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穿汉巾的男孩儿正在观看陈列中的竹衣和竹夹膝。（意想图）（图片来源：Tom绘制/看中国）
早在唐代，文人墨客与匠人们便开始注意到竹子天然导热快、触感冰凉的特性。当时出现了一种名为“竹夹膝”或“竹几”的镂空竹编器具。唐代诗人陆龟蒙在《以竹夹膝寄赠袭美》一诗中写道：
“截得筼筜冷似龙，翠光横在暑天中。堪临薤簟闲凭月，好向松窗卧蚑风。”
这时的竹夹膝主要用于当作抱枕，或者置于两腿间取凉，也有人认为这就是后世“竹夫人”的雏形了。然而，这种利用竹子“镂空透风、物理隔离”的降温逻辑，很快就被延伸到了内衣领域。
宋代文人士大夫讲究仪容整洁，若在闷热天气下，长袍、官服上满是汗渍，不舒服不说，在行礼时还有会有些尴尬。于是，一种轻薄的、可以垫在皮肤与衣服之间的竹编“衬背”或竹格垫开始在文人阶层中流传，用以强行撑开衣物与皮肤的接触面，形成实用的“空气循环层”。
到了元代，随着长江流域精细竹编工艺的快速发展，原本只能粗糙垫在背部的竹格，被江南匠人以精巧的技艺，完善成了可以穿在身上的功能型服饰——竹衫（又称竹汗衫、隔汗衣）。
元代著名杂剧家、散曲作家乔吉曾专门写有一首名为《折桂令．竹衫儿》的散曲，精准地记录了这种衣服的制作工艺与穿着体验：
“并刀剪龙须为寸，玉丝穿龟背成文，襟袖清凉不沾尘。汗香晴带雨，肩瘦冷搜云，是玲珑剔透人。浃背全无暑汗，曲肱时印新瘢，衬荷花落魄壮怀宽。”
根据乔吉的描述可知，竹衫是将龙须竹用尖刀裁成一寸大小的均匀竹节或竹管，再用丝线将这些小竹管纵横穿织，形成如同乌龟背壳一般的六角形或菱形镂空网眼。据说穿上这种“玲珑剔透”的衣服后，能达到“襟袖清凉不沾尘”与“浃背全无暑汗”的惊人效果。
到了明代，这种衣物进一步在官场中普及。明代中后期，福州等南方地区敬神与法事活动鼎盛，道士与主持官员在盛夏必须身着极其厚重、密不透风的丝绸道袍或礼服。
为了防止汗水浸湿外衣，朝廷官员与神职人员也会将“竹衫”作为必备的内衬。这种服饰在当时虽然隐于外衣之内，却因为极高的制作成本，成为一种身份与特权的象征。
清代是竹衣发展的鼎盛时期。清代的官员朝服制度也比较严苛。夏季上朝时，文武大臣必须穿戴齐整，虽然是绸缎等料子的补服与朝服，但是在没有任何遮荫条件的紫禁城内，尤其是在烈日曝晒的时候，在广场上跪拜、站立也会大汗淋漓。
官员们为了在保持“体面”的同时不至于中暑晕厥，将竹衣（此时多称为竹衣或竹马甲）视为夏日朝堂上的“降温利器”。清代嘉庆年间的进士吴清鹏曾做诗《竹汗衫》一首，生动地描绘了官员们穿着竹衣的场景：
“断竹续竹无寸长，千丝万丝网在纲。穿成宛比珍珠琲，着处俄生鳞甲光。刻画冰肌见姑射，点污清泪落潇湘。丈夫对客须盘礴，何必帘衣影里藏。”
据说吴清鹏将竹丝穿成的竹汗衫比作珍贵的“珍珠衫”，穿上身之后立即会感到一种神奇的“冰肌玉骨”感受。
清代的竹衣工艺此时已臻化境，选用极细的年轻竹蔑，切成如米粒般大小的微小竹管，一件竹衣往往需要消耗数万颗竹节。
其穿戴方式也很是讲究：绝对不能贴身赤裸穿着，因为硬质的竹网会夹伤皮肤与汗毛；官员们必须先穿一层轻薄的麻布衫或棉纱内衣，再套上这件竹衣，最后在最外面罩上厚重的补服朝服。
竹衣在内衣与外衣之间架起了一道厚度约为几毫米的空气层。当微风吹过，空气在镂空的竹网眼间自由流动，汗水得以迅速蒸发，既保护了朝服不被汗渍污染变色，又起到了降温防暑的目的。
除了朝廷官员，这时期的昆曲、京剧名伶在盛夏穿着厚重的蟒袍戏服登台时，也必须内衬一件竹衣，这也成为了当时上流社会人人必备的消暑秘诀。
随着清朝的覆灭与现代服饰制度的兴起，繁复昂贵、纯手工编织的官员“竹衣”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流向了博物馆。然而，隐藏在竹衣背后“在脊背处设置独立隔离层、保护外衣、避免背部受凉”的防暑智慧却在民间得以发展。
在中国南方，尤其是闽浙、两广及江南水乡，老百姓至今仍在广泛使用“汉巾”，在南方诸多方言与日常口语中，常写作或读作“隔汗巾”、“吸汗巾”。通常是一条两掌宽、长及腰背的棉纱或纯棉材质织物。
曾经走“高端工艺路线”的古代竹衣如今已经进入了博物馆，但走“实用布艺路线”的汉巾还在民间广泛使用。当夏日桑拿天来临，儿童在户外奔跑或劳动者在田间劳作时，多备几条汉巾，自衣领处塞入脊背，棉纱迅速吸收背部渗出的汗水，避免湿透的内衣死死贴在皮肤上导致背部受风着凉。汗湿之后，只需从衣领处轻轻一抽，换上一条干爽的新汉巾，外衣依然干净体面，肌体就可免受寒湿之苦了。
从唐代的筼筜竹夹膝，到元明清三代官员朝服内做工精美的龟背文竹衣，再到如今南方家家户户塞在孩子后背的那一条两掌宽的棉纱汉巾，编织的材质虽从修竹变成了棉纱，服务的阶层虽从公卿将相变成了妇孺平民。古人的智慧在历经千年的时间洗礼后，依然在华夏民族中生生不息，承传不止。
