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1946年12月25日国民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1947年1月1日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宪法》，同年12月25日《中华民国宪法》正式施行。因此，每年12月25日被定为“行宪纪念日”。
在战后制宪安排中，中华民国原本有一套“党派分配席次＋各省区域、职业、特种代表”的代表结构；其中确实预留共产党与民主同盟等的政党名额。以台湾地方史料整理的版本，政党分配席次中包含共产党190、民盟80等名额，但最后中共与民盟拒绝出席，国民党等仍在南京如期开会。有公开的纪录写到：“中国共产党及其盟友民主党派拒绝参加，不承认其政治合法性”，当时主要参与政党为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
中共为何拒绝出席制宪国民大会？
中共中央在1946年3月即致电周恩来，表明“不能参加国民大会、国民政府”，其脉络是中共指控国民党相关决议违背政治协商会议（政协）精神、政府仍是一党政府，因而拒绝参与。中共对外的正式说法是“程序不合法／不符合政协共识”，并将“先改组政府、确保各党派合作”作为前提。
把中共这套说词回看1946～1947年，中共如果出席国民大会照规则走，等于中共承认对方的程序合法性、进入议事规则与多数决的战场；中共拒绝出席反而能把战场外移到“合法性叙事”——把它定义成“一党包办”、“伪宪”，同时在军事与组织线上争取时间、扩大控制区、深化动员，关键在于中共不愿把胜负放在一个可被程序约束的竞技场；拒出席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战操作”。
“拒出席”也是一种统战与认知战，把对手逼到“自证合法”的困境。中共擅长把对手拖入两难：你照开会的话，我说你独裁、你“假民主”；你延期或让步，中共则已达成“以拒迫谈”、抬高要价，并把自己塑造成“被迫害的一方”。这与当时中共对外主张“违反政协决议”、“政府仍是一党政府”的宣传口径一致。
宪法乃民主宪政的最高根本大法，拥有最高位阶的法律权力。本件为民国36年（1947年）1月1日公布之《中华民国宪法》原件，可谓是中华民国民主宪政的基石，珍贵且具唯一性，对中华民国国史具有特殊意义与价值。（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极其狡诈的政治战操作
1946年制宪国民大会的制度设计中，原本就为共产党预留政党席次，并非临时排除。换言之，中共不是“被赶出去”，而是主动不进场。中共对外提出的正式理由主要有三个：国民大会代表结构不具全面代表性、违反政治协商会议（政协）精神、要求先改组政府、再谈制宪；表面看这是一套“程序正义”的说辞，实质中共之所以拒绝进场，是意味着拒绝接受任何可被多数决、议事规则、公开辩论所约束的舞台。
中共拒绝出席就等于拒绝承担妥协责任，因为一旦进入国民大会就必须对条文表态、就必须为让步负责，就必须在公开纪录中留下立场，但中共在1946～1947年早设定好真正的主战场不在议场，而在战场与组织线。
拒绝出席等于不必为任何宪政结果背书，可以把一切不满统称为“伪宪”、“一党包办”，同时在军事、土地、动员上持续扩张。
因此拒绝出席本身，就是一场极其狡诈的政治战操作。不进入程序，就可以掌握叙事主权，一旦中共出席国民大会，局面将变成：条文逐条讨论、投票逐条表决、少数服从多数，但拒绝出席后，叙事立刻翻转：“不是我输，是你不民主”、“不是我不参与，是你程序有问题”、“不是我反宪政，是你假宪政”中共操弄认知作战的方法就是让制度“看起来不正当”，因此就把对手拖入“自证合法性”陷阱。
国民政府照程序开会——中共就指控“一党包办”。国民政府若延期、让步——中共就抬高要价、继续否定。这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战双杀结构：你做，错；你不做，也错，而中共永远站在场外，不承担任何制度风险。
此外，制宪国民大会代表的是权力来源的公开化、政治竞争的制度化、统治正当性的法理化，这也与中共是根本冲突的。
当年的理由今天全数打脸 从“程序不合法”到“一党独大”的历史反讽
1946年，中共拒绝出席国民大会时，指控：“一党包办”、“程序不民主”、“没有真正代表人民”、“宪法只是统治工具”，请问今天的中共哪一条不符合？
不但一党独大，既没有反对党也没有自由选举，宪法还可随时为领袖修订，国会只是橡皮图章。更讽刺的是当年拒绝“一党包办制宪”，今日实行“一党终身执政”；当年骂别人“假民主”，今日连“假民主的表演”都懒得演。
《中华民国宪法》原件，民国36年1月1日公布。（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1947《中华民国宪法》是假设“权力会作恶”，所以设计制衡。主权在民（写在第一章），宪法明定：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政府权力来自选举与法律授权，统治者只是“被委讬的管理者”。五权分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分立；核心精神：彼此牵制，避免权力失控，即便总统，也受宪法与法院约束。《中华民国宪法》高于个人，修改程序严格，不为某个领袖量身打造、宪法约束执政者。同时保障基本人权不可侵犯，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迁徙，不以“政治正确”为前提。宪法并未指定“永久执政党”，人民行使选举权、政党可更替、执政会下台。
1982《中共宪法》假设“党不会错”，所以拒绝制衡。主权在“人民”——但由党解释，文本写“人民当家作主”现实却是共党是人民的唯一诠释者，不需人民授权，党自授权。难怪流传有老干部私下说：“人民是抽象概念，党才是具体存在。”名义上国家机关，实际党委拍板，宪法也列出人大、国务院、法院、检察院，但实权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国家机构只是执行部门。宪法还可为政治需要即时调整，1982年后多次修宪，可因“路线”、“核心”、“需要”而变，2018年删除任期限制，成为经典案例，最反讽的是中共的宪法关心的是“扩大独裁权力需要什么条款”从而为中共领导人量身定做。
此外，中共宪法“限制在前，权利在后”条文常接一句：“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利益”，并且“国家利益”由党来定义，所有制度设计皆以中共“永久执政”为前提，谁敢提及政权更替就会被定性为“颠覆”政权。
1946年的中共说我们拒绝参加不民主的国民大会。2025年的中共说我们不需要民主，因为我们代表人民。当年拒绝进入宪政，是因为怕被规则约束；今日摧毁一切制衡，是因为终于没人能约束它。
1947年的《中华民国宪法》在民主台湾实行的成果有目共睹。现在的中共也已经实现了当年的所有指控：一党真正包办一切、程序完全服务权力、宪法成为政治需要的附件，难怪党内人自己调侃说道：“宪法是给外国人看的，文件是给下面看的，指示才是真的”，现在是连“假民主的表演”也都懒得演了，民主也不能提了，宪法完全改成永久执政党中共的有效统治工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