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评共产党》书籍自2004年11月发表以来引发中国史上最大的精神觉醒运动，迄今已超过4.5亿中国人选择退出中共党、团、队等一切组织，与中共彻底划清一些关系。 （图片来源：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网站）
我的祖父排行老三，有五弟兄。大哥行医，云游在外，早逝。么弟三十年代去世。二哥是教师，清朝末年任川东书院督学（校长），后到日本考察教育，参加同盟会，与吴玉章是好友。他受孙中山之命回国组织同盟会支部。革命成功后以教育救国为己任，曾任陆军小学、第二女子师范、留法勤工俭学会等多校校长，桃李满天下。四弟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律系，也加入了同盟会。祖父在上海经商，由陈英士介绍也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成功后，方知兄弟三人皆为同盟会员。都与吴玉章成为好友，受共产主义影响颇深。1945年吴玉章陪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我祖父去见他，听他分析内战形势，说共产党很快就要夺权建政，我祖父还很高兴，以为从此可以和平发展建设国家。
上海光复后，川籍盟员开会商议组建蜀军北伐，祖父见革命已到紧要关头，慨然将所保管兰格志股票价值七十万金悉数向银行抵借二十五万，公推熊克武为总司令，彭家珍为副总司令建立蜀军共商北代。后熊升四川督军，四叔祖任督军署军法课长兼成都关监督。后一军熊克武、但懋辛与二军发生内斗，杨森二军得到吴佩孚支持取胜，四叔祖逃往上海，后再未任公职。杨森后来任重庆市长又到台湾。改革开放后杨森后代想在重庆建“重庆杨森制药”，被重庆市政府拒绝，才有著名的“西安杨森制药”。祖父辈三人都对蒋介石不满而支持中共，长期订阅“新华日报”，被谎言毒害欺骗。
我父亲是长子，他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这里想写我父亲的小妹，么姑妈的故事。
她1924年出生。因为家里既有民国政府政治上的背景，又是亲共的，同时家庭还有相当经济实力，这些条件都很符合中共地下党的需要，被中共当作目标，13岁就发展她参加中共组织的“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15岁就被吸收加入共产党。
摘录几段么姑写的回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抗日风火燃遍祖国的大好山河，......我从小受父辈爱国民主思想影响，…...满腔热情的投入到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中，重庆作为抗战时期的陪都设有中国共产党的办事处，允许公开发行党报《新华日报》和党刊《群众》还出版许多革命进步书籍。我父亲思想开明，十分关心抗战时局，在家里我可以自由阅读《新华日报》因此我有很多机会接受到党的教育。”
“一天重庆学联的领导人白藜约我到嘉宁江边谈话…...我坦率的说：‘我决心参加革命’并要求白藜帮助我寻找去延安的‘关系’，白藜热心的鼓励我：‘你的决心下得好！’不久后一天她约我在南山龙井湾的山顶见面，他对我说:‘去延安和留在大后方工作同样是为抗日，都是参加革命，重庆也是一个战场’他严肃的说：‘…...你的革命热情高，决心也大，那你就更要听从党的召唤。重庆是你的故乡，你的父辈跟随孙中山参加过辛亥革命，兴办实业同情革命，你有共产党需要的社会关系，组织上决定你不去延安，就留在重庆为党工作……’我说：‘...…我明白了，革命需要我到哪里，我就应该到哪里，我不去延安了，就留在重庆为党工作’。当天深夜在油灯下忠诚的写了入党申请书。一天白藜约我到山上，庄严的通知我：‘党组织决定正式批准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组织决定你去报考清华中学’。1939年9月我进清华中学读高一年级，...…在党的领导下我积极努力工作，...…接受斗争的锻练。”
么姑妈那时的工作就是在学生中发展组织搞学生运动、罢课，游行示威等。她回忆中写到“四一年皖南事变以后，...…国统区陷入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党中央提出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周恩来提出“勤学习、勤工作、勤交友”的三勤指示，我服从党组织决定，撤离了清华中学，在家里隐蔽了一段时间。...…后进入著名的教会学校—广益中学，重读高中。...…日机对重庆狂风滥炸，山城遭灾惨重，父亲在一次轰炸中险些丧命，可谓劫后余生，...…住在黄桷桠躲避空难。有一天，父亲从黄山小别墅回到黄桷桠家中，他欣喜的和我谈起他与但懋辛叔叔一起会见辛亥革命时同盟会老战友吴玉章的事，吴老是中共中央委员，从延安来战时陪都工作，父亲与吴老聚会畅谈，对抗战时局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心情十分振奋”
“丁瑛大姐是我的党组织领导人，...…流亡重庆，为革命战斗不息，不幸身患肺病，我请父亲为她写一张名片去名医但功泽医生处置病，这样她的医药费就可以记在我父亲帐上。一年后但医生告诉我，丁瑛去看过病，但她肺痨晚期，病入膏肓，无法医治。感谢但医生的医术与医德，感激父亲的宽厚仁爱”
“1944年秋我从广益中学高中毕业，考入成都华西大学文学院哲学历史系学习。抗战胜利后学生运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翻开了崭新一页。斗争内容从‘反独裁、争民主’到‘反饥饿、反内战’从‘声援12．24’运动抗议美军暴行到1948年成都‘九．四’学案，坚持罢课斗争，斗争越来越深入，在党教育培养下我始终站在斗争的第一线，经受了锤炼。”“1948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垂死挣扎负隅顽抗，对四川的革命运动采取了更加残酷的镇压手段。9月4日成都市大中学校学生为争取生存要求平价米斗争，伪省主席王陵基派军警弹压殴打抓捕学生，制造了九．四学案，学生坚持罢课斗争取得了胜利。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进一步镇压学生蛊惑老百姓，在成都的中央日报上登出所谓‘奸匪’名单，我的名字也在其中。与此同时重庆地下党遭到敌人严重破坏，形势十分严峻。重庆家里知道了我在成都的情况，二姐为了保护我的安全连夜将我秘密存放在家中的文件、红色书籍转移销毁。初夏，我回到重庆准备去解放区，我对家人撒谎说去北平考清华大学研究生，...…”
姑妈大我15岁，我出生时她已经是地下党员，我和她接触时间很少，偶尔听到父母谈到姑妈。有一次听爸妈在说：幺妹不好好读书，南开读的好好的，非要转到不方便的清华中学，又不读了要休学，一会又要读广益中学…...要劝她读书要静下心来。还有一次我听到爸妈说幺妹用钱太厉害了，一个学生怎么用这么多钱。
姑妈退休后第一次旅游就是走“长征”路，从上海到江西到遵义再延安。平时每天到老干部活动中心“唱红歌”。
1985成都市委为了总结地下党时期的学生运动，邀请姑妈到成都开会，当时我在成都工作，姑妈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星期，这是我第一次和她交流。以后华西大学校庆她又来过成都，她有时住我家、有时住在华西上大学时的地下党好友杨教授家。因此我也认识了杨教授。杨教授是华西妇产科的，她先生钟教授是肿瘤科的，他们两个都看专家门诊。我患癌后在钟教授那看了一段时间病，以后来往比较多。她经常和我谈到她们学生时代的一些事情。
看到姑妈的回忆，转学的事当然是党给他安排的，她只听党的，家里怎么劝的了？至于花钱她回忆中说的丁瑛看病这种事情除外。还有党的活动需要。杨教授跟我讲，她常到城里我们家去玩，和我们家里的人都比较熟悉。她说在你们家里吃饭有荤席有素席，你们家人还没来我们几个女孩就荤的、素的都尝尝，再盖好。还跟你奶奶去过庙里听经。杨教授说他们三个人相约去解放区，你们姑妈来晚了，没有去成(我想是组织不让去，让她去了上海)。我们去了，但是到了那边没有让我们进解放区，接待人员叫我们回去，说你们在地下党能起到更大的作用，回来我没有钱，给你姑妈写信，她帮我写了一个条子说：“我欠来人20块大洋”我在顺城街你们家拿了20块银元。杨教授说其实你姑妈没欠我的钱。我看姑妈的回忆大概应是48年去解放区那次。那时候20块大洋是相当大的数字，当时祖父已去逝，应该是我爸付的。我想姑妈花钱厉害就是这样花的。而且绝不会只这一次，她在中学、大学发展那些地下党搞关系、搞活动肯定得花钱的。
姑妈回忆中写的在成都被上了奸党名单的事。中共篡政后49年姑妈在上海是普陀区委的宣传部长。夺权成功地下党没有用了，而且地下党是刘少奇、周恩来的地盘，毛泽东提出要淡化地下党。大约1952年左右有人找我父亲，说组织要调查童登瑄是不是叛徒，上了黑名单怎么又没事了。我听我爸妈说：当时报上名单中童登瑄是男，因为有亲戚在成都政府工作，就通知了重庆我们家，家里登报说名单童登宣是男，我们家的童登瑄是女只是同名，所以并没有被捕，然后就想安排她离开学校隐藏，当然她只听党组织的安排，最后是到了上海。
51年姑妈回重庆探亲。那时因为煤矿生产不好没有煤可挖，申请停业。但是，中共不允许停业，说是资本家破坏生产。没煤挖，但几百工人要工资、要吃饭。就卖房，连住房都卖了，卖一切能卖的，什么都没有了，(本来煤矿是有限股份公司不应把私产赔进去的)人民银行就强行借高利贷，最后把面粉厂都抵还贷款，为保留“资本家”身份公私合营时留每月5元定息。
由于家庭的变故当时姑妈把祖母接到上海由两个姑妈赡养，避免老祖母承受家庭变故的痛苦。直到54年被解放军占用的“和生”厂的厂房退回，结束租房搬家的生活，才把祖母接回。叔父因为不想当资本家就没有在自己公司任职，失业后靠手工做儿童玩具等小生意生活，非常困难压力也大，直到56年参加国家招工考试成绩优秀，被录取到成都航空学校教书。但去了不久57年就发现癌症病危。怕祖母承受不了白发人送黑发人，两个姑妈又把祖母接到上海。叔父去世一直没有告诉祖母。58年私房改造又把住房没收，我家一直住在危房里40多年，接着大跃进、大饥荒、四清、文革、因为家庭成份，每个运动我家都会受到冲击，我父亲被坐牢、被带高帽批斗、被抄家，大饥荒时在饥饿中挣扎，所以一直也没有能力把祖母接回。父母为此很内咎，直到71年母亲去上海接回祖母。73年祖母去逝，姑妈没回家，寄了10元钱汇款单附言：“丧事从俭”。很没有人情味，可能是文革极左划清界线吧。
这期间因为叔父去世，婶母没有工作，家里有四个小孩，最小的才几个月，生活非常贫困。因为么姑母一直没有生小孩，一直在想领养而没成，我母亲劝么姑过继叔叔最小的儿子，说自己亲兄弟小孩比在外边抱养的好，又减轻婶母的负担。么姑妈没有同意。但是她以后还是给叔父家寄钱补贴生活。那些年父亲和姑妈通讯不多，也可能是家庭出生不好划清界线；也可能是姑妈被怀疑是叛徒，处境也不好。虽然她根本没有被捕过，不可能是叛徒，她也一直被审查被降级，文革期间更受到批斗。
她到我家住的时候我和她交谈，我谈到父母对那几年没有扶养祖母感到很遗憾，也感谢他们姊妹对祖母的照顾。我也讲了我们家当时困难的情况：财产、住房全部收光，开学没有学费我母亲都到处借，周围的人能借钱的都借了，直到七十年代才还清。期间大哥被整成右派，母亲还和大哥一起做平工，到河边挖丝厂倒出的煤渣，由大哥挑。弟弟们假期去扛面粉袋挣学费，父亲还要被批斗，各种运动一次不落...…。她说她不知道家里的情况，我问他你想到过“革命”成功后是现在这个样子吗？她不语。我问她：叔父去世那么困难你抱小孩，抱一个未成、抱一个又没成，为什么不抱自己家人的？她说她问了老同志都说不要抱自己家的。我问她叛徒的事、文革被批斗听说头发都拽掉了。她只说，不说了都过去了，现在组织都搞清楚了。我说你想去延安，如果真去了，以你的出身整风时一定要挨整，她说不会，吴玉章会保护。我说土改时那些高干连自己的地主父母都保不了，吴玉章怎么能保你？但不管怎么说，她决不说“党”的不是。
我么姑因为受家庭教育她确实还保持有传统文化善良无私的一面，她13岁就被“党”利用，15岁加入中共被控制，什么都要问组织问老同志，家里人说的话她一点不听，自己也不能好好思考，做了一些有违背常理不近人情的事。她就是那种为了自己(被灌输)的观念活的人。
姑妈虽然39年就加入中共，把自己家里的钱都拿给中共用，算是老干部。可是直到去世一直住的是二间小卧室中间一个小过厅的房子，确实也没有贪污腐败。而且姑父去世她把遗体捐给医院，搞得姑父家人对她很不满意。她说去世也把自己的遗体捐给了医院。她还曾经说死后要把她现在住的房子交给党，我说你那个党、党官们房子多得不得了，二奶、三奶都住不完，谁瞧得起你这小屋？她被中共邪魔控制真的很可怜、可悲，她头脑中还是中共电影宣传的临死交党费。在和杨教授交往中，我谈到中共的邪恶，你们学生运动利用什么“沈崇事件”反美，其实沈崇是受党组织安排去勾引美军，她并没有被强奸，后来她去了美国。你们争温饱、反饥饿罢课游行，你们谁饥饿了？你知道大跃进农民饿到什么程度，饿死多少人？还不准农民生火，成了原始社会！谁敢说个“饿”字”？谁敢说个“不”字？我大哥在上大学一年级时学校是免费伙食4菜1汤，吃饱了也被鼓动出去游行“反饥饿”，国民政府也就是喷水把学生打散，八九六四中共可是用坦克机关枪啊。如果民国政府也用坦克、机关枪你们未必敢上街，更不会取得胜利。
“反独栽”，比较一下，谁独栽？杨教授说我们现在都明白了。毛泽东最坏，是个大淫棍。她向我推荐《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我说我不看太下流了。她说我们几个地下党同学现在都知道中共实在太坏，我们都是受骗了。现在只有你们姑妈还在保党，我邦杨教授夫妻用真名退了党。以后我也试着在电话上跟姑妈说了几次，她不置可否。最后我告诉她，杨教授他们都退了，你为什么不像她们一样也自己思考一下？杨教授说你们以前一起的同志都明白了，就你一个人还是老顽固。我姑妈说我问一下。最后她终于同意退党。我当时很高兴，但是也感到她感情并没真正转变。2014年她90岁生日我和姐弟弟三人专程到上海给她祝寿。我主要是想给她讲真相，专门送了她一个影碟机放《九评共产党》光盘。因为她家房子小住不下，她的保母也不愿意麻烦，所以我们吃、住在外面，除了生日当天以后没有见面。很遗憾没有和她深谈。我劝她一定要看《九评》她说光盘她自己不会放等以后有人来邦她放，估计她也没有看。本来机票时间是住一个礼拜的，上海消费也高，我们就借这段时间到杭州和蒋介石的故乡奉化去旅游了。2023年她去世以后，看到邦她办丧事的亲戚在微信“亲友群”中，说她的遗嘱是“把遗体捐医院，存款交给党”，我赶快发了微信“给谁都可以，千万别把钱给党”，结果可能还是交给了党，因为这个亲戚也是小粉红的思想，他以后也没回复。但是姑妈这个愿望等于把已经退出的党又加入进去了，所以她的未来会很可悲。
姑妈从13岁起跟共产党走，15岁正式加入，到处搞学生运动、搞乱国家，地下党的日子心情很紧张。中共当政后，被怀疑是叛徒，中共整人更厉害，可能比地下党时还紧张。可以说心情没有放松愉快的时候，没有一天好日子。虽然自己在经济上、在身心上都做了付出，可是奉献的对象错了，一切都奉献给魔鬼了，结果当然是可悲了。希望那些还没有认清中共面目的人，接受我姑妈的教训：“跟中共走，不管你为它付出多少，都不会得到好结果”。当然还有天意天惩。看清中共的邪教本质，远离中共，三退保平安。希望可贵的中国人顺天意保平安。做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