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重庆被轰炸后的景象。（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文接：父母懿德（下）
《三字经》有文曰：“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说的是孟母三迁，培养孟子成人成材的故事。我们的父母，为了子女的学习和成长，含辛茹苦，主动和被迫搬迁不下十次。搬家，是一件麻烦、琐碎而又劳累的事情，那时没有搬家公司，也没有汽车装载，全凭人力操劳，特别是五十年代，数度被迫搬迁，是用“蚂蚁搬家”的方式，来回多少次才完成的，父母的勤劳可想而知。我们也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兄弟姐妹八人，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勤奋努力和聪明才智，全部大学毕业，一名博士，一名副博士，一名硕士研究生。两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在被斥责为“右倾”的1962年，在承袭奴隶社会等级制度衣钵的“出生成份血统论”稍微收敛一点的时候，弟妹三人以优异成绩同时考入同一所重点大学、重庆市最高学府——重庆大学，这在全国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成为短期传扬的佳话。送通知的邮递员说：“别人家能接到一封录取通知都不容易，这家一下就接到三封”。但不久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喧嚣声中，又成为被批判的对象。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是很难体验到那种酸甜苦辣滋味的。文革后，我们八人都被评为教授、高级工程师、主任医师等高级技术职称，发表过多篇论文、著作，有过许多发明创造和专利技术，有六人在大学任教，培育了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对国家和社会作出了较大的奉献。
我家原是一个大家庭，曾祖母在世时，祖父几兄弟，都住在重庆临江门横街。那是一栋四层楼的大院，全家和睦，享受着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寇入侵，祖辈们分家而居，此屋租赁给政府部门。1950年，为退燧川煤矿公司“田押”，被迫以1.2亿元(旧币,合新币1万2千元)变卖。我出生时已经搬离此屋，未曾住过，没有任何印象和记忆。八十年代我调回重庆后，利用春节期间开放的机会，曾到院内去蹓览过两次，2000年前后被拆除。
1937年，我们由临江门横街迁重庆朝天门大河顺城街1号，住了很短时间，就迁7号，我即诞生于此。大河顺城街是沿着重庆市城墙内侧的一条步行街，城墙外就是河滩和长江，地势较低，要上很多台阶才能到陕西街马路，街面不宽，每年夏季涨水时，城外河边住户都迁家在街面搭蓬帐居住，占据一半街面，显得更加拥挤。7号是一栋四楼加一底的大院宅，古建筑式的沉重大门，门槛很高。走上几步台阶后进入大门，底楼左、右侧各有几间大屋，是燧川煤矿公司的办事处。左侧最里面的两间由四叔祖父住，他为人威严，小孩们都有点怕他，不敢到他那里去玩，也没有太多印象。左侧还有燧川煤矿公司的厨房和饭厅，过年公司吃年饭时我们在这里聚餐。公司的房顶是很大的屋顶晒台，供作游玩和晒衣服之用。1946年春节，抗战胜利，我们在晒台上吊下灯笼，贴上灯迷，由大哥和玉嬢出迷语，供路人猜灯迷娱乐庆祝，猜中者给予奖励，连续三天。公司办公地的里侧有一个长形院坝，那也是我们小孩玩耍的天地。院坝的中间里侧上七步台阶才是四层住宅楼房的主体。每层楼中间是敞开式的厅道，隔开左右两侧的住房，一楼的厅堂作为大客厅，它又是上楼的过道，两侧放有桌椅，墙上挂有对联字画，厅堂较大，可安放乒乓桌打乒乓球，祖父去世时在这里举行了几天追悼会，和尚在这里念经做道场。一楼左侧是祖父母居住的地方，他们虔诚信奉佛教，乐善好施，除四间住室外，还有一个大佛堂，祖父去世后，有几位亲戚老太婆和祖母住在一起，几个老人天天都要念经拜佛。一楼右侧除饭厅和厨房外，另三间由八叔居住。穿过厅堂经楼梯上楼，楼层较高，每层26级台阶。我们和父母住二楼左侧4间房，请有女仆照顾众多小孩。家中有风琴和手摇式留声机，我们最爱听聂耳谱写的抗战歌曲。二楼右侧由远房亲戚张家居住，三楼右侧由么婆婆（五叔祖父去世很早）一房居住，左侧是祖母刘家亲戚。三楼后门可直通陕西街马路。四楼只有中间部分两间房，由四姨妈家居住。我们在这里住了十一年，1949年，在重庆九二火灾中被烧毁。
燧川煤矿矿区在重庆北碚澄江镇，因此我们在北碚澄江镇夏溪口还有一处住所，小时候我很喜欢随父亲到夏溪口去玩。由重庆到夏溪口有水陆两条路，陆路汽车直到住房后花园的后门，公路到此为止；水路溯嘉陵江而上，清晨起航，下午到达，岸边水很浅，轮船不能停靠，要在河中间转乘小木船靠岸，上岸后行百余步即到家。1968年，在文革疯狂浩劫恐怖时期，我偷偷读陶渊明《归去来兮》词赋时，眼前便不自觉浮现出儿时乘小木船登岸那种悠然的田园风光和纯真的童稚情怀。夏溪口房屋是一排十几间并排房间，由一条长长的走廊过道相连，过道正对着嘉陵江，眺望江中百舸争流的船只，随父兄长辈游览名胜北泉，观赏公司豢养的鸽子，渡过小溪去澄江镇运河茶馆临江品茶，小木船停泊的恬静河岸浅滩，这些就是至今还保存着的依稀美好回忆。我们家住中间的三间房，这排住房的右后面，另有几间房是燧川煤矿公司的厂房和办事处，左侧是后花园，丛生杂草，比较荒芜，大人们说有老虎，小孩不敢独自去玩。儿时的记忆虽然依稀浅薄，但其欢乐情趣却再也找不回来了。1946年前，我每年都要去夏溪口几次，以后再也没去过了。1952年，燧川煤矿公司奉准停业，此屋变卖为工人发放遣散费，不知什么时候房屋早已被拆毁。2005年元旦，我们专程来到这里，从北碚乘汽车到易家院下车，顺台阶而下，我想这里大概就是昔日的后花园吧，走到当年乘小木船登岸的地方，河岸依旧，人易物非，时光流逝，“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939年，重庆遭日寇大轰炸，五．三、五．四，惨绝人寰。城区居住，很不安全，决定另建住所，由母亲负责选址策划，最后选中重庆南岸南山上的黄桷垭椒子湾。这里地处山区，人烟稀少，敌机难以到达，靠近重庆有名的广益中学，便于大哥上学读书，附近有德国大使馆，当时德、日为同盟国，日机可能不会来，相对来说比较安全。次年，房屋建成，我们迁居于此。房屋坐落在山凹处，周围荒凉而幽静，到处是树木森林、芳草野花、鸟语花香。从黄桷垭街上到此，要经过一段坟地，附近几乎没有人家，小时候很怕单独行走。我家住房是由竹篱笆围成的大院，有六间住室和厨房、杂物房，还专建有一间教室，置有讲台和黑板。房前有一个平台式的过道，下面是一个小院坝，我们在这里捉迷藏、玩游戏、开运动会，房屋四周都是花园，花园由万年青围成，里面栽有腊梅、菊花、桃、李及其它花卉。那时交通不便，进城需经由黄桷古道上下山，坐轿、骑马或步行，还要坐船过河，至少要2小时，父亲在城里上班，经常来回往返，他为了全家的安全不辞辛劳，回家时常给我们带点水果糕点或图书玩具。抗战胜利日本投降那天带回许多鞭炮，我们燃放鞭炮庆祝胜利，那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德断交，德国大使馆撤走，因蒋介石也住在南山，1943∼44年，日机曾来轰炸过，我家后院茅屋着火，一仆丧生。抗战后期，我们到了入学读书年龄，广益中学附小最低班是小学四年级，我们的入学便是一个问题，父母专门为我们聘请了家庭教师。记忆中，小学前三年我只在海棠溪外婆家入烟雨小学非正规地读过一学期，全靠家教完成学业，1946年刚满8岁就直接进入广益中学附小读小学四年级，因而后来在小、中、大学我都是班级中年龄最小的。1948年，我们迁居沙坪坝，此屋送与黄姓佃户居住，至今基本保持原样，他的后人办起了农家乐，我们怀旧深情，常去那里故园重游。
1948年，弟妹们也到或将到读书之年，父母运筹帷幄，为子女教育成长，慕南开中学、儒英小学之名，1948年初，除大哥、大姐暂留黄桷垭读完中学、小学的最后一学期外，举家迁往沙坪坝。从城区到沙坪坝近二十公里，那时只有几辆校车算是交通工具，有时就得坐马车或步行。我们租了高家的一套房子，地名高家花园，住地之前一百米立有一块“墓园”牌坊，我们就以此二字称之。住房共有七间房屋和一间厨房，进大门有一个阳台式的小院坝，与三间屋相通联再通向其余各房间，沿房墙后面有小路通行也能到达各房间。房后是田土，由我们自行种植菜蔬，房前是一片草地和一个大墓及广阔的田地，可能是高家为照看陵墓而建的房屋，宛如农村。我和二姐同入儒英小学五年级（当时儒英小学最高班，我们是首届毕业生），妹妹和三弟入三年级和一年级，两个小弟弟读幼儿园大、小班，入学时已经开学几周。我们都是经由儒英小学、南开中学、重庆中学而进入大学的，父母的此次搬迁为我们的成长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这就是伟大的“孟母三迁”精神。父母对儒英小学非常支持，两年时间里，向学校捐赠了许多木材、纸张、物品和其它东西，多次宴请校长、老师。墓园在半山腰，下行到嘉陵江边九石岗河滩，清彻碧绿的江水，穿梭往来的船只，辛勤劳作拉船逆行的纤夫，水坑中漫游的蝌蚪，沙滩、石岩、流水、蓝天，大自然的美色尽收眼底，非常好玩。可惜这一切如今已不复存在，全被环境污染所取代。刚到儒英小学时，人地生疏。有一次在我策划下，谎称学校放假，我们跑到河边去玩了一天，晚上父母从城里回来知道此事，严厉责罚了我和二姐，在我印象中，这是一生中最严厉的一次，这就是“子不学，断机杵”的教育精髓吧。从此我们热爱读书上学，与同学相约，很早就去学校，有一次到校后听闻铃声，以为上课了，其实是起床铃。我们的学业成绩进步很快，半期考试时仅是班级十几名，到期末我和二姐都进入前三名并且保持到小学毕业。
租房终非长久之计，父母早就有所谋划，1948年底，新房子落成，它坐落在重庆中学旁，离墓园几里路程，更靠近儒英小学和沙坪坝街区。新房子是两层楼房建筑，由竹篱院墙围着，进大院门上十来级台阶有一过道，两旁是小花园，然后才到住房大门，进门右侧是一个大客厅，用帘布隔开成两个大间，与客厅相对是两间主卧，客厅左侧另一间房作为客卧，还有一间饭厅和厕所，中间由内走廊连通，并由此上楼，二楼有四间房和佛堂，供作拜佛之用。最底层地下室为一间大储藏室，以石壁砌成，堆放咸菜及杂物。石屋外有一个小平坝，修置有石桌、石凳，夏季乘凉，中秋赏月。上几步台阶有一个篮球场大小的土场坝，我们在那里踢足球、打垒球、玩游戏。场坝的另侧为厨房，隔住房有一段距离，又一侧有一个荷花池和一些田地，供作种植，享田家之乐。
1949年，朝天门住房毁于九二大火，祖母、八叔和四叔祖父都迁来此地居住，解了燃眉之危。
抗战胜利后，祖父去世，燧川煤矿公司难以维继，几经反复，决定变卖，商定九月二日立约，不想发生大火而中止，乃天意乎？从此灾难接连不断。1950年后，燧川实难维持，申请停业未获批准，不得不举债给工人发放工资。1951年被逼债将此私房以4000万元（旧币，合新币4000元）变卖，我们只得又迁回“墓园”租房居住。此房保存至今，已成危房。2005年征得主人同意，我们入室登楼拜访一次，只有客厅还住有一家人，过道堆满垃圾，楼梯摇晃，我们摄录照片留念，同时又唤起几多怀旧伤感之情。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