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又侠（图片来源: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6年2月21日讯】张又侠落马之后，各种迹象和传言可为余波荡漾，有人传言整肃张又侠已经遭到军队高层集体抵制，甚至有人传言支持张又侠的部队有异动，似乎要发动军事政变，一个在中国政治语境中并不陌生的问题再次浮现：中国军队会不会出事？会不会出现军人干政？是否存在军事政变的可能，甚至会不会重回军阀割据的历史老路？
这些问题并非凭空臆测。中国近现代史上，军人干政、军队介入政治乃至军阀混战，都曾真实发生过。然而，判断现实风险，关键并不在于历史是否发生过类似事件，而在于：在当下的制度结构与权力格局之下，这些情形是否仍具备现实条件，又可能以何种方式出现。
综合观察可以得出一个相对清晰的结论：在“军人干政”“军事政变”“军阀割据”这三种情形中，发生概率最高的并非后两者，而是低烈度、制度内的军人干政；即便如此，其空间仍然十分有限。
首先需要澄清，“军人干政”并不等同于以武力夺权，更不是坦克驶入政治中心，而是指高级将领透过正式或半正式渠道，对国家重大政治或战略决策施加影响。历史上，这种情形在中国并非不存在。文革时期，军队曾深度介入地方治理；林彪也一度被塑造成政治接班人。但林彪事件之后，中共高层形成了高度一致的判断：绝不能让军队再次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正因如此，从邓小平时期开始，到习近平执政以来，军队改革的核心方向始终高度一致，即削弱军队的政治自主性，强化党对军队的全面、制度化控制。
今天的解放军呈现出几个鲜明特征：其一，军人缺乏独立的政治平台，将领的晋升、影响力和话语权完全依附于党内评价体系；其二，军队结构高度碎片化，不同军种、战区之间被严格区隔，难以形成统一的政治行动能力；其三，政治高压无处不在，从通讯、社交到家庭关系与退休安排，均处于严密监控之下。
在这样的结构中，军人若要对政治产生影响，几乎不可能采取公开对抗的方式，更现实的路径只能是建言、劝阻，或在执行层面表现为消极执行与隐性抵抗。张又侠案恰恰揭示了这一点：相关指控并非“谋反”，而是“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表明问题发生在决策体系内部，而非体制外部。未来若出现军人干政，其表现更可能集中于对台政策、军费分配或战略方向上的隐形阻力，而非公开挑战政治权威。
至于外界最为关注的军事政变，其发生概率在现实中极低。原因并不复杂。首先，中国军队并非一个可以“一声令下、整体行动”的组织，而是被刻意设计成横向难以协调、纵向层层制衡的体系。其次，关键军事资源——包括战略武器、情报系统与部队调动权限——高度集中于中央。再次，任何异常军事动向都会被迅速政治化处理，成为不可承受的政治风险。
回顾历史，中国并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军事政变。林彪事件本质上是高层内斗的失败尝试；一九八九年军队介入政治危机，但始终服从最高权力结构，并未出现反噬行为。与苏联“八一九政变”不同，中国在制度设计上始终将防范“集体军方行动”作为底线。张又侠案之后，围绕泄密、策反、密谋等政变传言大量出现，更多反映的是资讯不透明下的政治想像，而非现实准备。真正的政变需要协调能力、行动空间与政治合法性，而当下的解放军并不具备这些条件。
军阀割据的可能性则更低。历史经验表明，军阀割据并非源于将领个人野心，而是中央丧失财政、人事与军事调动能力的结果。而在今天的中国，这三项控制力恰恰最为集中。战区并非政治“地盘”，而只是作战单元；将领频繁轮换，无法长期经营地方势力；军队早已被彻底剥离经济基础。即便军委高层出现剧烈震荡，地方部队依然难以转化为独立政治实体。张又侠落马并未开启军阀化进程，反而进一步强化了中央集权。
我认为，习近平下狠手对张又侠为代表的军中势力进行整肃，其真正的风险并不在于类似于政变这样的“爆炸式崩溃”，而在于长期内耗。当一个体系的稳定越来越依赖恐惧，决策权高度集中，不同意见难以上达，军队或许不会反叛，却可能逐渐失去提供真实回馈的能力。虽然目前基本可以判定，中国军队依然牢牢处于“党指挥枪”的框架之内。但我们也要看到，这一框架正在以越来越高的政治成本维持。应该不会出现坦克政变，也不可能发生军阀割据，但沉默、拖延与消极执行的风险正在上升。对习近平来说，就算他有充足的理由对军队进行这样的高烈度的整肃，但带来的副作用之大，恐怕不是他事先可以预料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