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钓鱼 监控 （图片来源: Adobe stock图Adobe Stock）
【看中国2026年2月5日讯】【按：维权律师陈建刚，对比了中共“监控社会”的三十年差别：“看了苏老师逃亡的过程，惊心动魄，感慨万千，替苏老师担惊又替苏老师幸运。当年1989年苏老师逃亡的时候公交车还不查身分证，30年后到我家逃亡的时候，在中共的控制系统中，人人成了透明人，每一步路都查身分证了⋯⋯在高科技武装的独裁统治下，我家能成功出逃，我庆幸一家人的侥幸，且永远感恩。”这种“知识”至今稀有，因为全世界的认知都在幼稚园水平。我逃在1989年，陈建刚逃在30年后，这30年内，中共建构了“数码列宁主义”，也可称为“云极权”，鸟枪换炮了，却是全世界无人识得，所以有点“东风压倒西风”了⋯⋯川普(特朗普)两任内阁，可称美国政治史上对中共认知的登峰造极，上一任国务卿蓬佩奥，特意挑选尼克松图书馆发表宣言，号召世界和中国人民改变中共这个制度；这一任国务卿卢比奥，认知清醒，实在少之又少，这跟他是共产国家古巴移民之子有关吗？
1、卢比奥的深刻，是指出“资本主义没有改变中国，而中国改变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生成了上瘾的美国，沉迷依赖中国廉价商品与供应链，从食物到药品，再到先进技术！中国近乎是我们所有行业的竞争对手！”这个变种资本主义（权贵主义）中国，今天用“鸦片”倒灌美国，并令其上瘾，欲罢不能，这鸦片不是别的，就是廉价劳力，讽刺的是，当年英国用鸦片敲开清朝的大门，今天则是“鸦片”来自东方，情何以堪！而中共即便为了劳动力价格不升，也必须维持专制集权，否则它不能生存；廉价劳力形同奴工，所以中国亿万农民工和青年，即便为了不当奴隶，也必须推翻这个制度。这个的逻辑，是一个美国议员解构出来，并告诉中国人的。
2、余茂春就更是美国政府中的顶尖中国通，他诠释关于中共强硬对峙川普关税，说道：这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就经济和贸易政策而言，这可能是21世纪最大的冲击。他们改变了模式，还改变了全球体系。关税与理想世界是对立的，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我们生活在现实世界中。2001年，世界接受了一个新的经济体，那就是中国。全球体系，自由贸易体系，被中国的经济和贸易政策所破坏。所以现在，我们正面临这种情况，我们必须采取行动，这就是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全球贸易体系的现实回应，川普所说的或所做的一切都是对中国的回应，这几乎就像一个自卫系统，一种回应。
3、还有一个博明，讲这种“数码列宁主义”，已经在中国运行了三十年，这些技术也都是西方给中共的，要么他们去偷来的，今天这个系统要在全球运作了，西方才惊醒，他指出中共统战部门干部的数量是美国国务院外交人员的四倍。这个系统在中文里叫“云极权”。】
【20250414按：川普两任内阁，可称美国政治史上对中共认知的登峰造极，上一任国务卿蓬佩奥，特意挑选尼克松图书馆发表宣言，号召世界和中国人民改变中共这个制度；这一任国务卿卢比奥，这么清醒，实在少之又少，这跟他是共产国家古巴移民之子有关吗？他的深刻，是指出“资本主义没有改变中国，而中国改变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生成了上瘾的美国，沉迷依赖中国廉价商品与供应链，从食物到药品，再到先进技术！中国近乎是我们所有行业的竞争对手！”这个变种资本主义（权贵主义）中国，今天用“鸦片”倒灌美国，并令其上瘾，欲罢不能，这鸦片不是别的，就是廉价劳力，讽刺的是，当年英国用鸦片敲开清朝的大门，今天则是“鸦片”来自东方，情何以堪！而中共即便为了劳动力价格不升，也必须维持专制集权，否则它不能生存；廉价劳力形同奴工，所以中国亿万农民工和青年，即便为了不当奴隶，也必须推翻这个制度。这个的逻辑，是一个美国议员解构出来，并告诉中国人的。余茂春就更是美国政府中的顶尖中国通，他应答主持人关于中共强硬对峙川普关税，说道：这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就经济和贸易政策而言，这可能是21世纪最大的冲击。他们改变了模式，还改变了全球体系。关税与理想世界是对立的，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我们生活在现实世界中。2001年，世界接受了一个新的经济体，那就是中国。全球体系，自由贸易体系，被中国的经济和贸易政策所破坏。所以现在，我们正面临这种情况，我们必须采取行动，这就是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全球贸易体系的现实回应，川普所说的或所做的一切都是对中国的回应，这几乎就像一个自卫系统，一种回应。】
中国变成资本主义，且在一个马列政党的封闭控制下高速增长，便预示了全球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尚未出现过的一个新种。这是资本主义或曰市场经济，与权力、廉价、贪渎等等的一次可耻的媾合。这次运作的操作者，应以西方财团（助以西方民选政府）为主，而附以穷途末路的中共体制，由此制造了一次牺牲中国所有资源的高增长，也以低价劣质产品以及沃尔玛（Walmart）方式，喂养了西方普罗大众，并连同喂养了他们封闭自私的全球意识，这无疑是西方旧有消费文化的又一次沉沦，日用消耗的"海外制造"依赖，消解了六十年代以来形成的民权价值观的普世性，而牺牲全球消费者的利益，也戕害市场本身，只是肥了国际跨国公司，这个新种，就叫"全球化"。明眼人一望而知，"全球化"的本质，或者简略版，其实就是美国加中国而已。
一、全球化就是“中国崛起”
世界暴力在1990年左右达到顶峰之后，便暴跌至历史最低点。蓬勃的发展和繁荣已蔓延到发展中国家。中国离弃"苏联模式"后，经济每八年翻一番；印度则依然在混乱、效率低下的民主制中，也同样繁荣昌盛，并将维持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到2040年。过去五百年全球有两次权力大转变，第一次是西方世界的兴起，第二次是美国的崛起，现在第三次大转变来临，就是"群雄崛起"，一个"后美国世界"出现了——这是"全球化"的经典定义，来自法理德．札卡瑞亚（Fareed Zakaria），CNN节目主持人、《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国际知名政论家，其新作《后美国世界》（The Post-American World）称，世界新的组织原则是反美主义或泛美主义；对美国而言，随着伊拉克的混乱和中国的崛起，后冷战时代的更大故事是：我们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世界越来越非美国。在这个非美国的世界里，恢复美国的领导地位可能为时已晚。这是个最坏的年代，也是最好的年代。
康乃尔大学法学院出身的章家敦（Gordon G.Chang），过去二十年居住上海，在一家著名的美国律师事务所做事，同时又常为《远东经济评论》、《国际前锋论坛报》、《亚洲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撰写中国评论，他得以亲身在现场从内部观察中国的各种"猫儿腻"，尖锐地指出，中国内在的各种问题和疑难杂症，将在获准进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五年后，像山洪暴发一样溃决，完全不可收拾，而使中共像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朝代，终趋瓦解。
ＷＴＯ就是一个"打开潘朵拉的盒子"。章氏的《中国即将崩溃》(2001)，其预言短期之内并未应验，却揭开了一个重大问题：中共在入世以后，是如何规避和违反ＷＴＯ规则，自身既从经济灾难中逃脱，又坑害了全世界，这引发了日后的中美贸易战。2006年那瓦罗（Pater Navarro）的《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出版，更系统地作出结论，中美贸易的巨大逆差，根源在于两国贸易规则的不对称性，中国以违反ＷＴＯ规则之术，吸引美国企业迁厂至中国，造成美国自身制造业"空心化"；与此同时，中国又"窃取"美国技术，实现产业升级和出口替代，再将"中国制造"的产品返销美国。
八十年代我们在"黄土地"上向往"蓝色文明"的时候，何曾想象到这样的未来？
二、找一个落后集权买单
美国经济衰退了，不是说明西方这个制度也是病入膏肓了吗？西方极乐世界会跟着东方的专制一道完蛋吗？
眼下这种金融危机，假若不向中国或其他地方转嫁危机的话，美国自己渡得过去吗？美国财长保尔森一次次跑北京，逼迫中南海买单，而他知道这个共产党政府，其实就是一个"洋人的买办"而已，无论怎样它都会俯首帖耳的，它买"稳定"所花的钱，恰好是华尔街胡闹捅出的窟窿，而你让它当了这样的冤大头，又怎能不让它纵容中国人闹一闹"仇外"呢？可怜只在于，洋人得了实惠，而中国人只图了一时的痛快——发泄、出气、过把瘾，都是用外贸去支付的"精神胜利"药丸。
上个世纪末中国的"爱国主义"迷狂，实在不需做更多的"思想史"剖析，它也就那么一点点历史渊源可以说道：近代中国的耻辱，就是源于"鸦片"那么一种"不平等贸易"，而今日中国委实不再是"东亚病夫"了，因为终于办了奥运会，却是由一个纵容"爱国主义"的、跟西方有极好默契的买办政府举办的，它的意识形态底线，是必须把批判"西化"放在第一位，再把"尊孔"放在第二位，体育则是一个笑话。
三、“民族国家”导向霸权
这样的意识形态于是便会孕育在野的、草根的"左倾"平均主义和民粹主义，去把近现代中国思想史再演义一遍。由此看来，这个世界，尤其是西方跟中国的关系，跟一百多年前相比并无太大的改变，那些所谓"进步"，诸如资本主义处理劳资矛盾、福利主义、新价值观（民权意识等）的觉醒、南北（贫富、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缓和等等，在中国的国际范畴内效用微弱，中国人依然面对着一个并不仁慈、甚至是贪婪冷酷的西方，则中国的土壤，对于皇权或强人政治，便一点也不贫脊；精英对权力、政府的不妥协，也找不到着力点；权利意识远远没有诸如国家意识、平等欲望来得实际和有效。
这是共产主义解体之后中国所遭遇的世道，它怎么会不让邓小平式的实用主义大行其道呢？中国的主题依然是如何应对西方，不论是抵抗、反击，还是贸易、赎买，不论是枪炮还是集装箱，总之不是中国自己说了算，而是要到西方的账面上找齐，则中国人便很难有自己的价值立足点，以及心平气和。
假如不是言之过早，如西方媒体所称这次"全球化"乃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一个新经济时代的来临，那么中国这次不仅没有错过"历史机遇"（八十年代话语），甚至还是领先者，其对后世影响剧烈，尤其在思想史意义上，创造了专制、集权下的现代化转型成功范例，近二百年的"现代化"目标可说达成，而"现代化"的含义只限于经济增长和外汇储备，也将作为范例而被接受。
在近现代史上，尤其是在欧洲，其实不难发现由经济发展而引起的所谓"霸权"争夺，常常很容易将"民族国家"导向极权怪胎，德国纳粹和苏俄布尔什维克，皆为显例。经济导向没有"政治民主"的必然趋势，"经济发展可以导出民主"，先前是一种宣传，后来是一个失败的假说，而所谓"全球化"也会导向"普世价值"传播的说法，恐怕亦然。西方的现实主义，也不会以"先起者"（第一世界或发达国家）的标准，去衡量后来者，而会新创"全球化"时代的一个新标准，此是后话。但是，"现代化"吊诡却并未因此而取消，追赶者（后起者）所付出的代价，在二十世纪可定义为苏俄布尔什维克革命和斯大林暴政，那么，往后或许也可以拿中国作一新范例，其定义势必越出政治、思想范畴，而以环境、资源为新的衡量元素，解析一种"全球化"的负面形态。
四、“数位列宁主义”
中国不仅发明了一种"资本主义"，还让资本主义获得了新的生命、形态和体制，以及新的意识形态，令西方学界目瞪口呆，莫置一词，因为靠经典理论解释不了，导致人文知识严重危机；
中国这三十年的"奇迹"，其实不在"经济起飞"、也不在"极权升级"，而是另外一件事情：腐败的奇迹；
现在出来第三件事情，数码时代或社会，渐渐出现与西方宪政对立的集权建制，一种新的政治形态，也是从中国发明出来的。
最近火红而妖艳的DeepSeek，应该是这么一个玩意儿。
人工智能是数码技术的新宠儿，也是人类科幻的旧憧憬，早在好莱坞世界驰骋了半个世纪不止，无论多少部电影，又不论几个大星扮演过，它始终只一个皮影儿。
不过，好莱坞幻影中的智能世界，一开始就是集权形态。
而中国在一场大屠杀之后，尚未经济起飞，政治上科技上都很土，数码时代在西方也刚刚开始，中国还没啥可偷呢。
但那时西方很幼稚，既不知道中国会偷，也不知道大数据也要看哪种制度来使用它，“数位化列宁主义”、“云极权”这些概念，那时候无论什么天才神童都想不出来。
由于数码的介入，个人（individual）与国家的博弈，溢出政治学范畴，已经不单单是权力的概念（"专制""集权"），民主制度也不能担保了，脸书创办人祖克柏（Mark Zuckerberg）坦承：“许多人进入科技业，是因为相信科技可以带来分权化的力量，赋予人民更多权力。但随着少数的大型科技公司崛起，以及政府使用科技监控他们的人民，许多人现在相信科技只会加强集权，并非分权化。”
这种大公司在中国就是BAT，B指百度、A指阿里巴巴、T指腾讯，中国互联网公司三巨头，它们帮助中共打造了一个全新的统治模式，物联网、大数据分析、ＡＩ，更可能实现一种新的超级控制，不是通过外在的强加，而是通过资讯技术，深入民众习惯和偏好之中，即时掌握行为和轨迹，中国网友戏称“云极权”，比较露骨的叫法是“数位化列宁主义”。
五、从毛泽东“升级”
毛泽东式的传统社会控制能力，在改革时代有所退化。市场化与全球化的推进，相对削弱了中共对资源与社会力量的垄断控制；愈来愈多的人脱离了单位和公社的束缚而流动起来，也有更多的经济资源掌握在私人手中，涌现出来数以千万计的专业技术人员、自由职业者与数亿的流动民工，因此近年来诸多规模群体事件都呈现出无组织和突发的特点，如二○一一年北非“茉莉花运动”对中国的影响；加上新社会阶层和农民工高达数亿之多，且处在不停的流动当中，体制似乎不可能对所有人都做到“动知轨迹，走明去向，全程掌控”。不幸的是，资讯技术的进步，让这一任务再此成为可能。
中国起步于监控出租车，而“出租车监控”水平，即一个“监控社会”的基础标准。天安门被镇压后，王丹仓皇逃出北京，往芜湖投亲戚遭拒，无措手间竟返回北京，口袋里只有一张名片，是住在北京饭店的台湾记者徐璐，结果徐璐要了辆出租来接他，警察也同时赶到。徐璐被驱逐出境时还在后悔，怎么没想到北京八九年居然已监控电话。低估中共的集权控制技术，是神州之外的一种“国际性幼稚”，至今如此。
接着，中国以公安人口信息为基础，加入人口和计划生育等相关信息资源，建立以公民身份号码为唯一代码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动态管理机制，也就是所谓"公安大情报重点人员动态管控机制"，针对七类"治安高危人员"实施监控：涉恐人员、涉稳人员、涉毒人员、在逃人员、重大刑事犯罪前科人员、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和重点上访人员等。若以公安部和卫生部的数字为据，录入动态管控机制的吸毒人员有一百多万，重型精神病患者一千六百万，如果再加上刑满释放人员两百至三百万、重点上访人员上百万，那么这个"动态管控机制"目前输入的黑名单，至少有上千万人。
怎么"动态管控"呢？北京市公安局在近郊区流动人口聚集地，按照百分之五的比例，在一百个流动人口中招募五名治安管理员，即在五个家庭之中，招募一个家庭来监视其他四个家庭；而且，其中任何一人有异常，十分钟之内有五个人赶去处理，一小时之内辖区的公安、卫生人员就可控制局面。"毛泽东时代也搞"黑五类"、"阶级敌人"的监控，靠的是街道里弄的"小脚侦缉队"（也称"马列老太太"），相比之下，今日岂止是"鸟枪换炮"？Ｈｏｌｏｃａｕｓｔ（大屠杀）是由于"科技"的加入，才成为可能——眼下中国这套东西的公开话语，就叫"科技强警"，乃是中国"崛起"的两个十年间，以零八年奥运、零九年国庆为战略目标（民族主义）而打造的"维稳系统"，所以到零九年"维稳费"已达五千亿之巨，超过军费，因为"科技"是很昂贵的。
六、“云极权”
从这个基础，中国又上升到"云极权"，手段基本是两个：
第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整合所有个资。2013年4月，中国在先前那个公民身份号码为唯一代码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的基础上，建立公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将户籍资料、个人信用、税收缴纳、银行、房产、社保缴费、工商登记、交通违章乃至网上购物、网络言论等关键资讯，都整合到统一的个人身分证代码之下，无论是腾讯、阿里还是民航、高铁、小米、苹果，更无论银行、税务，所有资讯都可被收集，为体制所用，任何个体都变得赤裸裸，只要进入到"社会信用"系统，就在虚拟的户籍员警监视下，个体从意识型态到消费偏好的各种倾向，从日常活动范围到人际交往网络等实体资讯，都被持续的追踪和分析，一但进入黑名单，就不能再购买机票、高铁票，也不能买房子、申请银行贷款……。
第二、全球最高密度监控摄影机，即"天网工程"，加上人脸识别技术。自金盾工程（公安通信网络与计算机信息系统建设工程）、天网工程（公安110系统视频监控系统）之后，又启动"雪亮工程"（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等。
这个名字来自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实质却是用高清摄像头代替人的肉眼，密集到乡村主要道路口、人群聚集地都设里立摄像头，实现"人人可监视，处处可监看，时时可响应"。雪亮工程的起点是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报告："要深化平安建设，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2015年5月中央综治委、工信部、公安部等九部门联合下发文件，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的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
2016年中国共装有1.76亿个监控摄像头（其中由公安系统掌握的有2000万个），而到2020年将达到6.26亿个。中国生产、销售视频监控设备最有名的两家公司是杭州海康威视和浙江大华科技，根据年报，海康威视2017、2018年销售视频产品及视频服务的数量分别为9800多万、1.26多亿台/件，大华科技的相关数据则是4400多万、5400多万台/套。这两家公司的主要客户都在中国，可见近两年中国视频监控设备的安装数量之庞大。
这里的几个要素是：视频监控、联网、资源共享；效果是"事前预警"、"快速反应"；目的是"防范""免疫"。这很典型地反映了"现代国家"以影像的采集和归档等技术手段，对民众和社会实施监控。数码影像技术和网络等"信息社会新技术"的突破，并非只普及"民主""人权"，也使国家机器提升了监控的强度、效率和范围。所以中国"群体事件"从1993年的八千七百起，飙升到2005年八万七千起，十三年增加十倍，平均每六分钟发生一起，呈现爆炸性成长——公安部2005年此后不再公布数据，清华大学孙立平发布2010年的数据是约28万起，即后来五年是三倍的暴涨——但这个政权依然得以"维稳"，无疑直接受益于"监控技术"。"揭竿而起"、"天下大乱"等前现代式的观感和期待，已经预言、描述不了"监控社会"。
七、监控社会
西方政治学的那套概念，如"极权""全能""铁幕"等，也描述不了"监控社会"。倒是福柯以精神病医院，作为现代社会监视的隐喻，深入研究了"监视"的社会和政治含义。他分析在医院、学校、军营和监狱中，都履行着一种"追求规范化的目光"和"能够导致定性、分类和惩罚"的观察、注视和监视，病人、学生、士兵、罪犯都是"凝视"的目标，他们都被"改造"着，整个现代社会就是一个"大监狱"。这就是他的"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概念。他更指出，被监视者因为恐惧而时刻警惕自己的行为——监视者对囚犯的凝视（监视）的结果，是产生出在内心自我监管的主体，监视被内化，因此，一个持续的、无所不在的监管效果就达到了。福柯称监视是"一种软暴力"。
数位极权主义的崛起，事实上是全球性。"自由之家"一年一度发布的《2018网络自由报告》指出，世界各地的政府正在加紧对公民资料的管控，网络宣传和虚假资讯日益毒害着网络环境，而肆无忌惮地搜集个人资料正在破坏传统的隐私概念。"民主国家正在数位时代苦苦挣扎，而中国正在国内外应用和输出它的言论审查和监控模式"、"这种模式对开放的网络造成了威胁，并且危及全球民主化前景"、"美国政府和美国主要的科技公司在防范网络操纵和保护使用者资料方面需要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这份报告点明：
‘北京采取种种措施重塑了自己"科技恶邦"形象。在《网络自由报告》评估的65个国家中，中国官员针对新媒体和资讯管理，为其中36个国家的代表举办了培训班和研讨会。中国还向外国政府提供电信和监控设备，并要求跨国公司遵守它的网络内容规定，甚至当这些公司在中国境外运营的时候也要遵循这些规定。
‘新的《网络安全法》赋予中国政府广泛的权力来控制科技公司如何运作。这些公司必须将他们当地使用者的资料存储在中国境内的服务器上，并协助安全机关获取使用者的隐私资讯。为了遵守这部法律，苹果公司与一家中国国有公司合作将中国iCloud使用者的资讯存储于当地服务器，使得这些资讯更加易于受到政府的入侵。
‘在这一年里，最令人担忧的事态发展之一是国家监控活动的激增，尤其是在西部新疆地区。那里的居民受到无处不在的、配有人脸识别技术的街边摄影机的追踪，他们还被要求下载一款手机应用程式，允许当局在手机上搜索与黑名单内容匹配的档案。’
中国的"数位化列宁主义"，恰是"独裁者学习曲线"和"极权升级换代"的尖端部件，其控制方式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正在进入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新式极权主义统治时期，已经超出了奥威尔《1984》和东德史塔西(Stasi)的想像。
一九四二年六月希特勒以"巴巴罗莎"计划闪电击溃苏联，希姆莱的党卫军跟随在后面筹划对占领区的"东方大安顿计划"：组建三个巨大的"边境定居地"、内含36个"定居要塞"，以十公里的间距通向德国；这些地区要移民25%的德国人，原住民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波兰人，大部分逐往西伯利亚，留下少数人贬为农奴，承担苦役，不予教育，顶多"数500的简单算术，会写自己的名字"——这也叫着"人群圩田"，是由士兵／农民构成的一道墙，将"永远地阻挡暴风雨和洪水般的亚洲人潮"。
这些纸上谈兵的胡思乱想，因纳粹德国迅速溃败而未能付诸实施。但后世人们读到这些史料，会好奇纳粹将以何种技术管理这种"人群圩田"？因为他们发明了"高科技杀人"的焚尸炉——灭绝犹太人的所谓"最后解决"，瓶颈是一个"杀人速度"的技术问题，奥斯威辛创造过一天毒死六千人的纪录。法西斯未遂的"高科技监控人类"，战后由英国作家奥维尔在小说《１９８４》里面想象："大洋国"里无处不在的"一块像毛玻璃一样的椭圆形金属板"、声音关不上的一个装置，叫做"电幕"，它监视所有人的隐私。这个天才虚构，于是成为"极权主义"的代名词。如今在开放社会里，"摄像监控"引起人们本能的恐惧，可能也是奥维尔留下的一种遗产。但是奥维尔想象力不逮之处，恰在高科技"监控社会"，后来居然出现在纳粹德国煞费苦心想要防堵的东方的东方——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