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的军官哪来这么多钱买官？答案就在于“权力融资”。（图片来源：合成图 今涛拍暗）
在徐才厚、郭伯雄掌权军队的十余年间，买官鬻爵已演变成一套极其成熟、精密且具备“高杠杆”特性的金融体系。这种被内部人士称为“连环套”的运作模式，总的来说属“预支型”贪腐。先借钱买官，后加倍讨回；只要升上去了，掌握了营建工程、物资采购或人事任用权，回本的速度是极快的。
的确一个师长或军长如果要花了 1000 万买官，一个“普通”的军官哪来这么多钱？答案在于“权力融资”。基层或中层军官为了“晋阶”，会向亲友、老乡甚至当地的企业主借贷。而对于这些人来说，买官是一场高收益的投资，他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透过“卖出”下属的团级、营级官位来套现，钱从哪里来？实际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呢？本文为读者逐一说明。
初始资金 众筹性的“政治募资”
一个校级军官若想晋升为将军，面对动辄千万的人民币“入门费”，单凭薪资根本是天方夜谭。此时，“众筹”便成了核心手段。想买官的军官会暗示其下属（如团长、营长）或亲信，一旦他顺利“上岸”夺得将位，便能控制更大的人事权与资源分配权。下属们为了保住职位或更进一步，会纷纷出资。于是，下属们出钱帮领导进入中共官场“买门票”，领导则承诺在上位后回报以更好的职位或获利机会。据悉，一名大校要升少将，若缺 500 万，他会暗示下属的几个团长：“我要是上去了，你们的位置也就稳了。”下属团长为了自己的前途，会各出 100 万“助攻”。这确实形成了一种类似“传销金字塔”的供养结构。
此外，在中共体制内能混到“准少将”或“准司令”级别的人，通常已经在体系内经营多年。肯定参与过早期的物资倒卖（90 年代及 2000 年初）军队经商时期，许多军官透过倒卖军用物资（如油料、钢铁、车辆）早已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
况且在军中还有特权收入，即使是普通团级干部，其掌握的招兵指标、转业安排名额，在农村地区都是可以变现的“商品”。
跨界杠杆 企业主的“政治干股”
除了内部众筹，军官背后的“金主”也扮演了提款机的角色。许多想要在地方上拿地、开矿或承包军事工程的商人，也会主动担任军官的“提款机”、主动为军官支付购官资金。这种模式被称为“预付利润”。军官升迁后，会透过批发军用土地、发包营房建设工程、甚至军需物资采购指标，以低价或定向招标的方式回报金主。这种“军地勾结”让购官资金具备了极强的外援支撑。
换言之，商人已经出钱帮军官买官了，军官升迁后则回报以数倍价值的军用土地开发权或特许经营权。例如，前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就是透过这种方式与大量开发商结盟，积攒了惊人的财富来贿赂徐才厚。除此之外，在俊山案与徐才厚案件中，军方“营房建设”与“军用土地转让”也多次被海外媒体提到。
据悉，谷俊山在河南等地与开发商勾结，将军用地变更为商业地，利润与商人五五分成。谷俊山先是在北京拿下一块地给某开发商，开发商回报数亿。谷俊山再将其中的金条、现金装在奔驰车后车厢，直接把车钥匙递给徐才厚的秘书。
“连环套”的金融闭环 以位养位
当军官透过众筹与外援成功上位后，便开启了“以权套现”的连环循环，层层分销；就像一场巨大的传销，上位者（如师长）会立刻将其管辖权内的团、营、连级职位进行“零售”。比如他花了 1000 万买到位置，他可以将下属的 4 个重要团长职位以每人 300 万的价格卖出，瞬间完成回本并盈利。
除了职位，入伍指标、转业安置名额、随军安置名额，在那个年代都是明码标价的“小商品”，积少成多，支撑起整座权力金字塔的运作。例如：在偏远省份，一个“当兵名额”（入伍指标）曾被卖到 5 万至 10 万人民币。一个团长一年只要卖掉 20 个名额，就有 100 万至 200 万的利润。这正是军官们向上“进贡”的基石。
谷俊山（中）老家被搜出了“金船”和“金佛”，都是准备送给徐才厚（右）的“预付款”。（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小金库与财务私有化伪装
为了让这笔庞大的“购官款”在系统内流动而不被察觉，军中发展出了复杂的财务伪装，有些军官也会将部队的土地出租、转让，获取的黑色收入直接装进皮箱送到北京八一大楼，这被称为“以公买私”。
又或者是挪用公款送礼：许多进贡给高层的现金并非动用家产，而是直接挪用部队的工程款、后勤补给经费，甚至是演习预算，也就是直接来源于部队的“小金库”——工程结余款或虚报的演习预算。
为了规避银行监管，所有的交易几乎全以现金进行。这也解释了为何在查抄高层豪宅时，会出现“吨级”现金与“秤重”点钞的荒谬现象。谷俊山老家还曾被搜出了一尊纯金造的“金船”（寓意一帆风顺）和一尊“金佛”，都是准备送给徐才厚的“预付款”。
共军系统性的战斗力崩坏
这种“连环套”模式最可怕之处在于，它彻底改变了军队的选才标准。买官者并不需要一开始就拥有 2000 万。他们往往是透过“下级供养上级”的模式：比如一个副司令想扶正，他会向下属的多个师长索贿，汇集这笔钱后，再往上递交给徐才厚。这就像是一个巨大的传销组织，底层的士兵和基层军官成了最终的“买单者”。
买官者可以先向下属索贿、收受营建工程回扣或倒卖军用物资，集资后再向上级“供养”；而在徐才厚与郭伯雄的眼中，军职也确实是按“收益率”来定价的。 凡是涉及采购、工程、人事的职位（如后勤部长、政委）都是含金量高的职位，买官价格远高于单纯的作战部队首长。
当军官的升迁取决于“筹钱能力”而非“指挥能力”时，整个指挥体系已彻底腐化了。一位身在其中的军官，脑子里想的是如何计算利息、如何回报金主、如何向下摊派成本。在这种“权力众筹”的游戏下，军队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家庞大的、以暴力为信用背书的“黑金公司”。
徐才厚在临终审查中曾提及“器官产业”的规模，但此类信息目前仍被中共列为绝密会议记录。(图片来源：合成图 看中国)
“军事禁区”下无成本的暴利交易 活摘器官
许多调查指出，军队医院是器官移植的主战场。因为军方拥有独立的后勤供应系统、独立的监狱（或看守所衔接渠道）以及不受监控的飞机运输网络。这些指控在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与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的独立调查报告《血腥的活摘》（Bloody Harvest），以及伦敦“中国论坛”独立人民法庭（China Tribunal）的裁决中，均获得了大量证据支持。
国际调查直接指出，中共军队与武警医院系统（如解放军总医院、各军区总医院）在器官移植中扮演了主导角色。军队医院拥有独立于地方民政部门的封闭系统。调查显示，军方医院在 2000 年后的器官移植数量呈爆炸式增长，这与军队“停止经商”后寻求新创收管道的时间点高度吻合。
确实在90 年代末至 2000 年代初，军队被要求“停止经商”，但许多医院为了维持庞大的开支与将领的挥霍，将“器官移植”视为利润最高的“拳头产品”。根据《追查国际》的电话调查录音，多名军医院院长或移植主任在面对“是否有法轮功供体”的询问时，曾给出肯定的回复，显示这是一个受军方高层保护的“特许经营”。在中国器官移植的等待期仅需 1～2 周，甚至还能指定手术日期。以常理判断，这种“按需供应”唯ㄧ可能性就是存在有一个庞大的“活体库”时才可能实现。
据流出的相关数据与国际调查员的报告，器官移植在中国是一门“按需供应”的暴利生意：一个肾脏约 6 万至 10 万美金，一个肝脏可达 15 万美金，心脏与肺脏的价格更高（编注：与当年中国各大器官移植网站，如中国器官移植国际网络辅助中心标注的“国际病人价格表”基本一致）。 对于掌控政法系统与军队的权贵（如徐才厚、周永康派系）来说，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异议人士或死刑犯是“零成本”的供应源。这种“零成本、高售价”的买卖，利润率远超任何合法行业。
徐才厚作为长期掌管军队人事的“东北虎”，徐才厚被指控在任内默许并推动了军队医院参与器官非法移植。这不仅是为了军队的“创收”，更是为了与政法委（负责提供供体）建立深层的利益互换。
据内部的秘密会议中，器官移植被视为一种“废物利用”与“科研攻关”的结合。这反映出在绝对权力下，人的生命被彻底物化为可变现的资产。
产业链的运作细节 从“供体”到“金钱”
收集： 政法系统负责将“供体”集中关押，并进行初步的血液与组织配型。
配对： 透过全中国联网的数据库，与急需移植的国内外富豪、政要进行配对。
手术与运输： 由军队医院操刀，利用军用救护车或飞机快速转运器官，确保活性。
洗钱： 获取的巨额现金或外币，透过类似“徐才厚地下金库”或海外帐户进行转移与洗白。
多方内幕指出，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等人建立了从“集中关押、血液配型、活体摘取、分赃洗钱”的完整链条。也曾有报导指出，徐才厚在临终审查中曾提及“器官产业”的规模，但此类信息目前仍被中共列为绝密会议记录，尚未对公众开放。
中共独裁权力的终极邪恶
如果说“卖官鬻爵”是出卖国家的公权力，那么“活摘器官”就是出卖人的生命本身，以大陆目前乱现可见，活摘器官来源已延伸到普通百姓，并不限于法轮功学员、异议人士或死刑犯。
长久以来“活摘器官”已被广泛质疑乃是中共内部特定权力集团的重要财源之一；它不仅提供了金钱，还成为了中共权贵阶层“延寿”的特权工具。然而，这种大面积上下利益的交相捆绑，在面对国际调查、舆论声浪时，当局竟是以一种“诡异的”集体性沉默作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