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农民站在田间。（图片来源：Adobe Stock）
三年是常年
在关于中国大饥荒的官方叙述中，“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长期成为最普遍、最具解释力的说法。从高层到基层，从官方文件到民间记忆，这一表述几乎被普遍接受。那么，“三年自然灾害”这一说法究竟从何而来，又是否符合事实？
杨继绳指出，“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并非事后形成，而是在灾荒尚未结束时便已开始使用。早在1958年、1959年，这一提法便已出现。到1961年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三年自然灾害”被正式写入会议文件。在随后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林彪又特别强调了这一提法，自此以后，“三年自然灾害”成为对那段历史的官方定性，并长期延续至今。
针对这一说法是否成立，杨继绳为此进行了系统调查。他五次前往国家气象局，向多位气象专家请教，并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天灾年年有，但那三年在气象意义上属于常年，并非异常严重的自然灾害年份。
中国地域广阔，本就每年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旱涝灾害。但从全国尺度看，1959年至1961年的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杨继绳在其研究中列出了五条与农业生产和粮食产量高度相关的气象曲线。这些曲线显示，那三年的偏离程度并不突出，甚至远小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些年份。然而，八十年代并未出现大规模饿死人现象，而更早的一些气象偏离更大的年份，同样未引发类似灾难。
因此，从气象与农业生产的关系来看，这三年并不具备造成全国性大饥荒的自然条件，更不可能导致数千万人死亡。
统计数据也支持这一判断。1959年，全国约有两亿亩农田受灾，粮食减产约200至300亿斤；1960年，成灾农田3.7亿亩，粮食减产约300至400亿斤。即便按较高估算，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也仅占粮食总减产的三分之一左右。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通过对多个省份历年灾害数据的系统统计指出，1958年至1960年的自然灾害程度，并不比历史上其他年份更严重。即便在国民党时期或更早的历史阶段，中国也经历过严重天灾，但像大跃进时期这样，因饥荒造成如此普遍、如此巨大的死亡规模，仍属罕见。因此，这场灾难显然不能简单归因于“自然灾害”。
“苏联逼债”？
在官方解释中，除“自然灾害”外，另一项重要原因被归结为“苏修逼债”。所谓“苏修逼债”，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苏联撕毁合同，二是苏联要求中国偿还债务。
杨继绳指出，这一说法在事实和时间逻辑上都难以成立。首先，所谓“撕毁合同”发生在1960年7月，主要涉及科技、武器和国防项目，与农业生产并无直接关系。而大饥荒早在1959年初就已全面爆发，至1960年7月已持续一年半以上，因此苏联撕毁合同不可能是饥荒形成的原因。
至于“逼债”，中国确实在此前对苏联负有债务，其中不少与朝鲜战争有关，本身就存在不合理性。但这些债务原本就设有明确还款期限，计划在1965年至1966年之间还清，并不存在苏联突然“逼债”的问题。
所谓“逼债”，更多源于中国方面的主动选择。毛泽东提出要“争一口气”，决定提前还债，而非苏联强制要求。
史料显示，苏联不仅没有逼债，反而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向中国提供了实际援助。1961年，在周恩来提议下，中国向苏联借入20万吨粮食，缓解了东北地区的粮食紧张。同年2月，赫鲁晓夫致信毛泽东，表示愿意以贷款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并同意将中国在易货贸易中尚未交付的价值10亿卢布货物分五年偿还，不计利息。中国政府当时对此表示高度感谢。
时任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在回忆录中明确指出，苏联并未提出逼债要求，是毛泽东主动决定提前还债。1960年7月18日，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指示周恩来测算还清对苏联债务所需时间。周恩来答复需十年，毛泽东则表示要“勒紧裤腰带”，争取五年还清。随后，政治局决定各省成立外贸小组，加快出口，以偿还债务。
这一决策作出时，中国正处在大规模饿死人的高峰期。
国民挨饿 国家外援
杨继绳指出，加速还债所需的资源，实际上还低于同期中国对外援助的规模。在大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中国不仅没有停止对外援助，反而成立了专门的援外机构，援助规模显著增加，其中不少受援国家的生活水平甚至高于中国。
根据官方数据，1958年至1962年，中国对外援助总额达23.62亿元，主要援助对象包括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蒙古以及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仅在1960年，中国就向几内亚运送1万吨大米，向阿尔巴尼亚运送1.5万吨小麦。
与此同时，中国还大量出口粮食和高档食品。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57年减少2500万吨，但粮食出口却增至415.75万吨，比1957年增加209万吨，创下历史最高记录。按原粮折算，这相当于约500万吨粮食。
以农村人均口粮计算，500万吨粮食足以供2450万人吃一年。即便只将其中一半用于国内，也足以避免大规模饿死人。然而，在1960年饥荒最严重之时，中国仍继续出口粮食272万吨。更有甚者，一批原本从加拿大进口、准备运回中国的粮食，后来在刘少奇的一封电报指示下，被转运至阿尔巴尼亚。
除粮食外，中国还出口了大量普通民众在饥荒中几乎无法见到的食品，包括鸡蛋、蜂蜜、水果、红枣、花生油、猪肉、水产品以及各类罐头食品，借此换取外汇，用于购买机器和武器。
这一切发生时，中共高层并非不知国内饥荒的严重程度。刘少奇曾亲自回湖南老家调查灾情。然而，在明知农民大批饿死的情况下，粮食仍被持续用于出口和援外。
对于这种选择，杨继绳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意识形态逻辑。国际共产主义、输出革命和所谓“兄弟国家”的政治意义，被置于本国民众生命之上。阿尔巴尼亚、朝鲜、罗马尼亚、匈牙利以及部分亚非国家，均在援助名单之列。甚至一次性向巴基斯坦提供高额援助，也被视为国际战略的一部分。
真正能够确证的事实是：在国内粮食库存仍在增加、农民大量饿死的同时，中国持续出口粮食并扩大对外援助。
欺骗、被骗，以及对欺骗的纵容与鼓励，构成了中国大饥荒年代的基本环境。在这张由谎言、恐惧和意识形态编织而成的网络中，数千万人的生命无声无息地消失。
回顾这段历史，是为了还原真相、厘清责任，使后人不再重蹈覆辙。唯有正视事实，才能真正理解那场灾难为何发生，又为何持续至如此惨烈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