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群众在台湾省专卖局门前抗议。（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1947 年 2 月 27 日台北的一声枪响，拉开了台湾现代史的悲剧序幕。然而，这仅仅是“官逼民反”吗？根据多方秘密史料显示，这背后隐藏着一场由毛泽东亲自布点、华东局直接指挥的武装暴动阴谋。
2月27日，台北市大稻埕发生缉烟血案，激起积压已久的民愤。隔日（2月28日）民众涌向长官公署请愿，却遭卫兵开枪射杀，火苗随即延烧全台。
战后台湾经济崩溃、物价飞涨，加上陈仪政府采取“高度统制经济”，官员贪污腐败，文化隔阂导致军民摩擦不断。各地士绅组成“228事件处理委员会”，提出政治改革要求；与此同时，各地的武装抗争与“处委会”内部的意见分歧并行。根据胡佛档案馆研究学者林孝庭对《蒋介石日记》与档案的对照，陈仪在台北与“处委会”谈判时，语气温和，甚至承诺不派兵、不扩大。然而，他发给蒋介石的电报却完全是另一种嘴脸。
陈仪在 3 月初秘密向蒋介石要求增援。当 21 师抵达基隆港时，陈仪实际上已经对军队下达了格杀勿论的口头指令。陈仪虽在二二八爆发初期，曾私下安抚地方士绅，实际上却在电报中要求南京派兵“格杀勿论”，这种“两面人”手法是造成悲剧扩大的主因。
228事件实际的死亡人数仍有争议，在早期国民党官方 (1947) 约 500 ～ 1,000人 当时为淡化冲突，严重低估。中华民国行政院研究报告 (1992) 18,000 ～ 28,000人 根据户籍资料差额与人口模型推算，最权威参考值。228基金会赔偿件数 约 2,300余件 包含死亡、失踪及受难，但因家属恐惧或绝嗣，申请数远低于实数。海外亦有传闻死亡人数约10万，但旅美学者程晓农分析当时台湾人口约 600 万，若真有 10 万人丧生，社会结构将全面瓦解。他认为合理的受难（含死亡与入狱）数字应在 2 万人上下。
1949年十一篡政大典上，谢雪红（左一）站在毛泽东身后。（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毛泽东的指令 华东局直接领导的省工委
深挖内幕会发现“228 事件”不仅是台湾的伤痕，更是一场被中共地下党深度渗透、意图夺取政权的武装暴动预演。中共党内文献指出，事件爆发后，台北的“228 事件处理委员会”迅速被猪共地下党员渗透。中共利用群众对国民政府接收初期的不满（如米价飙涨、贪腐），将单纯的缉烟血案升级为政治抗争。
据中共华东局一份内部评估，认为 228 是“解放台湾的最好时机”。当时谢雪红（中共党员）在台中组织的“二七部队”，其骨干成员多为受过军事训练的地下党员，他们非单纯民兵，者是一场有组织的武装叛乱。事后查证也发现228 事件中共地下党核心成员名单的确不是普通的抗争者，而是受过严格地下工作训练、身负毛泽东“解放台湾”任务的职业特工。据中共中央电文，毛泽东当时对台湾工委的指示是“号召群众，瓦解国军军心，配合大陆正面战场。”这说明了 228 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国共内战在台湾岛内的延伸。那么盘踞在台湾、由中共华东局直接领导的“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省工委）又是怎么运作的呢？
蔡孝乾是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总指挥，也是当时唯一参加过长征的台籍干部。事件爆发后，他下令全台地下党员“由暗转明”，发动武装夺权，试图建立基层政权。谢雪红是中共党员，台盟创始人，亦是武装领袖；在台中组织“二七部队”，接收国军军火库，与国军进行正面武装对抗，也是中共在台“武装斗争”的旗帜。张志忠为省工委武装部长，负责军事策划，直接指挥嘉义地区的武装起义，包括围攻嘉义机场（水上机场），意图切断国军空运补给。
吴克泰为省工委委员单人煽动者角色。事件爆发当晚，他直接参与领导台北市区的群众示威，并负责联系学生力量，将规模扩大至全岛。李妈兜是省工委台南地区负责人，属基层组织。在嘉南平原发展大量武装民兵，配合张志忠的军事行动，是中共在南部农村的渗透核心。陈泽民是省工委副书记，为联络官；负责与上海、香港的中共组织传递情报，确保“台湾起义”的进度能即时报回中共中央。
事件初期，地下党员混入“处理委员会”，故意提出国民政府无法接受的政治条件（如：军警缴械、高度自治），目的就是要谈判破裂，诱发武装冲突。据一份流出的华东局内部评估，地下党被要求“必须见血”，因为只有血案才能彻底切断台湾人对国民政府的认同。事实上当时在大陆战场，国军正进行“重点进攻”。228 的爆发成功迫使蒋介石从大陆调拨整编 21 师赴台，这在战略上极大缓解了中共在山东、陕北的压力。
中国问题专家明居正教授进一步分析，中共最擅长的就是“夺取群众运动的领导权”。228 初期是自发性的，但谢雪红等人的介入，迅速将诉求从“改组政府”转向“推翻政府”。这就是典型的中共“联合战线”策略：利用中间分子，打击主要敌人（国民党）。
1949年中共发给谢雪红的任命状，任命她为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可利用的白痴 “二七部队”与投共台人的共同下场
作为 228 事件中最具代表性的中共地下党员，谢雪红在台中的武装抵抗失败后，经香港前往大陆，并创立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据悉，谢雪红因为主张“台湾人自治”与“地方文化主体性”，被中共贴上了“地方民族主义者”与“右派分子”的标签，被指控企图在台湾搞独立王国、反党反社会主义。1957 年底，她在台盟内部遭到连续十几场的“斗争大会”，被强迫承认自己是“历史反革命”。
到了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谢雪红的处境极其不堪。据当时目击者回忆，谢雪红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毒打、挂牌游街。他们揪着她的头发，逼她跪在长凳上“坐喷气式”。红卫兵质问她：“你当年在台湾为什么不直接打下台北？是不是勾结国民党？”
谢雪红在反右运动中被批斗。（网络图片）
1970 年，这位曾叱咤风云的“二七部队”灵魂人物，在孤独、贫困与病痛中于北京去世，死前仍背负着“特务”罪名。除了谢雪红，绝大多数参与 228 后撤往大陆的基层成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几乎无一幸免。杨克煌是谢雪红的亲密战友 长期被监视居住，在文革中遭到残酷批斗，精神受到极大折磨。周明 228实际参与者、台盟干部 1958 年被定为右派，下放劳改，家破人亡。撤往大陆的台籍青年学生军或基层民兵在 1950 年代“肃反”与文革中，多被怀疑是“蒋帮潜伏特务”；因为他们“了解台湾地理”，被中共怀疑随时想逃回台湾或为美军领航。
中共的逻辑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群台湾共产党人（台共）虽然帮中共打了 228 这一仗，但他们的思维带有太强的“自主意识”与“民主倾向”。对毛泽东来说，这群人是无法被彻底“驯服”的，因此必须在建政后迅速铲除，以免他们影响对台工作的绝对控制权。更何况，中共内部有一套严格的“政治成分”等级。台湾撤退回来的干部，既没有参与过长征的嫡系背景，又在“白区”（国民党统治区）待过太久。在中共眼中，这群人是“不洁净的”。228 事件只是中共夺权的棋子，一旦棋局结束，棋子就是多余的负担。中共在 1950 年代无法攻占台湾，需要找人负责。蔡孝乾的变节与谢雪红的“自治主张”成了最好的借口。中共将 228 的失败归咎于这些人的“右倾”与“背叛”，借此掩饰其军事战略上的无能。
蒋介石3月中旬给陈仪的电文，口气严肃：严禁军政人员施行报复，否则以违令论罪。（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228 事件让中共在国际宣传上获得了巨大红利
旅美学者程晓农并指出，要理解二二八，必须放在“国共内战”的大背景下。当时蒋介石的眼光盯着延安与东北，台湾被视为后勤基地；当时台湾的恶性通货膨胀虽有政策失误，但中共地下党在民间散播谣言、囤积居奇，加剧了基层民众对陈仪政府的仇恨。他强调，228 是一场“里应外合”的战略骚扰，目的是牵制国军在长江以北的兵力调度。一旦基地不稳，蒋的直觉就是用“军事手段”快速平定，而非“政治协商”。这种“军事第一”的思维，是悲剧的制度性原因。
胡佛档案馆东亚馆馆藏主任学者林孝庭的研究中分析，1947年的蒋介石正处于国共内战的焦虑期；蒋介石最初对台湾局势的认知，高度依赖陈仪的电报，陈仪早期为了掩饰治理无能，将二二八定性为“受中共与日本遗民煽动的叛乱”，这直接导致蒋介石决定派兵调遣（如 21 师）。学者林孝庭认为二二八并非蒋介石预谋的屠杀，而是在资讯不透明、行政体系崩坏下的连锁反应。
前美国国务卿政策规划办公室中国顾问余茂春从冷战与地缘政治角度切入，认为二二八已被中共高度工具化。虽然起因是国民党治台无能，但中共随后的宣传完全扭曲了事件本质，将其包装成“无产阶级革命”，这是共产国际在亚洲扩张的一环，也是后来蒋介石在台推行长年戒严的战略心理阴影。他直言，228 事件让中共在国际宣传上获得了巨大红利。中共将此事件定调为“反法西斯斗争”，成功在美国政界与舆论界塑造了国民党“残暴、腐败”的形象，直接影响了后来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决策。他认为，中共是 228 事件在政治上最大的受益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