由、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命权都得不到保障（这是我在参加党内活动，观看纪录片《国有器官》后得知的）中共活摘器官的行为简直不能用丧心病狂来形容，简直就是恶魔，这样无法无天的独裁统治到底要进行到什么时候。因此在加入中国民主党后，我积极参与一切民主运动，包括公开抗议中国共产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在媒体上发表文章谴责中共的的行为、接受媒体采访。我坚信在加拿大这片民主自由的土地上，我们中国民主党的发声会被全世界人民听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