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网络图片）
1936年西安事变，二十世纪国史重大拐弯处。中共秉承“远方”（莫斯科）旨意，和平解决。国共双方妥协，蒋介石放弃剿共，共产党承认国府。25日，放蒋回宁。这一解决方案，明显有利莫斯科与中共。因为，苏联不希望中国分裂，希望中国“团结一致”，共同对付日本，帮他挡住这个野心勃勃的世敌。九･一八后，关东军占领东北全境，号称百万，苏联明显感到威胁，后来还真发生1939年5～9月的哈勒欣河日俄边界战争（亦称诺门坎战役，苏军代表外蒙，日军代表满洲国）。
西安事变的“和解”，实以牺牲东北军、西北军为代价。按中共向莫斯科汇报：东北军14个步兵师、三个骑兵师，除105师九个团，其余均三团制，共57个团；以每团千人计，约六万人。西北军（十七路军）一个师四个旅，共17个团，约两万人。
正由于西安事变对中共影响重大，中共史书做尽手脚，屏蔽重大信息。
一、中共、赤俄前后态度
事变前，中共怂恿张学良、杨虎城扣蒋，准备押蒋至赤区公审。事变后，延安高声要求杀蒋，受到莫斯科高压干涉。《真理报》严厉谴责张杨为卖国贼与日本代理人。同时，斯大林严辞电共：
立即释放蒋，否则我们将断绝与你们的一切关系。
如果中共不利用他们的影响使蒋获释，莫斯科将斥责他们为“土匪”，并将在全世界面前予以谴责。
斯大林如此决绝之态，对中共极其不利。中共本就是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失去苏联支持，中共深知后果，严封密罩，中共几代党徒绝大多数不知斯大林曾对中共用词“土匪”。
但“捉放蒋”对东北军、西北军相当不划算，等于“陪着玩”，白白替红军得罪顶头上司，以后怎么过日子？事实也是：东北军失去少帅，“二･二”内讧后一蹶不振；杨虎城被迫出洋，十七路军分化散编。两军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中共成为西安事变最大赢家，免除灭顶之灾，获得喘息，且拿到合法身份，“龙兴”延安，利用抗战“十年生聚”，最后夺得国柄。
二、杨虎城的悲愤
事变之初，12月16日，何应钦下令讨伐，数十万中央军开进潼关，飞机轰炸渭南与赤水车站。杨虎城意识到十七路军可能要作牺牲，对部下说：“把这个摊子（指十七路军）摔了，响！值得。”即为改变全国抗日形势，十七路军“响”这么一下，值！不过，此时他还不知道会“牺牲”到哪一步。等到决定放蒋，自己还是蒋的部属，必须听命于蒋，“牺牲”的内涵才真正突显。
1937年1月，张学良被扣南京，杨虎城既受东北军少壮派压力，又囿于中共定调“和平解决”，无法动弹，处境尴尬。1月下旬，他对秘书长南汉宸（1926年加入中共），一吐衷言：
昨天，东北军少壮派六十多个人，围坐在我的客厅里痛哭流涕，闹着硬要我率领他们跟南京方面决一死战，营救张汉卿（张学良字）。这可叫我为难哩！
南汉宸根据延安指令劝慰：
这事我也听说了。仗是千万打不得，你一定要稳住，还是要劝劝他们。周公（周恩来）说，要帮助他们认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个伟大战略决策的深远意义。
杨虎城摇摇头，一阵沉默，叹了口气：“实在难哩！早晚还得出乱子。”杨虎城备受各方压力，处境艰难，已无力掌控局面，焦虑、彷徨、痛苦。
1月27日，杨虎城发现南汉宸上了东北军少壮军官要除杀的名单，凌晨三点突访南汉宸。进门后，重重倚在门上，疲乏地站着说：
我今天有要紧的事情同你谈。我们两人是十几年的朋友关系……政治关系方面，十几年来我是对得起你的。1928年在皖北的时候，你们要暴动，蒋介石又派韩振声到皖北要我逮捕你，我不肯……我不愿同你们决裂。1930年入关以后，我用你当秘书长，1932年冬，黄杰兵压潼关，持蒋介石命令要逮捕你，我不惜冒着引起战争的危险，将你放走，从此我与蒋介石的关系越来越坏。……你这次来西安，我当然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我希望你也要替我打算打算。你刚一来到时，我就对你说，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张汉卿主张和平解决，并亲自送蒋介石到南京，结果如何，现在差不多可以看出来了，回来希望不大，张汉卿的牺牲是差不多了。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介石的部下......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样对付蒋介石？所以，和平解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
这种情形，你为什么不替我想一想？你只一味地站在你们党的方面说话。我现在不能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我们现在的政治关系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但是我仍愿与你保持纯朋友的关系。现在局势的发展很险恶，不知道会演变出什么事来。我现在把你送到我老太太家里去（三原县东里堡），你在那里是安全的。你今后不要再过问西安的事情。
三、国共单独谈判
张学良被扣，机要秘书苗剑秋（1902～1989）大哭大闹，卫队长孙铭九（1909～2000）久跪周恩来，哭泣不起。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再三劝解，这批东北军官才于半夜离去。
周恩来从南汉宸处得知杨虎城“心声”，感觉形势严重，与叶剑英天一亮便赶往三原红军司令部，商定“战”“和”。周恩来、叶剑英、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左权、杨尚昆再三研判，认为不能与中央军开战。
这里，中共长期遮掩一截重要事实。1937年1月，潘汉年作为南京密使赴西安，东北军少壮军官怀疑其身份逮捕了潘，从他身上搜出国共直接谈判的文件，内有划赤区为特区、提供军饷、共产党合法等，国府签署人张群。苗剑秋执持文件质问周恩来：
为什么出卖我们“三位一体”协议？你们为什么单独谈判？难道这就是你们同意让张学良去南京的原因？这叫什么统一战线？现在谁还能作红军的朋友？你们不能在西安保持统一战线，怎么能在全国保持统一战线？
苗剑秋与周恩来谈了六小时，坚持与南京谈判的前提必须释少帅，但未能达成协议。苗骂周：“你真不识时务，是个蠢人。”这才有1月28日周恩来在三原红军司令部坚持红军应与东北军、西北军“生死与共”！
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何柱国、于学忠本就不愿与中共结盟，当他们发现周恩来与南京单独谈判，非常高兴，“因为这给了他们一个决裂的借口。”
周恩来也是迫于斯大林压力，被迫从“反蒋抗日”转到“拥蒋抗日”，对“和平解决”也一肚皮牢骚。2月1日，周恩来约苗剑秋谈话，说了一段相当违反党性的话：
我很担心、我很担心，如果现在用投降解决这个事变，那么一切都完了。你说的都是对的，现在我才体验到李立三和陈独秀当时面临过的困难。
此处还有一关键细节：中共一直标榜周恩来劝阻张学良送蒋回宁，既英明亦义气。事实却是：直到12月28日，周恩来还对日本赶回的张学良政治顾问苗剑秋说：“我相信他很快就回来。”
另一重大细节：蒋介石也不同意张学良陪送南京：“这于你是不利的。”蒋这一诚恳态度促使张学良下决心结束“事变”，执意送蒋回南京，以示谢罪。
张学良在台湾新竹五峰清泉吊桥。（网络图片）
四、张学良晚年亲述四件事
1、张学良九十岁亲述（光盘录音为证）：
我从国外回来，为什么又去打共产党呢？……老总统说实在地，对我是不错。我回来了，老总统跟我讲：“一个你去打刘黑七（按：土匪），一个是你去打共产党，到山上去。”……我自己选择了它（打共产党）……大概一般人都不明白，东北军是我的包袱。我当时跟（老）总统说：“我不想带东北军了。”所以我当京沪卫戍司令的时候，我就不带这个东北军了。
2、张学良说到“九･一八”
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不是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根本没有请求政府……我没把日本看透……我就没想到日本会敢那么样来！
3、张学良评“西安事变”
误长官，毁僚友，害部属。
1958年11月23日，张学良在台湾大溪见蒋介石。张泪涌，蒋湿眶。张对蒋讲了一段话肺腑之言——
我先前一直存着一个幻想，误认共产党也是爱国分子，希望国共合作来救中国。数年来共匪的作风，使我觉醒，我是幼稚愚鲁，我不怨恨任何人，只恨我自己无识。
……总统未作答，只说“西安事变，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
1957年反右，中共反自由民主的嘴脸彻底暴露。蒋介石此时见张学良，应含意“现在你明白了吧？”1975年4月5日蒋介石逝世，张学良挽联：
关怀之殷，情同骨肉；刚正之事，宛若仇仇。
4、谈及文革后中共出于统战铆劲邀他回大陆
共产党欢迎我干什么？欢迎我回大陆，文化大革命呀。我们奉天呐，有一句土话：“猫给耗子舔鼻梁骨”，没安好心！
如果我是老总统，会把叛乱的部下枪毙，干出这样犯上作乱的事，自己早把他们枪毙了。因此自己被关半个世纪，无怨无尤。
张学良心目中，蒋介石一直是抗日救国的统帅，大大民族英雄。他晚年坚决不回大陆，不接受中共的欢呼，不被中共再次“统战”利用，很令中共失望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